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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学科指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上世纪50年代，它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光明的尾巴”。我上大学的时候，现代文学讲到赵树理，几乎就没什么可讲了，于是往往在学期的最后，匆匆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新作品交代一过，就收场了。这也正常，毕竟刚进入新的时代，一切刚开始，新的文学现象（即所谓“光明）还来不及展开。 过一段时间，新的作品逐渐多了，随之而来的批判式的评论也多了。那些批判者往往自己是专业的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姿态“居高临下”，文风也相当粗粝，给人的印象并不佳。于是，这个刚出头的新学科，也普遍不被看好，学科未曾形成，“没有学问”的判词倒是有了。在大学中文系，最有“学问”的是古代文学，再就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谁都可以做的，既然不被看好，这“光明的尾巴”也就这么拖着。 北大是最早建立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学校。我和洪子诚先生参加了初建工作，我们知道此中甘苦，我们的工作那时也不被重视，但我们坚持下来了，新建立的教研室开始编写新中国的第一本当代文学史，即《当代文学概观》。在当时的大形势下，这个学科风险不断。记得那年工农兵大学生进校，一个学生有意“考我”，题目是：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禁区？我只是支吾其词。幸好时风有变，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给予我们较多的言说自由。这些年，个人文学史、文体史、个人文集的出版也都得到允许。当代文学不仅有硕士学位，而且一些大学也开始设博士点，从这里走出来一批又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这些青年才俊是支撑这个学科的骨干。因为与社会政治的距离太近，这里依然充满险情。 但毕竟有勇者前行，有智者带领我们一路坚持。如今这个学科有无“学问”，它的学术含量和地位，应当是不被怀疑了。我们终于因自信而自重，因自重而自立，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曾经被轻视的“没有学问”的新学科走向成熟。 至于我个人，除去上述那些外在因素，使自己有时不免处境艰难之外，就学科自身而言，因为毕生从事于此，深知其中坎坷曲折，也时感从事之难。首先，这是一门不断增生和增长的学科，它只有起点而不知下限，作为研究对象，它是不断前行的、动态的学科。作品时刻涌现，资料浩如烟海，新人辈出，凡此一切，我们必须奋力跟踪追赶，无休无止。过去大批判时，我们嘲笑一些老师“发黄的讲稿”，如今我们甚至羡慕他。从事当代文学的教学，我们几乎每一次讲课都需要新的讲稿，补充、更新，甚至推翻重来，这是常态。 从事这个学科的学人，大抵都深感负荷的沉重，纷至沓来的作品需要了解，阅读量极大。而刊物和会议的繁多，呼唤着批评家的介入，写作量极大。众人皆知，有效的文学批评是建立在文本的阅读基础上的。我常告诫学生，没有阅读和思考，一个字都不要说，这是作为学者的基本和出发点。我们读过，我们才能批评一个作品。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走向进行概括，一个评论家的概括能力，往往能说明一个评论家所处的位置。 “积学”二字，在此当作别解。面对不断增长的研究对象，说来很是不忍。我们必须迅疾地淘汰那些平庸的作品，经过筛选，保留下来那些精品，而后予以归纳、总结。通常讲积学，是积累，而在本学科，却是首重淘汰。而千变万化的当代文学实践，其中的诡秘和奇异也是一种常态。作为批评家的学者，让那些奇珍在我们的眼皮下消失，却是不可原谅的失职。这里强调的是准确的判断，是学者的眼光，学识决定眼光，眼光决定概括力、判断力。最终体现为学者的胸怀，胸怀宽广，境界就高。一个学者能从异常多变而繁复的现象中有自己的发现，乃是学界所至，而又能从通常视为平常中发现不平常，则取决于胸襟，即境界。大学者有大境界。 “众神狂欢”也好，“青春文学和失去青春的文学”也好，“乡村文明的追怀和崩溃”也好，“先锋文学的终结”也好，都是批评家对于一个时代性的文学概括。目光所至，怦然心动，其间燃烧着学者的激情。激情在诗人那里是“常有”，而对于批评家和学者而言，却是“罕有”。我经常强调从事文学研究的激情，甚至强调以美文体现这种激情。而判断力、眼光、境界，那是来自于学科的观察和积累，此非一日之功，乃是长期坚持之功，而作为学者的激情却是由于热爱。 一个新生的学科，就在这样的丛莽中诞生并生长，而作为标志的并不是那些大本小本的著作，而是一代学人的出现，他们有异于他们的前辈，他们是受到严格训练并熟谙专业知识的全新的一代人。他们是学者型的批评家，又是批评家型的学者。一代新学人的出现和他们成为当今学界和批评界的主力，正是中国文学作为学科成熟的一种标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