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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文学虽然并不试图再做一个时代的“裁判者”或“立法者”，但依然凭借不凡的体验、洞察、叙事和想象力深度介入并阐释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在2018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前辈作家的遒劲老到，中生代作家的精进和新变，还有新锐作家的迅速成长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2018年末，恰逢社会各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40年前，文学不但全面参与社会讨论，与时代保持敏锐共振，而且堪称为民众立言、传递民声的最佳载体。当下文学之公共属性和关怀与当年“全民文学”的盛况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但当我们梳理过去一年的文学创作，并尝试对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情况做一概述时，足堪欣慰的是，今日的文学虽然并不试图再做一个时代的“裁判者”或“立法者”，但依然凭借不凡的体验、洞察、叙事和想象力深度介入并阐释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前辈作家的遒劲老到，中生代作家的精进和新变，还有新锐作家的迅速成长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尽管任何概况性的描述都不免有删繁就简和挂一漏万的风险，且阅读视野非常有限，还是录下这篇文字，感谢那些为时代证言的文字和那些致力于现代汉语美学实践的严肃写作者。 青年写作者的审美转向 2018年2月，青年导演胡波执导的影片《大象席地而坐》荣获第68届柏林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后来又斩获第55届金马奖。而这之前，胡波身为一个风格卓异的新锐小说家却在2017年深秋潦倒自杀的消息在文学圈不断发酵，并成为开启2018年的一个标志性话题。胡波之死一方面为青年写作塑造的一系列“失败者”形象提供了一个终极的喻象，一面似乎又用一种蓄意的空缺标识一个倔强的指向，是时候为这个时代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做出公正的总结了。而在2018年，恰恰是青年小说家给文坛带来不小的惊喜，不但体现于新面孔的出现，也印证于成名青年作家沉实和内敛的审美转向。 沈阳人班宇在2018年频频登上各大刊物的头条，他的《逍遥游》更是名列《收获》杂志评选的年度短篇之首，其余《冬泳》《枪墓》等也备受好评。说起来，《逍遥游》写的也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身患尿毒症的女孩许玲玲在和一对男女朋友的旅行中猝不及防地遭受了其实是预料中的情感背叛，不过，许玲玲并不像其他年轻作家塑造的“失败者”那样仅仅是一个功能性的批判者和质询者，她千疮百孔的肉身之上有着简单然而顽韧的精神属性，班宇借这则远足的故事写出了被时代甩出轨道之外的女孩的绝望，但更写出她对尘世的眷怀，写出她在遭遇巨大的荒芜之后对伤害过她的人和伤害过她的世界的未曾折损的善念。小说对细节和语言的运用极为讲究：一个又一个的细节串联起小说整个的神经末梢，并形神毕肖地勾勒出铁西区的陋巷危楼和浮沉其间的底层众生，语言俚俗又极为精准，显现出这名年轻的写作者体察生活并加以提摄的能力。 徐衎是另一位持续活跃且在2018年有爆发式表现的小说家，他的《天边一朵云》《乌鸦工厂》《苹果刑》《仙》接连发表于重要的刊物。与班宇密实沉郁又富有烟火气的叙事质地不同，徐衎的小说从物化的现实出发，关注焦点通常指向灵与精神的层面。在短篇小说《仙》中，纪录片女导演以为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素材，但在拍摄失足女的过程中，却常常感到一种采访与被采访的逆反，这让她渐渐洞悉自己与拍摄对象深在的共同体关系。而当女导演通过扮演失足女试图去表达自己对时代边缘群体的思考时，她传达出了比单纯的纪实影像丰富得多的信息。