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构成，具有着解读作家作品，促动文学创作，影响文学思想和思潮，推动文学的传播、接受与阅读的多重功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钩玄提要地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发展中，理论批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是此起彼伏的理论争鸣，推动了文学领域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是文学批评的奔走呼号，护佑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倾向的一路前行；是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的跟踪考察与持续评说，推动了一批精品力作走向经典化；是文学理论批评不断观察新倾向，深入探究新动向，促进了整体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这样一个与创作密切互动、与时代同步前行的过程中，文学理论批评也在不断完善自身建设与学科建构。可以说，理论批评的如许历程与不凡实绩，本身即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重要收获与主要成就。 为新人新作新追求鸣锣开道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头几年，文艺界百废待兴，乍暖还寒。理论批评适应平反冤假错案、批判极左路线的需要，一方面以观点辨析、理论批判的方式，着力清算“四人帮”及其极左思想路线的文艺流毒，一方面以“共同美”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等系列文学论争，深入开展文艺理论思想的拨乱反正。经由这样双管齐下的理论批评工作，文艺界的环境氛围逐步回归正常状态，理论批评自身也获得了重新出发的蓬勃活力。 人们通常把一些文学倾向只看作是创作现象，实际上一种文学倾向得以命名，得到彰显，也是理论批评命名与阐说的产物。新时期之初，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刚一发表出来，理论批评家就从中看出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揭露“文革”创伤、反思左祸后果的思想倾向，在人们为之震惊又尚在迟疑之时，以及时而犀利的评论文章给予了旗帜鲜明的支持。如陈荒煤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冯牧的《关于〈班主任〉及其他》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力排众议，力荐新作的同时，实际上也引发了有关“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命名与研讨，推动了文艺创作的观念突破与艺术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展与深化，闭关锁国的状态得以根本改变，国外的文学文化思潮日益进入国内的文艺领域，并对文艺创作、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这时，一些领风气之先的作家在创作中开始尝试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某些手法写作小说，一度引起较大争议，如王蒙借鉴“意识流”手法写作的短篇小说，徐敬亚等人借鉴“象征派”手法写作诗歌等。理论批评界就此先后掀起“现代派倾向”问题、“新的美学原则”等问题的研讨与争论。虽然意见颇显纷纭，甚至相持不下，但大家都力求超越意识形态的框范，从艺术形式的“洋为中用”上去认识问题和讨论问题，这使得现代主义文学元素逐渐融入当代文学，成为创作中常态现象。也是由于理论批评的拓展与助动，“先锋派”文学、“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等新的写作倾向纷至沓来，源源不绝，使得文学创作日益打破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走向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以文学评论的方式扶持新人，品评新作，在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还表现为对“新生代”作家群、“70年代作家群”、“80后作家群”的关注与推介，以及对“新写实”、“底层写作”、“现实主义回归”等创作倾向的观察与论析，这种与创作现状密切互动的文学评论，实际上起到了为文学新秀鼓劲，为创新倾向扬帆的功用，使得文学创作以新潮迭起的形态，不断奋勇向前。 在关注倾向、批评偏向中激浊扬清 看似个体性的文学创作，因既与社会思潮相联系，又与审美取向相呼应，常常会在分散的状态中，显现出某些群体性倾向与思潮性动向，从而对整体的文学创作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在品评具体作家作品的同时，关注某些倾向，研判某些动向，乃至批评某些偏向，就成为理论批评界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新时期发轫之初及20世纪80年代，文学既面临着社会现状的诸多问题，自身也在复杂的境况中寻索前进的路向。在这个时候，倾向频出，偏向频见，都属于正常现象。对于理论批评而言，重要的是要及时捕捉倾向，发现问题，并通过理论辨析与批评说理的方式，来寻求共识和纠正偏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歌德”与“缺德”的争论，以及在一些小说与剧本中表现出来的狠揭社会阴暗面的写作倾向，在当时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又有其明显的偏激性。当时，面对这些创作倾向，理论批评界经由文学真实性问题研讨、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等方式，对这些现象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对其中隐含的偏向给予了批评，使更多的人们认识到，文艺的真实性内含着倾向性，文学写作只有真实性还不够，还需要由写真实走向现实主义。这些讨论都对文艺创作走出过于纠结纷乱的现实状态，走向“立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更高境界，提供了有力的助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在社会生活向经济建设大力转型的过程中，又面临市场经济大潮的强劲冲击，市场运作、通俗文学，以及个人化写作等新的文学思潮相继而来，文学场域呈现出较前更为混乱与复杂的丰繁状态。在这个时候，理论批评界开展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就市场化状态下文学人如何持守人文精神、文学创作如何避免庸俗与低俗等，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与建言。而针对当时在“新生代”作家和“70后”作家中兴起的“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理论批评在肯定其注重自我经验的积极一面的同时，不少评论文章也指出其耽于“身体写作”有意无意地“疏离时代”的消极一面，提出文学写作“不能放弃个人精神的高度”等意见。 进入新世纪以后，因为文学自身的分化、文学传播的变化、网络文学的兴起等原因，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倾向与问题。面对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娱乐化”、“碎片化”、“快餐化”等种种现象，理论批评界以各种方式进行认真观察，并提出了有力的批评。这样的工作，尤以《人民日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主办的“文艺观象”栏目最为突出。