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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发生了三次转向，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转向中分别出现了“文化时空错位”和“社会结构错位”的问题，而第三次“技术转向”则有助于化解错位，弥补此前研究中的不足。回到马克思，回到中国实际，推动世界文论新的“技术转向”，成为文论研究自主创新的一条改观之路。 关键词：中国文论；文化转向；技术转向 作者简介：刘方喜，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文论大致经历了三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相对于此前30年的文论状况而言的，对应于“新时期”或“80年代”，而第二次转向对应于所谓“后新时期”或“90年代”。这两次转向是在开放或全球化语境中展开的，钱中文先生认为这两次转向存在一种文化时空的“错位”现象：1980年代中国文论开始语言转向、向内转时，西方文论已开始文化转向、向外转；1990年代我们开始文化转向时，又存在“社会结构错位”问题，跟着西方文论走，则是这两次转向存在的总体不足。而推动当下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技术转向”，则有助于化解错位。 首先看第一次转向及其“文化时空错位”问题。“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等是改革开放之初重要的时代主题，也是1980年代文论第一次转向的重要背景。关于此次转向有不同的描述，如语言（学）转向、审美转向、本体（论）转向，主体（论）转向、向内转等等，涉及的核心议题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在文艺政策层面，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提出，是对过去把文艺与政治关系过分简单化、教条化倾向的一种拨乱反正，为文艺思想解放奠定了政策基础。文论界对文艺审美性、本体性、主体性等等的强调，是对过去过分片面强调文艺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一种矫正。 “风物长宜放眼量”，对某一历史时段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思，要想足够深入而准确，就需要足够的文化时间长度和文化空间宽度。1980年代中国文论的转向，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等思潮所引发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与之相比，我们的这次转向其实已存在某种文化时空错位：西方文论所谓的语言转向或结构主义转向，针对的首先是此前包括存在主义文论在内的心理主义倾向，其所谓“向内转”之“内”主要指语言、文本之内，总体上“语言学转向”是相对于“心理学”而言的，而中国文论此次“向内转”却还包括被结构主义所批评的向主体之内即人的内在心理、潜意识的转向。重视“向内转”或“内部研究”的西方新批评等，既反对社会历史和道德伦理批评，也反对主体心理批评，而具有心理主义倾向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在我们此次“向内转”中却大行其道，所谓“主体（论）转向”俨然成为我们“向内转”的重要标签之一。置于中国自己的文化时间中看，此次“向内转”所推崇的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主体心理批评，早在五四时期就已颇为盛行。凡此种种的文化时空错位，昭示着40年文论第一次转向的复杂性。 再看第二次转向及其“社会结构错位”问题。1990年代，我们迅速“与国际（西方）接轨”而开始文论的“文化转向”“图像转向”或“向外转”。西方文论的“文化转向”又与由“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由“结构主义”而“解构主义”等转向密切相关。我们文艺批评界强调，“90年代文艺”已是非常不同于“80年代文艺”的新的时代范式，中国当代文艺已由“新时期”而转向“后新时期”。此次转向使我们“与国际接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与西方文论的文化时空错位问题，但是，新的“社会结构错位”即“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错位”问题凸显出来了。西方文论后现代的“文化转向”，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一种转向，是与西方由“工业化”而“后工业化”、由“生产型（或生产者）社会”而“消费型（或消费者）社会”这种经济基础、社会实践的现实转型相因应、相合拍的。那么，1990年代乃至今天，中国是否已进入“后工业”“消费社会”？事实上，中国文论界围绕“文化转向”诸多争论的焦点也正在此：大力移植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理论的学者往往回避这一问题，而钱中文等学者强调：中国还没有真正全面实现现代化，现代性对于中国来说依然是未竟之业，因此，中国文论不应一味地只跟着西方“文化转向”走而只片面强调后现代性、消费文化等。 继“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后，当下世界文论正在经历第三次新的“技术转向”，而总体上我国文论界却依然还沉溺在第二次“文化转向”中。主导“文化转向”的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巴特、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霍尔等已相继谢世，我们的一些文论研究者却依然还是在解读这些大师，甚至在研究西方二三流学者上耗费过多精力，跟着西方走的倾向尚未得到彻底改观。我们的改观之路是：回到马克思，回到中国实际，推动世界文论新的“技术转向”。 首先，与“跟着西方走”的偏向有关，40年文论前两次转向还一定程度存在偏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第一次“语言转向”作为所谓“向内转”，对马克思结合社会实践尤其物质生产讨论文艺、文化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向有所疏离；第二次“文化转向”虽然是“向外转”，但其中作为文艺、文化活动“外部”因素，总体上是不包括经济活动尤其物质生产的，偏离倾向并未改变。 其次，以上这种偏离，在社会结构论上又与对马克思“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理论的简单化理解有关，1980年代的“语言转向”“审美转向”“本体论转向”否定把文艺定位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从而受社会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并简单化地认为马克思否认文艺及其审美的相对独立性。1990年代跟着西方走的“文化转向”又出现过分夸大“文化”作用的倾向，在与“文化转向”相伴随的西方摆脱普遍贫困的消费社会转型中，文化尤其文化消费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确实相对越来越大，但恰恰是较为发达的物质生产力才使相对于“文化（产品）消费”的“物质（产品）消费”的作用相对减弱，马克思相关理论对此依然具有极强解释力。具体从相关思想状况变化看，1968年“红色风暴”后，西方文论的“文化转向”开始极速扩张。其重要背景是：西方尤其法国知识分子由“街头革命”退缩到“书斋革命”“话语革命”，于是后现代解构主义话语大行其道，今天我们反思“文化转向”的积极或消极意义，都不应忽视西方相关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历史背景，而在1990年代跟着西方进行“文化转向”的我们，是缺乏这种深入而具体的反思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