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2月25日的下午，罗兰·巴特被撞倒在法兰西公学附近的学院街上。当时他正在过马路，一辆小卡车交错驶来，而双方都没有注意。一辆停在路边的车，挡住了视线，这种现象在拥挤的巴黎是随处可见的。后来人们在车祸发生的地点刷上标语：“请开慢一点，不然您可能会轧到罗兰·巴特。”但遮挡视线的安全隐患却一点也没有改善，街区施工或者随便哪条停满车辆的单行道都继续威胁着拉丁区，而巴黎市民从未在这些死亡的悬崖边看到哪怕一面转角镜。 不久之后，身体虚弱带来的旧病复发最终把他带离人世。他的朋友们不愿接受这样一种无意义的死亡——用巴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零度的死亡，为巴特之死赋予意义的行动接踵而至。有人把这次死亡同政治阴谋联系起来。他们怨恨密特朗，指责医院最初公布巴特一切安好的消息是后者的团队为了平息舆论而释放的fake news，进而干扰了人们了解巴特病情的真实情况——由于车祸前巴特参加了密特朗的私人聚会，他的伤情可能会影响到密特朗的总统竞选。而那本让克里斯蒂瓦怨恨万分的小说《语言的第七种功能》也将巴特之死虚构成一场政治谋杀。 另一些人则提出，死亡是巴特对生命的主动放弃。母亲的去逝让他不能自已，宁可选择追随。这种解释相信，如此一来，巴特的死就会再增加一层悲情的色彩。这是一种对爱的追求，死成了为爱赴死。在回忆的文字中，巴特的友人们不断丰富这种浪漫死亡的细节。然而《罗兰·巴特传》的作者萨莫瓦约在回顾这些文学性虚构时，并没有因为他们感人的言辞而把克里斯蒂瓦/索莱尔斯夫妇的笔下的创造性回忆当作事实。“巴特肯定不会相信会在某处天空可以再次见到母亲，”萨莫瓦约说，“他没有任由自己自愿死去。”随着本书的传播，越来越多法国理论或结构主义的读者才有机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于浪漫想象的罗兰·巴特。 书写的新生 的确，这场死亡只是一场令人遗憾的死亡，可巴特本人并没有欲求这场死亡。他已经逐渐把对母亲的哀悼转化成了一种新生，他正准备着《新生》——一本被宣称要写的小说，而我们却再也无缘得见这本书的最终版本。然而，材料已经被逐步组织起来，档案和友人们的证词都显示出这项计划并非是一个玩笑，巴特在法兰西公学最后的课程“小说的准备”正与此相关。如果说友人们对巴特的死亡留下了戏剧性的记录，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说，在巴特的母亲逝世时，他们所感受到的巴特的痛苦，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巴特自己的日记流露出的悲伤比那些观察还要多得多。 巴特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巴特对旅行的兴趣大不如从前，他甚至有些恐惧，母亲的消失使活动空间的配置发生了变动，这让他无法忍受的。过去巴特习惯在每一处居所复制自己的摆设，也就是说不断再现那个使他感到舒适的空间配置。1977年10月25日母亲去逝以后，昔日的空间必然瓦解，巴特为此服丧整整一年，直到次年的10月25日才开始重新记事。如何重建秩序？如何才能度过“哀悼的第一个夜晚”？并且如何才能最终重新生活呢？“文学可以作为爱的代替品”，我们在《新生》的梗概草稿中读到这样的笔记。根据保存在档案库中的手稿和已经出版的法兰西公学课程讲稿，我们可以确定，1978年4月的摩洛哥之行中，一直试图对母亲之死作出反应的巴特，做出了皈依文学的决定，“两个非常老旧的话题进入我的精神之中：进入到文学里，进入到写作里；写作，就好像我从未做过那样：今后只能做这件事了”。 《新生》的大纲被修改了几次，但大体上都写于1979年夏季，而母亲在这部新的作品中占据了中心。作品对但丁的参照是最为明显的，后者也曾写过名为“新生”的作品。巴特把母亲为设定为引导者和偶像，让人不得不想到但丁的维吉尔和贝雅特丽齐。