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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小的小说家

http://www.newdu.com 2019-02-25 文艺报 须一瓜 参加讨论

    今天的题目是“胆小的小说家”,半个月前我们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刚好我在一个深山里。有人发给我一部剧本,是用我的旧小说改编的。平时我不看这些,包括《太阳黑子》,这也是对别人使用权的尊重。但这次,请求人是朋友。结果,我一看就开始冒汗。因为那个住地条件比较简陋,没有纸笔,我只好在随身带去的书的封三封四做阅读标记,一边冒虚汗,一边记录备忘。为什么一直冒汗?因为那编剧太“勇敢”了,他分不清楚抢劫和盗窃,罪别不清楚,性质不清楚,但是他就敢这么展开故事。他不了解人物所在执法机构的岗位性质,却敢随意想象、演绎出一连串很荒谬的现场心理、行为、对话,他不了解司法流程,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在整个剧本的剧情中颠三倒四,随心所欲……实在太无畏了。
    我还见过一个勇敢的编剧,她不知道律师和私人侦探是两回事,在我们国家私人侦探属于非法职业,律师业务提供法律服务,不是拿着相机到处去拍隐私的侦探,她以为律师就是私人侦探,她就敢在这错误的认识里铺展故事。她不知道获得律师资格需要通过全国律考(现国家司法考试),这是铁门槛。她还以为保姆去香港买一个假文凭就是大律师了。她甚至不了解最基本的家政生活,她能把保姆改编成每月涨1000元工资;她让保姆被富二代追求,每天使用一片千元的面膜,令东家女主嫉妒无比;还编写在高档的美容会所,女东家做美容忘了带卡,打电话叫保姆送来。保姆拿着她的金卡乱闯会所,四处推门,让每个包间都惊慌错乱,里面还设计有男女混躺做美容;编剧就要制造一个鸡飞狗跳的喜剧效果,实际上,美容会所不可能男、女宾混躺,且会员在那里长期美容,都由电脑完成记录,本来就无须带卡;如果保姆真的急需送什么,会所前台也会询问,不可能让一个外人进去乱窜,还惊扰出喜剧效果。
    我还接触过一个编剧,写一个矿难后的穷家子复仇。对于恶意的责任人,编剧非要他用一个骨灰烧制的特殊凶器进行谋杀,而且,凶器顶部还刻有专门标记,打烂人颅骨的时候,那个标记居然会显示在伤口中,还要让法医看出来。对他的创意和表达创意的勇气,我目瞪口呆。一个穷人复仇,为什么要去寻访先进技术的“骨灰”凶器?一个穷人杀人,什么方便用什么,怕矿难标志不够的话,给死者嘴里一人塞一块煤渣什么的,是不是更切实际点?
    如果我们既没有专业知识又没有生活常识,至少做一些功课吧。
    我认识的一个同道,为了写好关于铁观音的小说,他到茶山住了一两个月,做的笔记数字超过了小说本身的数字量;有个女小说家,当时她在写涉及五六十年代题材的小说,她的案头堆满了那个时代的各种书籍资料,大量的阅读研究笔记,这是必不可少的写作前期工作。
    麦克尤恩在写小说《星期六》前,用了两年的时间专门跟神经科医生讨教,积累了大量的神经外科、大脑结构和无数病理学的知识。包括麻醉师医生、急救中心这些顾问都是他的采访对象。当时我看《星期六》的时候,那种很扎实的小说肉身,一下子就产生了不容置疑的真实感。《星期六》里面有一个患有“享廷顿舞蹈症”的抢劫犯,手一直抖,主人公是一名医生,他一眼识别出犯人有这个病。小说后面写到新药实验怎样运作,医生眼里的医院细微场景等内容。小说同行一看就明白这是下了工夫的,这是真实的生活肌理。
    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的孕期是30年。最重要的是,当他确定要写的时候,他又回到案发当地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工作。
    写《刽子手之歌》的诺曼·梅勒,他在写作的时候收集了主角和他人来往的信件、法庭的证据、证人陈述,以及诺曼·梅勒自己做的各种人物采访录音100多条。
    我在想,小说家为什么小心翼翼?有人说写小说不就是胡说八道天马行空?说这个话的人可能不太明白,人性、世象或者精神真实,才是小说王道。小说家不敢瞎掰,是他知道只有源于真实的虚构,才能走向更深刻的真实,这就是虚构的真相。
    有一家报纸副刊编辑采访我时问了一个问题,问我在写《双眼台风》时有没有采访精神病院的医生?我说怎么能没有,没有他们就没有这部小说。跟他们有很多回合的互动,小说里面的很多情节,故事发展的关键点,我都事先跟他们聊是否可行,如果他们说不可行,我就重新再来。他们一边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一边告诉他们我的构想是什么,他们每次否定、每次完善我的构想时都拿出了真实、专业的依据。里面精神病警察出逃以及他在医院用的药品、药性、大小、颜色都是经过他们一一考证,能够组成情节发展的我才能用。小说初稿完成后,我又把相关的部分发给他们看,辛苦他们再次把关。
