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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是一个不长也不短的时间，如何认识、评价这40年的中国文学，作家如何表达这40年里人的生活处境，是一个既复杂又现实的问题。但在今天的文学研究的谱系里，最迫近、最当下的经验往往最复杂、最难书写，也最不值钱。小说、影视界重历史题材过于重现实题材，学术界也重古典过于重当代。厚古薄今的学术传统一直都在。也不奇怪，当下的经验芜杂、庞大，未经时间淘洗，对它的书写，多数是不会留下痕迹的。 但我觉得，以下几点值得强调。 一、写作要有当代意识。真正有价值的写作，无论是取何种题材，都必须思考“现在”。没有人有权利蔑视“现在”。持守这个立场，就是一个作家的担当。波德莱尔曾经把能够描绘现代生活的画家称之为英雄。确实，没有对当下、瞬间、此时、偶然的敏感，所谓的永恒，可能就是空洞的。所以，好的作家都是直面和思考“现在”的，当然也包括好的批评家、学者，同样有一个如何思考“现在”的问题。当年胡适说自己的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影响最大，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则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我想，正是这“顾到当前”的现实感，使胡适成了那个时期中国思想界一个敏锐的触角。钱穆说晚清以来中国文化的衰败，很大原因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而春秋战国时期，能迎来思想的黄金时代，得益于那时的思想有巨大的“现实感”，而不仅流于回忆和空谈。 切近现实问题，切近当下，永远是新思想和新艺术的源泉。就此而言，作家急需重塑现实感，甚至建立起一种“现在”本体论，以通过思考“现在”来展示自己的写作态度。 一个对“现在”没有态度的作家，很难赢得世人的尊重。而身处“现在”，如何才能处理好如此迫近、芜杂的当下经验，最为考验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尽管人的主体性可能得用一生来建构，人是什么，只有他所经历的事、走过的路才能说清楚。但文学作为时间的艺术，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现在”的绵延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人类才得以更好地理解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自己是什么。福柯说：“或许，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文学也是如此。不少人都已经意识到，今日的文学略显苍老，尤其是新起的网络文学，虽然是在新的介质上写作，但很多作家在骨子里的观念却是陈旧的，甚至是暮气重重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少了一点少年意识、青年意识，少了一点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五四前后的先贤之所以精神勃发，就在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内心都充满着对青春中国的召唤，他们当年反复思考的正是今天的我们是什么、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今天的作家要处理好这么复杂、丰富的当下经验（对于历史的长河而言，40年也不过就是当下、就是现在），更要有一种当代意识，有一种直面“现在”的勇气。 二、写作是对时间的重新理解。从时间的意义上说，这40年的中国经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不仅是历时性的不是一种经验死去，另外一种经验生长出来，而有可能是几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叠加在一起、并置在一起。认识到这些经验的复杂构成，生活才会有纵深感，文学的书写才不会表面化、浅薄化。 这令我想起本雅明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时间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时间不完全是线性的，而可能是空间的并置关系。如果只理解线性时间，而忘记了时间的空间性，可能很难理解今天这个多维度的中国。只有一种平面的视角，就会错以为生活只有一种样子、一种变化的逻辑；多种视角下的生活，才会显露出生活在多种力量纠缠和斗争中的真实状态。 仅仅把时间、空间理解成是一个物理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写作就还没有触及本质。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它除了是物理学、社会学的，也还是审美、想象、艺术的，当然也是精神性的。这种关于多维度的时间、空间的重新思考，会使我们对中国文学这40年的发展有新的理解，而不会简单地以为我们只是在经历一种进程，一种节奏，还会看到另外一些之前不为我们所知的、被遮蔽的东西。 