但我们也在大纲中看到了道家的无为、禅宗和海德格尔哲学的痕迹，以及一些从早年起就活跃的主题，诸如写作、片段、中性、分类等。那些猜测巴特为母亲而死的文学想象，恰恰避开了文学的真正力量。写作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并不是以一种篡改记忆的形式，而是通过一种凝聚力量的姿势与意志，让我们的独一性牢牢锚定在一种物质生活之中。这种写作抵抗着意识形态，拒绝着死亡。 拼卡片 目前正式出版的《罗兰·巴特全集》五卷本中，只收录了八页《新生》的大纲，读者很容易把这部所谓酝酿之中的作品当作关于巴特的一则传说、一种属于文人的姿态、一次关乎不可能性的小小尝试。然而巴特档案馆中所保留的一千零六十四张卡片却见证了巴特为之付出的努力和这项工作极大的进展。这些卡片记载着各种各样生活的片段和思考。它们被按照主题分类，并标有“新生”（VITA NOVA）的缩写VN，而巴特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它们组织起来。从材料的准备形式来看，人们可以猜测，本书将采取类似于《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巴黎的夜晚》《偶遇》或《恋人絮语》的形式。 在这些书中，情节不再是文本的纬纱，巴特在“小说的准备”课程中把这种作品称作“写作集”（album）。巴特总是在不停地写，也喜欢收集各种书写工具。每到一处，他总是购买当地的纸笔，当他于1974年访问中国时，笔墨纸砚是少数令他欣喜之物。他保留记事的习惯，有时这种习惯还会变成专门的日记。所有的学生、友人都记得巴特随时带着本子。比起教导，他更喜欢倾听，每当他人的话语稍有触及他，他就在纸上记下。《恋人絮语》里的种种场景，正是由这些手记所再现出来的。成名后的巴特经常出席博士答辩，参与者都记得巴特的公正、和蔼与好奇心，答辩中的惊喜也被巴特记下。此外，还有一种最平常的方式——摘抄。人们发现一些日记是直接从法译本的卡夫卡《日记》中摘录而来的。 巴特在写作时，会从他的卡片箱里筛选，并且也会依据将要写的内容，主动在一定时期内以主题的方式积攒卡片。接着，他会在某个南方的度假小屋集中精力对这些卡片分类重组。拼卡片是一种筛选，一种欲望的组合，并不是每张卡片都会写进书里，《恋人絮语》把草稿中计划提出的一百个场景缩减为八十个，《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则大概舍弃了一百张卡片。但所有素材会留存下来，进入下一本书的拼贴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巴特在所谓的结构主义时代或者后结构主义时代发明的新方法，而是童年起就带有的一种习惯。根据萨莫瓦约的说法，记手记这种习惯可能来自于新教，是巴特身上少有的宗教痕迹。然而，更重要的是原因在于，巴特缺乏足够的学院式写作经验，他一开始不懂得如何去组织材料。这种方法的匮乏恰恰又出现在这个热爱文字、向往文学的人身上。被迫中断的学业和长期的疗养院生活，使他得以大量地阅读，平常人用来装饰书架的米什莱全集，成了他最早一批卡片的资料来源。1947年在索邦大学注册，他曾希望把这批卡片组装成一份博士论文。这种尝试当然失败了。从这些卡片最终的归宿《米什莱》一书来看，巴特的写作无法达成大学的要求，其内容至少从表面上看过于散漫。他尝试阅读各种书籍，不过罗马尼亚繁重的工作和贫乏的藏书量限制了他的发展。 所以接下来的变化毫不奇怪，他在埃及时迅速向格雷马斯靠近。后者作为东欧流亡者，和巴特一样，也被高等师范学院体系排斥在外。两人一见如故，在后者的帮助下，巴特发现了结构语言学的方法，以及第二篇博士论文的灵感：格雷马斯那篇题为“1830年的时尚——论当时时尚杂志的服装词汇描述”的博士论文。显然，巴特那本曾想当作博士论文的《时装体系》不可能没有受到前者的影响。