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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是作家中的劳动模范。他笔耕勤奋，创作数量非常大，从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报告文学作品50余部。今年，年过六旬的他创作出版了三部长篇报告文学：《山神》《时代大决战》和《浦东史诗》，还出版有《何建明文集》三十卷和《我的国家史》。其中，《浦东史诗》被认为是关于浦东的改革开放史记，既有史志的壮阔，同时又不失优美的诗意。 说何建明著作等身，一点儿都不是虚话。经年累月报告文学新作的创作和出版，构成了其文学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台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深切地呼应着时代的伟大召唤，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文学是可以生命相许的终身事业。”何建明说。 写报告文学不怕受委屈 何建明195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76年从军。在军队里，他担任过宣传干事和报社记者，他最初的文学创作是与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决定了他后来选择报告文学这种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文体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1978年1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报告文学开始成为一个时代新文体的标杆。这时，何建明也开始了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他最早的作品是创作于1978年前后的《腾飞吧，苍龙》和《湘西探险记》，而《湘西探险记》的撰写正是与他在湘西部队担任记者期间的经历密不可分。 在湘西、湘南等地采访，他看到乱采乱挖国家矿产资源的各种恶象，也屡次深入到那些金把头、山寨王等黑社会性质的虎穴之中去探究血腥野蛮的采矿真相，了解到了各种各样令人揪心的矿难。就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共和国告急》这部报告文学，并且摘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这次获奖极大地激励了何建明，他坚定地找到了自己创作的主攻方向，那就是倾力投身报告文学，投身这种与时代紧密勾连的，能够对社会发展前行产生积极影响的文体的创作。 部队退伍之后，他从记者、编辑做起，参与筹划、采写、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他编发的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使《中国作家》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恰在此时，共青团中央找到杂志社，希望能够组织作家去采写贫困大学生生存状况的报告文学。何建明自告奋勇承担了这项任务。他花了几个月时间，骑着单车，深入多所高校，采访了400多名贫困大学生，最终写出了《落泪是金》，推动促成了国家对于贫困大学生扶助政策的出台，激发了全社会关心、帮扶贫困大学生的热忱，推动社会捐赠资助款超过3000万元。 但是，作品的成功同时也引来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侵权诉讼官司亦相伴而至，有十几位被采访的贫困大学生站出来，声称要告何建明侵权。 这已经不是何建明第一次因为创作而受到别人的非议和“攻击”。之前，他在创作《科学大师的名利场》时，就曾引起文中所写到的一些科学家后代的尖锐批评，认为他的创作失实，甚至扬言要将他送上法庭审判。 尽管官司以何建明的胜诉告终，但就在这个官司的诉讼过程中，他的80多岁高龄的奶奶在新闻中得知自己的孙子被人告上法庭，愤懑吐血离世，给何建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伤痛。 随着何建明在创作道路上的不断攀升，逐渐如日中天，从“教育问题三部曲”，到农村三部曲等一系列作品的出版，何建明涉足了一个又一个题材领域，也一次又一次地摘得了国家级文学荣誉。2012年6月，他被推举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三届会长。何建明斩钉截铁说，报告文学就是他的生命，创作就是他的生命。 以新上海的名义致敬建设者 许多作家在创作走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都会开始一次笔墨的转换。在早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何建明关注社会热点和社会问题，自2002年以后，他的创作有了一个较大的转折，他开始更多地从应和国家社会发展的脉搏、响应时代的号召入手来选择自己的创作题材，弘扬正能量，弘扬社会正气。因此，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更多地为国家叙事，具有鲜明的家国情怀。 《根本利益》这部作品响应了当时党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者选取了山西运城市纪委书记梁雨润作为自己的主人公，讲述这个党员干部是如何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为老百姓解困难，解实忧，彰显了党的根本宗旨。《永远的红树林》响应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命题，以中央党校教授梁言顺提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作为这篇短篇报告文学的主题。在《部长与国家》《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山神》等作品中，一系列感动中国人物、时代楷模、英雄模范都成为了他笔下的主人公。在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创作道路上，他越走越深入。