意识到了时间的空间性，才能真正写出生活的丰富、疑难和人的复杂、多义。所谓时间的空间性，一方面是同一时间里可能叠加着不同空间的生活。比如在深圳这座城市，因为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写作者，所以这些年活跃着都市文学、乡土小说、网络写作、打工文学等多种类型。这几种写作所呈现的空间是各自运行又彼此叠加的，它的背后都是作家生活记忆和现实体验的反映，都代表着深圳这座城市真实的一面。或许有人会认为，打工文学这种有新质的写作才堪称为深圳的精神标记，但都市文学，写高科技和智能生物的作品不也代表着深圳？写乡土记忆在城市所面临的冲击和裂变，不也是很多深圳人正在经历的现实？这就是同一时间里的空间叠加。另一方面，是在同一空间里经历和体验着不同的时间。比如在我老家，一个村庄里，1999年才通电，一通电没几天，电话、电视机、录像机、电饭煲、冰箱几乎就同时出现在了一些农民家里，而我们知道，电话、电视机、录像机分别是跨度好几十年、是完全不同时间段的电子产品，可我老家的人有可能在几天之内就体验了一遍。我们村2005年才通公路，路通了以后，几乎一夜之间村里就有了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农用车、小汽车，甚至也不乏豪车，这对一些长居村里的农民而言，是非常魔幻的现实。而像我父母这代人，有那么几年时间，他们迅速经历了从辛苦种地交粮，到种地免农业税，再到不种地了也能按农田面积拿农业补贴，这些都是超越他们想象力的生活。 看起来，我们同处一个时空，其实在同一时间里叠加着不同的空间，在同一空间里又经历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生活常态。我们该如何面对它、书写它？作家的观察视角一定要宽阔、全面，才能真正公正地理解所谓的生活。单一的书写和判断可能都是片面的。当代作家应该少一点武断，多一点犹疑、两难、复杂的理解力，在都市文学外也看到打工文学，在打工文学里既看到各种层面的工人的艰苦挣扎，也看到他们奋斗的喜悦或扎根于一座城市之后的踏实感，看到生活的各种面相，再思索生活背后所潜藏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理解了生活、理解了时间的作家。 三、作家是创造时间的人。作家既是书写时间的人，也是改变、创造时间的人。当他意识到时间的某种空间性，当他试图书写时间当中某一种被遮蔽的或者不为我们所知的部分的时候，他其实是改变了时间，这意味着，他把现在这个时间和另外一种时间形态，或者和我们经常说的永恒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和真正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改革开放40年不仅是我们经历的日子和现实，它最终的面貌如何，后来者会如何认识和理解我们的时代，其实也有赖于作家的艺术创造。书写这40年，其实也是在想象的层面重新创造这40年。过去了的现实无法复现，惟有艺术的现实可以长存。明清时代的日常生活已无法重现，但借由《金瓶梅》《红楼梦》的艺术创造，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辛亥革命前后的人与事已经过去，但要了解那个时期某个阶层的人的精神面貌，只能通过鲁迅等人的小说，实实在在地知道像祥林嫂、闰土、阿Q这些人是如何生活，又如何思想的。这就是写作的意义，一种看起来虚构、想象的创造，但可以记录和还原一段真实的生活，重塑一群真实的人。 而这一切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建构一个有意义的“现在”。 只有一种“现在”，这个“现在”就是日常性的、物理的、平面的；发现很多种“现在”交织、叠加在一起，并进行多声部的对话，“现在”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这个坐标的建立，对于确证我们是谁、中国是什么，意义重大。当代文学中何以充满陈旧的写作，甚至很好的写作者可以多年在帝王将相的故事中流连忘返，就因为没有“现在”的视角，更没有来自“现在”的负重我们是什么，我们面临着怎样的精神难题，我们如何在一种无意义的碎片中迷失自己，我们又如何获得一种生活的喜悦或生存的希望，这些问题在写作中都得不到有效的回答。现实如此喧嚣，精神常常是静默的；作家时常为历史而哀恸，惟独对“现在”是不动心的。“时间总是不间断地分岔为无数个未来”，这种景象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常见，时间似乎丧失了未来的维度，只是用来回望的；作家正在丧失面对“现在”的勇气和激情，此时的经验也正在被蔑视。 如果说当代文学还存在不少苍老和暮气，我想，多半由此而来。而我更愿意看到思考“现在”、书写“今天”的写作，渴望从“现在”的瞬间看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也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时间的写作，也是超越了时间甚至创造了时间的写作。 （根据2018年11月28日在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上的专题发言录音整理、改写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