不过巴特是谦逊的，和结构主义缠绵不久，他就意识到结构活动也会滑向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时装体系》最终也没有成为博士论文。在出版前言中，巴特宣布这是一本过时的书，他发现经过这么多激进的尝试，最合适的方法竟然还是写《米什莱》时采取的那种拼卡片方法，而隐藏在学院式引用和行文中的《时尚体系》，其最迷人之处仍是对时装的片段式描述。 抄写生活的卡片不等同于作品，巴特很清楚这一点。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是否需要写日记，而是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才能使这些碎片被编织在一起时，既保持写作的欲望，又避免自恋式的抒情？在一部分发表于《原样》杂志上的日记片段中，我们就可以读到这种思考：“当我写下日记的时候，我体会到某种愉悦……可到了第二阶段，印象就变糟了，它无法保存下来，就像某种脆弱的美食发生了变质……我沮丧地注意到‘真诚性’的做作和‘自发性’的平庸。”巴特只能不断试验自己的写作。当然，组合是开放的，这种组合的作品带来一种书写的意志和一种关联于自身的虚构创作。往后，我们在哲学家阿甘本和南希身上能再次发现这种意志，又在杜布罗维斯基的自传虚构处发现这种意志在文学上的发展。这种写作方式在巴特死后三十年间统治了法国思想界，足以证明了巴特的先见之明。 没有共同体的共同生活 拼卡片的实践始于巴特因患肺结核而居于疗养院的那段时日，在那里巴特也体验到一种独特的共同生活。这种疗养院有点类似中世纪的隐修院，巴特在那里体会到一种现代人几乎不会经历的半集体生活，对《魔山》的阅读肯定加强了这种想法。这种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一种散漫的群居生活，在其中个体既通过共同的构造而联系在一起，彼此又是各自独立的，完全拥有自己的生活节奏。 巴特在东正教的某些小团体实践中找到其典范，希腊阿索斯山上的隐修院就是如此。村上春树在《雨天、炎天》中记录了他对这个隐修院的探访，尽管感到有些枯燥，但其非同寻常的异质性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关于共同体的新思考，决定了巴特面对激进政治运动时的审慎态度，因为这种共同生活的模式首先建立在一种巴特称之为“既不…也不…”的形式上，必然会与两种极端的生活模式相抗衡，一种是可以称为出世的孤独隐修方式，另一种则是以各种各样形式组织起来的总体主义社会生活模式。在所谓的法国理论中，这类种想法一再出现，而巴特和巴塔耶一道成为这种无力主权论的开创者。 从1968年流行至今的激进冲动，让像利奥塔这样伟大的作者也时不时地加入到一种辩证法式的颠倒游戏里去，只要看一看《后现代状况》里利奥塔对卢曼的轻浮攻击，就能够立即识别出一种无知和狂躁。巴特的乌托邦构想比他们走得更远，但他却竭力克制那种歇斯底里的狂热症，无论是对《121宣言》还是五月风暴，巴特所表现出的、常常被视为冷漠的态度，恰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样的审慎首先就在于巴特抓住了共同体生活的暧昧性，彻底的总体主义和彻底的个体主义都是不可接受的。后来一再发生的类似事件证明巴特的担心并非多余。他躲到摩洛哥，为了能远离正在巴黎上演的连篇套话，结果却正好与当地的反殖民套话迎头相撞。他对此非常痛苦，知道除了重新发明以外，哪里都躲不开这两种换了件外套的主权逻辑。 当然，就像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这种冲动时不时地还是会跃出身体，成为话语。1977年法兰西公学的就职演说中，巴特抛出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言论：“语言是法西斯主义的。”这段话毫无根据，完全忽视了学理上的可论证性，只是以一种异常高调方式把权力和强制力混为一谈。