他撰写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所不知道的红岩故事》，以揭秘的方式讲述当年在红岩演绎的一幕幕气壮山河的英雄传奇，提炼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主题，那就是信仰的力量：一个人是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还是背叛自己的初心，这是区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根本标准。今年出版的《山神》讲述贵州大山深处的时代楷模黄大发的故事，黄大发用20多年的时间修筑了一道天渠，为村民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在表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这位老人让座，打动了亿万中国人。 近期受到关注的《浦东史诗》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艰难曲折的峥嵘历程。作家讲述了自己和浦东半个世纪的缘分。在何建明读小学时，他的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曾带着他，驾驶着一艘小木船到上海来运输肥料，不料半途小船因经受不住大轮船掀起的海浪而倾覆了，他和父亲侥幸死里逃生，被冲到了浦东的岸边，捡回了一条命。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成为一名年轻军官，和女朋友在上海外滩谈恋爱，找不到立足之处，当他提议到河对面的浦东去时，遭到女友的冷眼，因为那时的浦东还是相当荒凉的一片土地。那场恋爱最终无果而终，而何建明与浦东的缘分却延续至今。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由他担纲撰写浦东改革开放历史，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上海人的奋斗开创精神。何建明说，其实上海从来就是一个动词，一个状态，一种精神。因为这个城市就靠近大海，如果没有勇敢的行为，没有创新的锐气，没有坚韧的意志，历史和自然的浪潮早已将我们淹没。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上海的精神美、品质美，他郑重地以新上海的名义，以文学的形式，向那些平凡人和功臣们致敬。 何建明说，一辈子都不会放弃手中这支笔。作家的优势在于他比一般公民有更丰富的情感，他们的血更热。 总有些时刻让人泪流满面 在40年的创作历程中，何建明的收获是丰硕的。但是他的收获是像农民一样，是在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作之后的收获，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后的收获。在他的笔下，有数以百计的典型人物，而与之相应的，他所采访的人物早已超过了6000多人，“阅人无数”使他具备了为人民画像的本领。至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采集素材，也不少见。 2003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非典”事件发生，何建明主动请缨，深入到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小汤山医院等“非典”前线，每一天都要戴着厚厚的口罩、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到达病区去采访一线的医生和病人。就在他的采访过程中，他的女儿在家里发起了高烧，那时人人都是谈“非”色变畏惧发热，他忧心忡忡，带女儿到医院去就诊，好在很快女儿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被确诊并非“非典”，这才让他松了一口气。惊魂甫定的他以更大的激情投入采访，很快便发表了鼓舞士气人心的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 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七天，第七个七天和第100天，三次深入地震现场，冒着余震的危险采访北川、成都、都江堰等地，用心捕捉令人泪落的一个个瞬间，如同战地记者一般发回了一篇又一篇作品，后来推出了《生命第一》。 何建明长年累月在外奔波采访，而作为中国作协和多家出版机构的领导，他同时承担繁重的事务性工作。这使得他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对于家人总是有还不尽的亏欠和愧疚。即便已从作协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何建明依旧奋战在采访创作的第一线，即便是回趟常熟老家，也总是来去匆匆。 在创作中总是有许多让他泪流满面、令他激动的人和事。在采访利比亚大撤侨事件时，他听说有3万多中国人在撤离的过程中是唱着雄壮的国歌，离开利比亚的边境线的，他感受到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受到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力量。在写南京大屠杀事件时，他了解到，当年是汉奸在城里点燃灯火引导日军进攻，使得南京这座古城很快就被攻破，因此他发出了令人喟叹沉思不已的“十问中国人”。在采访天津大爆炸时，听闻了许多消防队员感人的故事，尤其是他们在临终时手臂上扬，无法还原成人形，让何建明潸然泪下并受到心灵的震撼，因此他要用自己的作品塑造出一群让人过目难忘的英雄。而为了采写黄大发，他跟随黄大发爬上几百米高的天渠，冒着随时可能摔下悬崖粉身碎骨的危险走了十几公里，以实地踏访的方式感受修筑天渠之艰难。 何建明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作为一位密切应和时代发展脉搏的报告文学作家，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冲锋的战士，是一个深邃的思想家，一个智慧的政治家，一个有远见的社会学家，甚至还应该是一个英勇的记者、一个公正的法官，应该同时具备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厚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