所谓“驯兽员最终和兽陷入同一处境”，徐衎经常运用的这种隐喻方式说明他对时代的观察可能是悖论性的，但也是非常内在化的。 周嘉宁、林森和张天翼在“80后”中属于“老作家”，三人的中篇小说《基本美》《海里岸上》《辛德瑞拉之舞》处理的素材截然不同，但各自都体现出对代际审美的一种超越，尤其表现为“走出自我”的自觉。《基本美》在外省青年和香港乐队主唱的交谊中思考青年人的自我与集体、拘囿与自由、隐匿与敞开、小时代与大历史等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强调个人经验与记忆的不可剥夺，一方面又在自我身份的重建中将个体重新历史化。林森的《海里岸上》以沉郁的笔调唱响了一曲挽歌，小说通过南海渔民老苏暮年对跑海生涯的眷恋，将那些行将消逝的渔民信仰、习俗和风物一一铺展，寄寓的是作者对传统如何现代转化议题深广的思考。张天翼的《辛德瑞拉之舞》则化用最经典的灰姑娘童话，借华美的舞蹈知识逼近情感和婚恋的内核，想象力丰饶，叙事轻盈，牵连的人生命题又如此本质。 这些青年作家的不约而同，让人想起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的那个提醒：凡是没有摆脱自我，仅仅传记化地书写或反刍青春的经验，那样的小说一定是失败的。2018年的青年写作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漫长的青春症候终于过去了，自涉性的积习被更深沉的思考、更广阔的观察，更具有分担、批判和自省意识的写作代替。除了上述作品外，蔡东的《照夜白》、张悦然的《法力》、孙频的《在阳台上》、马金莲的《低处的父亲》、双雪涛的《女儿》、夏烁的《余生》、三三的《暴雨如注》等都是如此。甚至在更年轻的写作者那里也能看到这一点，比如“90后”小说家王占黑的《小花旦的故事》等一系列作品就杜绝了青春写作自恋和扮酷的恶趣味，她不写自己，而写小城里弄的爷叔阿婆，留存下她们这代人观察时代递变的独特视角。这也让我们对这些青年写作者的后续创作充满了期待。 对新旧交替的现实多样性的观照 现实主义的回潮是近年文学的趋向之一，2018年不少文学刊物都开辟专栏讨论“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化与转化问题。一个共识是，在经历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淬炼之后，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应该更宽阔，它不仅是一种创作观念和方法，也不是价值判断上应然的“好”的文学样态，更意味着对社会痛痒纤敏的回应和扎根时代的写作站位，它当然关乎取材和叙事的范式，但更关乎责任、良知和对现实的担当。 当下困扰我们的一个现实是，电子媒介提供了“崭新的资源和规则来建构想象中的自我和世界”，它不断制造出离散的空间，营造线上跨域狂欢的同时，又在放大个体的疏离感。2018年，不少作家都对这一困惑做出了观照。乔叶的《随机而动》写了一位中年女性随“手机”而动的一天，不知不觉中，她的一切都被掌中的手机所掌控，而这恐怕也是当下很多人的现实。范小青的《变脸》说的是刷脸时代，一个人若不能被自己的影像匹配所带来的身份确认的难题，这个有着荒诞结尾的小说无比真实地指向了我们所有人都置身其间的媒体景观社会，肉身被编码驯化，千差万别的个体在庞大的数据库中被分类和定位，这不仅是一个科技事实，更是关乎“何以为我”的本质命题。盛可以的《偶发艺术》要探讨的不局限于个体被技术表征，更要追问偶然会多大程度上扭转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所谓“偶发艺术”本是西方戏剧探索的一种形式，以“表现偶发性的事件或不期而至的机遇为手段，重现人的行动过程”，盛可以借用这一概念，整个小说仿佛跨界的剧本，在后设的戏剧场景中探讨偶然与人生意义的关系，并提出质问：所有的人生都能找到一个偶然或必然的解释吗？“人之为我”的根本到底是由什么来赋予的呢？ 在新旧遽然转换的当下，另一个值得观照的话题是伦理的剧变。伦理不仅是中国文化体系的核心，更是文化的特性，由它所滋养的泛道德主义的倾向浸染着社会诸多方面，而且正像韦伯指出的：“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新旧交替下的伦理之变为当下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比如任晓雯的《换肾记》，小说由换肾引出一个典型中国家庭，并提供了它千疮百孔的伦理意义上的病理切片，与媒体中泛滥的亲情鸡汤不同，这个小说写得凛冽寒凉，纠结的亲情、未彻底崩散的礼法秩序以及中国式的养老困境被情境化地展示出来。