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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书本读活，是很多人的追求。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概括地说，就是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不通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能代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则强调实事求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拥有这样一种大本事。他能够把书读活，得益于他别具一格的读书方法。他的读书方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值得体会。 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调查研究 人们的知识来自三个方面：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这三个学习有交叉，有贯通。这当中，书本是前人或别人的思考成果，终究来自实践，来自对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经验的概括和提升。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关注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 书本知识来自于调查研究，阅读者读书，自然也成为一种调查研究的途径了。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也包括阅看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毛泽东爱读书，同时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看起来矛盾，实则反映出他提倡的读书理念，不是为读而读，而是向前人或别人的实践经验作调查研究。怀着调查研究之心来读，就是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有了此心，翻开书页，才会觉得是在与一种生动丰富而又未知的世界打交道，由此才会有所收获。 读书要到“底”，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 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作“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所以他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何谓读书到“底”：“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上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 反复阅读经典书籍，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的价值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