这种高调只是使得这段宣言成为一桩公认的丑闻，除去极少数的辩护和一些吸引眼球的引用，学术界根本没有采纳这种疯狂的独断。作者萨莫瓦约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为了同福柯竞争。福柯已经在公学考察了话语和权力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不进一步直接宣称话语就是权力呢？这种恶性竞价没有博得人们的好感，时至今日，哲学家文森·德贡布仍旧不断拾起巴特的这个片段，当作自己课堂上的反面教材。 巴特常常被描述为一个非正统的游牧思想家，但这只不过是在叙述一种原创思想时经常性附带的想象。从卡尔韦的《巴特传》开始，学界早已了解巴特在学院体制内的一面。巴特的行政能力极为出色，这一点是周围人有目共睹的，并且这种天赋很早就展露出来了，在罗马尼亚担任法国学院图书馆员的时候，巴特就表现出惊人的活动组织能力，善于和罗马尼亚当局周旋，并深入到当地文娱活动，与福柯在波兰留下的满地鸡毛形成鲜明对比。 年鉴学派的掌门人雅克·勒高夫写了一篇名为“行政人巴特”的文章，也为我们回忆了巴特为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作出的杰出贡献。作为一个和历史学科关系并不密切的人，巴特多次帮助布罗代尔等人填补难以写满的期刊。勒高夫刚从布罗代尔手中接过实践学院第六部的领导职务，就任命巴特加入他的改革委员会，筹备第六部的独立活动。巴特的工作没有白费，第六部在他们的努力下最终脱离实践学院，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如今它是法国最为重要的社科教研机构之一。 此事最终还牵扯到另一桩公案，人们常说是福柯帮助巴特进入法兰西公学，这个说法不错，但不太完整。根据萨莫瓦约的考察，实际上巴特入选公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雅克·勒高夫为了感谢巴特为学院独立作出的辛苦工作，而号召年鉴学派的成员对巴特进入公学予以支持。到第二个阶段时，福柯才入场，当然，他的影响力是极为巨大的，不过历史学家们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知道，在法兰西公学新晋教职的第一轮投票中，巴特仅以一票优势才得以进入下一轮。 想象的童年 巴特常常对人说起自己的小布尔乔亚出身，人们大概不会误会这是他对自己出身的厌恶和悔恨。相反，这是一种阶级幻想，能够同时满足巴特展开批判和接受享乐的双重需求。巴特曾透露其早年的贫穷，这其实只是作为没落的外省小布尔乔亚的体验与目睹巴黎的纸醉金迷生活时的震惊两相叠加造成的回溯式印象。他的外祖父是殖民地官员，为法国探索西非立下汗马功劳，殖民时代科特迪瓦的首府就以他的外祖父的名字命名，直到今天仍然未变。外祖母在巴黎先贤祠附近拥有一套宽敞的房子，经常招待瓦莱里这样的名流。这样的家庭自然没有真正体验过贫穷。度假、弹琴，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巴特显然来自所谓的教养阶层。并且，除去父亲早逝，巴特的青年时代基本无忧无虑，没有任何明显的对立情节出现。这或许也让他不会像很多激进理论家一样，在自己的理论活动中找到一个明确固定的靶子，把批判对象简单化。 和所有的爱好文学的年轻人一样，青年巴特也曾狂热地为自己的小说谋篇布局。他在信中曾吐露过他的计划：混合了自身特点的小说主角，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外省的资产阶级贵族家庭，面对着一位思想专制、保守虚伪的祖母；母亲保护儿子，但又不敢真正反抗祖母，而主角则在一系列的爱情冒险中触及社会与家庭隐秘而真实的严酷法则。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个计划是在模仿自浪漫派起就十分流行的教养小说。单是从这些严重套路化的情节，就能设想出本书之平庸。