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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民初至今，中国儿童文学已走过了百年之路。在五四运动即将100年之际来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化之路，尤有意味。暑假，因为写两篇关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论文，重新阅读了鲁迅、周作人、赵景深、茅盾、郭沫若和冰心等五四作家论儿童文学的系列论文和论著，找到了很多有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儿童文学界一直针锋相对争论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答，首先，从“儿童”这个词的词源学考察，就会发现，“儿童”一词是一个现代名词，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现代儿童观的确立，才出现了“儿童”。它是与“成人”相对的一个词。而中国古代，其实是没有“儿童”概念的，古代称“孩儿”“童子”和“蒙童”，而且“蒙学”，即是把孩子当作蒙昧之孩童的前现代教育。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古代蒙学读物即使在今天重新修订出版，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其次，民间文学里的童话故事，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不过，它们可以通过改编而使之儿童文学化。格林兄弟搜集、整理和改编民间故事，使之易被儿童接受，编成《德国儿童与家庭故事集》，是把民间文学资源有效利用、艺术化改编，使之符合现代儿童阅读与接受。再者，从叙事学的角度，民间童话被普遍认为是人类的原始叙事（其他故事从中获得营养的基本故事），后来各种叙事文体的演变，都有民间童话的叙事元素、结构与模式。如美国的伯格就认为“童话（指民间童话）中的各种因素在经过派生和发挥之后，引发了大多数其他通俗文化样式，例如侦探故事、科幻故事、恐怖故事和浪漫故事”。也就是说，民间童话是后来叙事文学，尤其是各种通俗文学、类型小说的叙事源头，这也恰恰证明古代的民间童话，不能称之为今天的儿童文学。如果《叶限》《吴洞》《老虎外婆》和《蛇郎》这样的古代民间童话被当作现代儿童文学，那也就意味着现代所有的文学样式都古已有之，这是说不通的。显然，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是一个伪命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现代儿童文学先驱的重估、重评问题。在现代文学史上，叶圣陶已经是定义为最具代表性的儿童文学的先驱，其在现代儿童文学各种史论里所扮演的角色，都是“No.1”的。但整理现代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会发现，其实，胡怀琛的《猫博士教作文》、赵景深的《纸花》和郑振铎的《兔子的故事》等童话，从艺术性来说，是一点也不亚于叶圣陶的《稻草人》的，而《稻草人》一点幻想性都没有，完全是对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仿写，又应和了当时文学研究会所追求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且《稻草人》的写法和风格与其在《礼拜六》第七期（1924年7月出版）发表的处女作《穷愁》差不多，“也是一篇通过描述贫穷的苦孩子阿松的不幸遭遇，表达作者对受凌辱、遭践踏的下一代的深怀同情的儿童小说”。但叶圣陶之所以被经典化是有多种合力的：第一，他是一个编辑家和出版家，和茅盾等人主编过《小说月报》。他代郑振铎编《小说月报》时，编发了丁玲的第一篇小说《梦珂》，巴金的中篇小说《灭亡》连载，也一举成名，因此，《小说月报》的主编在五四时期是很有话语权的。第二，1930年他从商务印书馆转到开明书店当编辑，编写开明国语课本（八册）。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主持新中国语文教材编写几十年。第三，他的《稻草人》得到了鲁迅等的首肯，鲁迅在《〈表〉译者的话》里称赞“是给中国的儿童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而鲁迅在新文化、新文学中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第四，叶圣陶在北京，在政治与文化权力中心。现代文学的先驱们，1949年留在北京进入文化权力中心的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冰心、张天翼等几位，都是文学史所重点推介的对象，后来都被经典化。 以上只是谈两个问题。但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来看，儿童文学经典化很大程度依赖于教材编写体系、政治与文化权力和现当代文学的成规。语文教材的编写体系、政治与文化权力机制和现当代文学的成规，是影响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三种最大因素和力量。这里，简单地举几个例子： 第一是郭风、秦牧和黄庆云。郭风在福建，秦牧在广东。郭风写有童话色彩的散文诗，出版有童话诗集《木偶戏》、儿童散文诗集《蒲公英和虹》和童话集《红菇们的旅行》等优秀之作，在当代散文诗界和儿童文学界都是翘楚，新时期之初的几个版本的当代文学史都会提及他的《叶笛》和《麦笛》等散文诗，但进入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史几乎不提他。秦牧的散文的艺术性不亚于杨朔和刘白羽的散文，他的童话也是非常好的，出版有《在化装晚会上》《蜜蜂和地球》等佳作，但在当代文学史里，现在也鲜有提及；而在儿童文学史论里，基本忽视了他。主要原因是这两位作家不在政治与文化权力中心。还有前些日刚刚去世的黄庆云，是广东儿童文学的前辈，也是香港儿童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不但主编儿童刊物《新儿童》和《少先队员》，还培养扶持了很多人，并写出了《地球的故事》《幼儿园的诗》《花儿朵朵开》和《金色童年》等很多佳作。她的创作题材多、文体多、质量高，还精通英语，翻译了一些国外儿童文学作家，是完全可以与严文井和陈伯吹等相提并论的，但长期被忽视。 第二是语文教材编写体系几十年不变，一直是叶圣陶确定的编写原则和编写方式。最新版语文教材由温儒敏教授担任主编，但其编写思维还沿用叶圣陶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初时，叶圣陶就提出语文教材要儿童文学化，但至今，这个“儿童文学化”并没有真正实现，不过是所有的入选材料都改编成了“语文体”。所以，语文教材编写的选文，不但决定语文教材的内容质量，也直接导致了儿童文学被刻板化。入选的作家作品是被刻板化的，而且“语文体”变成了儿童文学写作的仿效目标。所以，至今儿童文学创作最大的痼疾还是教科书化，带着浓重的教化色彩，作家以智慧长者自居，训诫儿童，教化童心，因此，创作模式化、功利化、教材化。很有意思的是，编进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作家，都被认为是经典，作家们以进入语文教材为荣。因为语文教材的一统使得教材有了权威地位，且教材编写者给语文教师的培训就刻意把教材作品当作经典，当成汉语的示范，结果是，学生们从小学到高中，学了12年语文，却很难培养其对文学与阅读的兴味，对母语也缺乏信任感。至于最基本的作文能力，就更不用说了，绝大部分学生不爱作文，也写不好作文。 第三是现当代文学成规，尤其是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对儿童文学的经典化起到规约与导向作用。在当代大学中文教育体系里，儿童文学一直是附属于现当代文学的，在有限的几所开设儿童文学课程和研究方向的师范院校里，儿童文学都是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下面的。因此，儿童文学自觉不自觉地沿用了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思维。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取向、教学模式、史写方式、理论批评方式，都影响着儿童文学。儿童文学认可的重量级作家，如鲁迅、周作人、叶圣陶、冰心和张天翼等，大多数是现当代文学教材里提及的作家；现当代文学里写到的作家，只要写过儿童文学作品的，一般都会习惯性地被认可。这是现当代文学史与相关课程给人造成的审美错觉，这可能属于误判，但很少有人质疑。 以上只是简单地就儿童文学的经典化谈点看法。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历程告诉我们，儿童文学的经典化是有多种合力的，除了作品自身的品质，还有多种外在因素和力量在制约和规范着经典的路径。探讨儿童文学的经典化，是探寻儿童文学百年现代化之路的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或方式，也能达到重估现代儿童文学的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