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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著从创作出发来理解隋唐五代的文学思想，取得了丰富的成绩。它紧扣创作的实际来把握重要文学思想概念的内涵，例如“风骨”这一概念，在初盛唐有重要影响。罗著指出，要注意辨析初盛唐“风骨”观与刘勰的风骨概念的差别。从“四杰”到陈子昂再到盛唐诗人，他们对“风骨”的追求，有与魏晋人相同之处，那便是浓烈壮大的感情、巨大的气势力量；但又有不同，魏晋人偏于梗概悲凉，而初盛唐人转向明朗昂扬。刘勰对风骨的理解兼指诗文，包含对情理两方面的要求，而初盛唐人则偏指诗歌，偏重于情。 罗著善于从创作风格、创作手法、创作特色出发，提炼其文学思想，例如它指出，大历时期创作思想的主要倾向，是追求宁静淡泊的诗境，追求宁谧闲适、冷落寂寞的生活情调、追求清丽纤弱的美。对中唐尚实、尚俗、务尽、尚怪奇、重主观等诗歌思想的概括，都是紧密结合当时元白、韩孟两大诗派的创作提炼所得；对晚唐诗歌思想追求淡泊情思与境界的总结，也是来自对创作的深入观察。他还善于从创作中总结诗人的批评见解，例如指出大历、贞元间诗人崇尚二谢，主要是崇尚他们的高情、丽辞、远韵，这些见解，与同时期诗歌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理论探讨相互呼应，呈现了文学思想的复杂面貌。 王运熙、杨明所著 《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 则注重围绕文学批评来探索文学思想的历史脉络，其写作宗旨是“力求较为全面地清理各历史阶段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对曾经有所建树的批评家与论著进行科学的评价，并努力发掘新的材料，展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多彩和理论成就，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文艺理论研究和创作提供借鉴和参考。”全书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见解，有极其丰富而深入的发掘和阐述。 王著对文学批评见解的观察范围之广，超过了此前的所有著作，书中所讨论到的批评人物，如初唐刘知几、李善，盛唐任华，中唐刘禹锡、元稹、柳冕、权德舆、吕温、独孤郁、沈亚之、裴度，晚唐如李德裕、陆希声、牛希济、顾陶、吴融、黄滔、顾云、韩偓、韦庄、韦縠、欧阳炯、刘昫等人，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受到关注，王著对其批评见解的阐发，极大地丰富了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认识。对受到普遍关注的批评家，王著的阐发也更为细致深入，例如对杜甫的诗学思想，王著做了十分全面的概括总结；对白居易，既关注到他关于讽谕的思考，也梳理了他关于闲适、感伤、杂律诗的论述；对柳宗元，梳理了他文以明道的思想，也关注到他广泛学习、临文以敬，注重诗文舒洩自慰、审美愉悦作用等认识。流行于初盛唐和晚唐的诗格、诗式类著作，王著也给予充分的关注，细致地梳理了各自的内容。这些著作在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有所关注，但因其琐碎，其后的文学思想研究没有给予充分的探讨，王著的关注有很重要的意义。 罗著和王著立足创作与批评对唐代思想史的探讨，在丰富呈现历史复杂面貌的同时，也存在理论提炼概括不足的一些遗憾。罗著较多地从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创作倾向来认识诗人的诗学思想，有些认识在理论的反思上稍显单薄。王著对唐人批评见解的搜求十分详尽，但对唐人文学理论核心问题的总结与分析，则有失简略。新时期40年唐代文学思想史研究，自觉克服此前文学思想史所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但理论思考是文学思想史研究始终不能淡化的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积极深化对唐代文学思想的理论认识，很值得研究者深思。 理论思考的深化，对于唐代文学思想研究来讲，仍然不能脱离创作和批评的实际。新时期40年立足创作和批评的研究取径，仍然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创作和批评做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对此，审美艺术范式的提炼，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视角。罗宗强先生从诗歌艺术风格和创作倾向来认识文学思想，这个做法容易失之表面化。对于文学思想史研究来讲，更需要对创作风格、倾向、手法以及内在的精神内涵做综合观察，提炼出有代表性的审美艺术范式。这样的审美范式，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文学思想的理论内涵。关于审美范式的提炼，王兆鹏所提出的宋词“东坡范式”，就很有启发意义。他指出唐宋词艺术的演变，经历了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范式”到苏轼为代表的“东坡范式”，再到周邦彦为代表的“清真范式”的演变。每一种范式都是独特艺术风格、手法和精神内涵的综合体。“东坡范式”表现为四个特征：一是主体意识的强化，词的抒情主人公由“共我”向“自我”的转变；二是感事性的加强：词由普泛化的抒情向具体化的纪实的转变；三是力度美的高扬：词的审美理想由女性化的柔婉美向男性化的力度美的转变；四是音乐性的突破：词从附属于音乐向独立于音乐的转变。显然，由上述四个特征构成的“东坡范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审美范式，它来自对创作的深入观察，也因此成为深入认识宋人词学思想的重要基础。宗白华在《 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 》《 中国诗画里的空间意识 》《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 中，正是在提炼审美范式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中国的美学思想，这样的经验尤其可以为唐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所借鉴。例如，宋人严羽对唐宋诗的差别有深入的观察，而其所谓唐诗，是以盛唐诗为代表的“唐型诗”。严羽对“唐型诗”兴象玲珑等特点的观察，在后世产生深刻影响，可以成为概括盛唐诗歌艺术范式的重要参考。 此外，对唐人所普遍关注的文学观念，例如“风雅”“复古”“风骨”等，要全面观察其历史演变，作更综合的思考；对唐人关于诗学技巧与创作规范的讨论，也要结合具体的诗歌史背景，作更深入的分析。唐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深受纯文学观念的影响，这与唐代文学史研究重诗轻文的局限是有关系的。随着唐代散文研究的日趋深入，许多非抒情性的文章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对唐人诗文批评的理解也会更进一步地摆脱纯文学观念的束缚，获得更贴近历史实际的认识，由此推进唐代文学思想史的理论思考。 综上所述，理解唐人的文学思想，需要积极寻找恰切的研究方法。新时期40年的唐代文学思想研究，从创作和批评出发，打开了思想探索的有效通道。今后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对创作与批评的理论反思，这不仅对推进唐代文学思想史研究有重要意义，对深化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也会有深入的方法论启发与思想影响。 附本文题录： ● 刘 宁：《唐代创作与批评的理论反思及其深化——新时期40年唐代文学思想研究的回思与建设》，《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1期。 ● 刘 宁.唐代创作与批评的理论反思及其深化——新时期40年唐代文学思想研究的回思与建设[J].社会科学辑刊，2019（1）：5-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