艾玛的《夹叉》借用“夹叉”的炮兵术语，将现实的畸变与战争的创伤缠绕在一起，塑造了一个善良而甘于自我施刑的女性，拷问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如何面对“夹叉”的生活。包倬的《偏方》在一个简单的跟随父亲出门远行的故事里容纳进足够丰饶的思考：父辈的“经验”对少年之“天真”的冲击，失独老人的孤独与悲郁，还有为人的诚与真、狡诈与谦卑，乃至部族的荣耀与失落等等。因此，“偏方”对准的绝不仅仅是老人，也不仅仅是失掉了诚恳的木帕，而是一场关乎时代与人心的“大病”。又如，黄咏梅的《小姐妹》通过一对相伴取暖的老姐妹的悲喜，观照老龄化社会来临下老人的爱情、亲情、友情，满蕴体恤与慈悲的气相；计文君的《婴之未孩》在关于女性成长的故事里写人心的隐微与欲望的暗流，以及都市白领深在的中产焦虑；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用散点透视的笔墨出色地勾勒出一个叫茉莉的女性近30年的情爱史，茉莉由情到欲的颓败之嬗变，成为时代一个小小的然而也是疼痛的注脚；李黎的《归途》将对旧友的缅怀和对父母的牵记，在载女儿回家的路途中一一点染出，结构看似散漫但辐射广阔，又带出一种形而上的反省；南翔的《洛杉矶的蓝花楹》、凌岚的《离岸流》写的都是中国人在洛杉矶的情感遭际和被迫的伦理调试，前者反思“中国式母亲”背后的文化根性和在全球化语境里的错位，后者则在美国想象与真实体验的落差中追问“到世界上去”的潮流后的心理动因。 传统叙事资源的转化 讲好中国故事不但是讲什么故事的问题，同样重要的还有如何去讲的问题，这关乎小说叙事的声口、修辞、结构和义理、气韵等等。某种意义上，全球语境下文化互动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张力”，而本土的叙事资源恰恰可以成为重要的补充。在这方面，2018年的中短篇小说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作品。 就素材而言，斯继东的《禁指》关注的是当下养老的社会化困境，古琴大师与乡下保姆的爱情听来离奇，却让作者写得丝丝入扣，显见了以典雅文风处理纷繁世相的能力。这里的典雅并非高蹈，而是一种活泼清朗的人文气韵，一来体现于曾先生对操琴之事的庄重恭谨，二来体现于他“越名教、任自然”的达观和对保姆相濡以沫的真挚。小说以宫商角徵羽为节，让整个作品转折玲珑，音韵铿锵，又妥帖地运用了很多江南方言，将名士的气节和做派叠印在浓酽的日常生活上，确是文气英蕤的架构。 莫言的《等待摩西》和阎连科的《道长》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充分运用民间话语的举重若轻之作，都在思考民间信仰与本土文化和时代共振的关系。《等待摩西》如题所示，“等待”也好，“摩西”也好，似乎照应着基督教和荒诞派话剧的一种潜理解，但莫言以俗白语言写来，用他最擅长的归乡的叙事结构，通过摩西三次改名的经历串联起一段家庭史，以剖析乡民深层的民间文化心理，讲的还是道地的中国故事。《道长》的语言老到，叙事简峭，措置裕如地处理了尘世的冷暖以及神性与人性的纠缠。 在2018年，还有不少小说家致力于志异传统与现代叙事的联通，如朱大可的《哭丧师》《摸骨师》、刘汀的《完美的马》、留待的《蹼足》、陈集益的《鼻子》等。以《蹼足》为例，11岁的少年大米天生脚上长蹼，他需要有水塘供他畅游才不至于让自己的双足生出白色的甲片，只是天赋异禀给他带来的并非荣耀，而是导向他隐匿的烦扰。他渴望自尊和爱，但除了在母亲和零星几个伙伴那里，他一直都是被排除在群体之外的那个“异己”。蹼足的象征意义也于焉而生，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看似常态的群体里分布的个体，都可能存在着蹼足之忧，它可能是生理性的，也可能是心理性的；可能是器质性的，也可能是精神性的。 文学对于“异”和另类的关注，恰恰是其尊严所系，甚至可以说，正是蹼足之类的异为作家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并成为定义作品性质和价值判断的重要因素。激活丰厚的志异叙事资源，应作如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