这个栏目自2014年开办以来，就一系列文艺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笔谈式的评说与回应，除去一些理论原点、批评要点的言说之外，很多话题是对各种倾向与偏向的分析与论评，在文坛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与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理论批评界在新历史条件下着力于增强理论批评的战斗性与有效性的努力。 理论与批评的相互融通与彼此借力 理论是文学现象的概括、文学经验的抽象，批评是文学作品的品评、文学创作的鉴赏，二者之间不仅有着密切的内在缘结，而且在文学活动中有分有合，相辅相成。新时期以来，理论与批评切合着创作的发展与文学的需要，在直面文学现状的理论批评实践中，形影相随，遥相呼应，以相互融通和彼此借力的方式，构成了整体理论批评活泼而生动的局面，发挥了推动文学事业不断前行的重要作用。 理论与批评文学活动中的内在融合，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表现为由创作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学论争。这些论争常常由文学创作提出问题，在研讨中出现的不同意见，也会由批评中的不同取向，上升为理论中的不同观点，事实上是理论与批评交相杂糅的文学论争，如“新的美学原则”问题、“社会主义新人”问题、“文学寻根”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现代主义倾向问题、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等等。这些论争在进行的过程中，既会在相互辩驳中展现不同的观点，又会在求同存异中形成一定的共识性看法，但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经过这样的论争，批评中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层面，理论的探讨立足于切实的创作实践，使得理论与批评经由问题的研讨与话题的探讨，更加水乳交融。 文学理论中一些带有突破性意义的问题研讨与观点阐述，常常会对包括批评在内的文学领域的各个环节产生较大的冲击与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表现得充分而淋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证，是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文学主体性问题是针对一个时期以来，文学领域里重客体轻主体、重客观轻主观等倾向造成的人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丧失，论述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的重建与确立的。这一理论内含的人本主义倾向与“向内走”的意向，在当时引起较大的争议，但通过争论与讨论，文学主体性理论所主张的“以人为思维中心”的重要理念，逐渐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并在理论批评、文学创作、文学生产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讨论既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认知，又进而探讨了文学是怎样的“人学”的问题。此后在理论批评界出现的“我评论的就是我”、“批评是一种选择”等小的论争，以及在创作领域出现的主体意识不断凸显与文体意识逐渐彰显等倾向，实际上都是主体性问题的不断扩伸与持续延宕的结果。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文学所处社会环境的纷纭多变，以及文学自身的分化与裂变，理论批评面对的问题更为丰繁而复杂，理论与批评较之20世纪80年代在相互融通上颇显弱化，一些颇具现实意义的理论研讨，未能在继续深入中取得应有的成果，比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二次元审美”问题，等等。这使我们看到，面对新的文学现状与现实需要，理论批评需要弥补的短板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很大。怎样在继承转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建构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仍然是理论批评界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依然需要理论批评家们更具创意的努力，更具力度地推进。 理论批评的学科建构与队伍建设 40年理论批评经由新时期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走过的风雨历程，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文学争鸣、理论论战和批评事件等，都是一种知识的累积、经验的积淀。在这样丰盈积累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理论批评界一些有志于文艺学概论和批评学研思的学者先后撰著了品类繁多的“文艺学概论”和“文学批评学”的著述，它们虽然角度各有不同，侧重各有差异，但因立足于40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并在理论联系实际上多有富于创意的阐发与应用，这些著述在学界内外受到广泛关注，成为教材建设和学科建构的重要基石，并使理论批评的建设打上了时代的鲜明标记。 理论批评在40年的骄人成绩，还体现在理论批评刊物的创办方面。在40年之前，全国性的理论批评刊物，只有中国文联委托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地方性的理论批评刊物基本没有。随着文学在新时期的复苏，理论批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仅20世纪80年代期间，就先后有《文艺研究》《新文学论丛》《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文艺思潮》等相继问世。40年间，既有停刊的，又有新增的，迄今仍有近40种刊物活跃于当下文坛的理论批评前沿，展示着理论批评的最新成果，在“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方面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 理论批评的民间社团组织的创办，是40年间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十七年”间，基本没有文学的民间社团组织，更没有理论批评方面的民间社团组织。文学领域里包括理论在内的民间社团组织的组建与创办，都是出现于新时期的新生事物。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纷纷成立。这些民间学术团体，涉及了文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它们经常以举办研讨会、学术年会，编著丛书和编纂资料等方式，积极开展相关的学术活动，汇集学会的研究成果，进行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在此同时也把各个门类的研究成果广泛传播于社会和更多受众。在某种意义上，民间学术团体的建立与健全，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和文学事业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依托于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和文学组织，理论批评工作者在各自为战的同时，又经由问题探讨、作品研讨等，协同合作，形成合力，这使理论批评在实战演练中逐步形成一支实力雄厚，能力强劲的基本队伍。这些年来，随着“70后”、“80后”群体中的理论批评新秀的成长，以及有志于网络文学研究的新型人才的介入，理论批评中某些缺环与弱点有望得到一定的弥补，使理论批评得以继续保持代际的合理衔接和人才的合理布局，从而继续保持活力，焕发生机，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断走向前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