不过这并没有妨碍青年巴特对这个计划极度着迷，一连几个月都在为写这本小说做着准备。结果，最终让他放弃了这部小说的，不是小说假想中家庭的专横，而是真实生活里家庭的温暖，他对友人回信说：“……我不再想着我的小说了；我很确定我将不再继续写下去……第一个原因是我对在家里的生活特别满意，特别满意这个家带给我的温暖……以至于没法让我的小说带上几个月前我所想象的那样的苦涩、尖酸刻薄与怨恨。” 对社会地位的暧昧态度蔓延至对物质的态度，因其《神话学》而出名的巴特，在人们印象里，是一个消费社会的批判者。这不仅是普通读者的态度，像乔纳森·卡勒这样的法国理论专家，也坚持拥护揭露资本主义物质神话的早期巴特，而对晚期巴特有所保留。不过当他看过这部传记之后，想法多少有些变化。这部传记的重新发掘，让我们看到了巴特的物质主义维度。从童年起，巴特就对各种精致的小东西充满好奇和渴望，在家乡栽满植物的花园里，他把这个花园变成了换喻的对象，“花园的草地上栽满了玫瑰、绣球花（在西南部不讨人喜欢的花）、路易安娜花、大黄、旧板条箱里的被精心安置的草叶、还有一棵大木兰，它的那些白花开到了一楼卧室边上”。 花园里还有一棵无花果树，巴特认为这是一种爱情记忆的对象：“一种采摘工具，它由一根长长的竹竿和一个剪成花形的白铁漏斗制成，用来摘取最高处的那些无花果。”巴特后来对普鲁斯特的迷恋几乎是一种必然，这种对西南部生活的描绘，几乎立刻让人想到《寻找过去的时光》里对花草的描绘：“两行交相栽植的勿忘我和长春花组成一顶雅致的蓝色花冠，箍住了水光潋滟的池塘的前额，菖蒲象轩昂的王公挥落它们的宝剑，一任他们统治水域的权杖上紫色 、黄色的零落的百合花徽 ，散落在泽兰和水毛茛的头上。” 巴特诞辰百年之际，爱马仕推出了一款巴特主题的丝巾。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正派人士纷纷指责这是对巴特的亵渎，是一种颇具反讽意味的现象。不错，巴特的确揭露过物质社会的神话性质，我们总能在背后辨认出某个阶级正拉扯着傀儡线。不过，如果认为社会只要通过如此这般的揭露和启蒙，就能够恢复某种更为质朴的、本真的状态，那这就属于过于急躁地应用理论了。巴特清楚这种批判的有限性，实际上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不再满足于这样的批判了。因为任何乌托邦的设想，首先必须考虑的正是一种十足的精致性，对傅立叶和萨德的参照并不是出于接受或者辩证地接受两者具体的乌托邦方案，而恰恰是因为这两人极度复杂和精妙的分类实践能够带给我们的享乐。和巴特自己的拼卡片实践一样，所谓的结构主义就在于这种无穷无尽的组合性，乌托邦和美只能在这种实践中展开。 作为这一点的补充，指出巴特的一些生活细节显然不无用处，巴特始终对物质生活有种特别的喜爱，受益于东方国家低廉的物价，从在罗马尼亚的第一份工作起，他就一直以一种富足地姿态享受生活。他厌恶去廉价但热闹的餐厅（类似于那个时代的网红店），一直以来都在高级商店购置衣物。七十年代起，随着名望与地位的进一步上升，巴特干脆开始就在爱马仕买衣服，甚至收集宝石和戒指。奢侈与享乐最为相关，一个乌托邦可以没有享乐吗？巴特的写作已经对此作出了回答。 作为巴特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作，这部充满探索性和启发性的传记，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学界内外的一致好评，不仅因为其所展现的资料的丰富翔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再也没有借口回避这样一个谦逊、炽热而忠于写作的巴特，而正是这种对写作的爱，才拯救了结构主义的事业，使其不至于落入一种教条与意识形态。因为书写的欲望不断打搅着凝固与僵化，呈现出一种对新的追求，而超越巴特，这正是与巴特同行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