    那些专业人员被我打扰了很多次,比如警察、法官、尸检现场的法医们、技术警察。当时我书桌下面有一个装书刊杂志的大提篮,里面有大半篮子都是判决书、笔录,相关书籍、采访录音,采访的录音量很大,录音我都要反复听并且做记录,这还不包括我自己在网上搜集的大概8万字的资料,开写之前我一直在这里面打转,要获得对这些事实,这些材料的深度把握,确实很费时间很耗神。如果你觉得哪里可能糊弄过关,哪里往往就是致命伤。
    记得写《太阳黑子》时,里面有一个逃犯是协警,北京这边叫辅警吧。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请了十几位协警吃饭,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全程录音,那天晚上聊了很久,他们也很兴奋,彼此触发记忆聊了很多精彩的东西,但这仅仅是第一步。等他们走了,我自己反复听这些无比嘈杂的录音,记录的量很大,只要我感兴趣,对情节有助益的我就一直反复听,然后再采访挖掘。开写前这些工作量非常大。因为怕错。一个小说写作者为什么这么谨慎,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怕失真。失真就摧毁了小说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对真实的尊重是小说最起码的要求。这些用力的地方不一定写得很成功,但如果在这些地方有一个细节不对头,可能整个故事的链条就会坍塌。其实你写的时候没有人觉得你下了工夫,看了也就过了,但只要你不下工夫,只要哪个地方哪个细节不对,那里就一定会出卖你,出卖你整个小说的品质。
    每天傍晚我都带小狗出去溜弯,我们住在高层,一出门就进电梯,电梯里很明亮,小狗跟我们进去待一会儿后门打开又出来。我经常在想,我家的小狗一定不明白,为什么出门要去一个亮亮的小房子里面关一下然后出来又继续,回家也是这样,去一个亮亮的小房子关一下,才能回家。如果我是一只爱写小说或编剧的小狗,我可能会写道,铲屎官的社会莫名其妙,出门、进家都要进入一个亮亮的发呆室,大家一起发呆、默哀,然后才能出入平安——这就是小狗所理解的生活真实。我写下来给更小更傻的狗狗看,它们也会认为这就是在人间。
    我小时候住的邮电大院里,有户人家有七八个孩子,生活艰难,他们让一个男孩子卖冰棒,他背着里面装了很多冰棍的木箱子,整天在大院里面进出,全院的小孩子看着走不动路。觉得他是蚂蚁掉到糖罐里,老鼠掉到米缸里。一箱子冰棒啊!我们从来不明白那些冰棒他是不能吃的,我们也不明白他们家入不敷出的生计困境,如果老师让我们写真心话作文,我一定会说,我的最大理想,就是卖冰棒!做那个卖冰棒的孩子。
    写作者的认知视野,决定了其文字表达的维度,我们以为自己阐释了世界,其实我们幼稚的认知加大胆的表达,正好歪曲了世界真相,我们描绘的肤浅虚假,比垃圾还没有回收价值。我想,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写作者,应该具有包罗万象的雄心和认知力量,成为上帝都讨厌的人——他们总在僭越觊觎品尝上帝创世造人的秘密——该死的,你懂的太多了!这就是小说家的卓越。
    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面对陌生的领域,面对陌生的人心,写作者谨慎小心一点比较好。
    就我目前认识:大部分小说家比大部分影视编剧胆小。大部分的小说家会更敬畏客观外界,尊重事物内在发展逻辑。他们不太敢用“想当然”去覆盖、去解释、去安顿、去构想他自己没有弄清楚的领域。大部分的小说家只会写自己熟悉的或者下工夫搞明白了的东西。我不是在批评编剧行当,我尊重优秀的编剧,他们的诚实付出一定不会比那些优秀的小说家少。凡是用生命写作的人,文字都是诚实的。
    我还知道,小说家——尤其是优秀的小说家,他们除了在小说物质层面的谨慎小心外,大都具备敢为人先、不可一世、胆大妄为的精神内里,这就是小说家阴沉的意志力。一盘再漂亮的珠子,如果没有那个看不见的线引领穿越,哪怕它再玉润珠圆,再精准考究,质地再好也是一盘散珠,永远不会成就一条美丽项链,而这根看不见的线,才是小说家的魂魄角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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