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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或以梦为马”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诗歌四十年的综合考察 无论是我们谈论一个时期诗歌的整体状貌与构造，还是具体而微地分析某一个具体的诗人和诗作，都离不开一个最基本的依据，即“有诗为证”。质言之，一切都要回到文本的原点，一切都要靠文本自身的成色说话。当然，诗歌评价尺度也是一个综合系统，必然会涉及到美学标准、现实标准、历史标准和文学史标准。至于纷纷攘攘的诗歌运动、活动、事件，以及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都只能是过眼云烟。在新的时代节点上，诗人从来都是最重要最精敏的回应者，因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发现、命名和创设，这也是“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对诗歌的要求。尽管并不是在任何时期都存在着文学进化论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文学的整体倒退——文学发展更多是变速器而不是加速器，但是新时期以来诗歌四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诗歌确实越来越成熟和多元化了，也逐渐形成了属于中国现代诗自身的特有传统和文化属性，其影响力、公信力也在逐渐增强。 爆裂的冰排：新的转机与诗歌的内在轨迹 一阵阵爆裂的冰排预示着春天来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我们对这段诗歌周期的历史考察不只是对其语言史和修辞史生成过程的内在轨迹和文体逻辑的揭示，也是对诗人的精神生活、思想能力以及诗歌文化空间与社会诉求的互动的动态结构予以综合考察。这是修辞学和历史诗学以及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对四十年诗歌历史的多线勾勒与立体描摹。与此同时，这也是“当代”诗歌历史化和“历史”当代化的交互过程，这是重新还原的过程，也是重新辨认和阐释的过程。 这四十年的诗歌在整体上经历了从运动到活动、从思潮到常规、从事件到个人、从社会效应到语言建设、从整体崛起到碎片分化的过程。而无论是作为思潮的“朦胧诗”还是作为运动的“第三代”，无论是“盘峰论争”开启的诗歌界的巨大争论还是新媒体时代诗歌的热浪，四十年的诗歌大体都是在泥沙俱下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可能，提供了新的契机，制造了新的秩序，同时也提供了同样多的破坏、限制、危险、混乱和无序。 四十年来的诗歌可以用风起云涌和大起大落来形容，经历了从潜流到激流、从主流到边缘的变动。这是一份复杂而丰富的诗歌语言史，是起点和新的生长点不断重临的过程，也是诗人不断踩下刹车又不断踩下油门的放缓和加速相交替的过程。而四十年来，几代诗人们在诗歌和行动中所提供的日常经验、社会经验以及语言经验、文学经验都是极其丰富的。 一定程度上诗歌的运动化和活动化使得表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反而诗歌的内质以及某种新质的缓慢发生和累积的过程被忽视。换言之，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外部的活动、生产、传播、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自律性和内部特征。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就是诗歌的内在性规定，任何流派、主义、思潮、运动、群体、社团的发展以及生息起落又无不遵从文学史的规律。任何新经验的挑战和时代的紧迫性命题都不能忽视诗歌的自律性以及内在生成的规律。质言之，在中国流行的传记阅读和社会学批评的视野下，评骘者和摇旗呐喊者都很容易投身于活动、运动和事件的喧闹中，在强化了社会语境的同时而导致对文本阅读和自足批评的僭越。 诗歌观念在这四十年当中也发生了近乎革命性的变化。纯诗与非纯诗、抒情与叙事（戏剧化）、口语与非口语、经验与超验、介入与疏离、个人与整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等等都在这四十年时间里经历了从对立到对话和逐渐融合的过程。 从1978年冬天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所掀起的新诗潮开始——而这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文化层面的对应，“朦胧诗”的热潮以及围绕着“三个崛起”的相关争论都代表了一个诗歌民主时代的到来。诗歌重新回到了个体、回到了生命、回到了人性、回到了语言，这也是真正诗歌精神的回归。此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热浪以及轰轰烈烈的校园诗歌运动在1986年的现代诗群大展中达到了高峰。尽管“第三代诗歌”在当时最大的可能性上进行了诗歌语言、修辞等方面的大胆实验，但是诗歌的运动化以及写作上的浅尝辄止和极端冒进也使得诗人的浮躁心理全面爆发。运动大于诗歌，这是历史的教训。无论诗歌回到个人还是面对社会，最终都是要回到诗歌和语言的内部来完成，反之如果只是高分贝地呐喊或近乎呻吟的自语都只能是违背了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良知、语言道德和诗性正义。实际上不只是“朦胧诗”“海子”“青春期写作”“才子写作”“抒情诗写作”值得深刻反省，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先锋诗、实验诗自身同样是需要反省的。第三代人和第三代诗歌因为过于激烈的“自我意识”“革命心理”和“运动作风”也草草结束了诗歌史的使命。质言之，诗歌的活力、持续力、创造力、发现力以及想象力既与诗人的个人才能有关，又与语言经验、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有关。 从诗歌的内部形态来看，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已经被很多其他的诗歌形式所代替，甚至出现了异质混成的“反诗”“非诗”写作。其中最具争议的现象级文本是于坚的《0档案》、西川的《致敬》以及雷平阳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这些含混、暧昧、复杂的混合式的诗歌形态确实具有陌生化特征，比如诗不再分行甚至不再分节（而更早的时候海子和昌耀都写过这种形态含混的文本），话语方式也使得抒情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而更接近于叙事性、论说性。这既是诗歌的美学观念的嬗变，也是社会巨变以及诗人复杂的现代性体验方式对诗歌文体的影响。这些带有实验和探索性的综合文本确实超出了惯常意义上人们对诗歌的理解，这些超文本具有某种“反诗歌”“反语言”“反诗意”的“僭越”性，具有诗歌、散文、札记、诗论、随感、散文诗、小说等元素的融合特征。当然，这些特异的具有含混特征的诗也更新了读者和批评者的诗歌观念。语言方式已经包含和投射了一个诗人的语言观和世界观，反抒情、去诗意、反诗歌（不分行、不分节、特殊的断句和排列方式等等）的叙述方式都在那个时代对读者包括专业批评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诗人的面貌和文本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是不争的事实。诗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写作一般意义上的诗歌。由此，长诗写作现象就值得重新检视了。四十年来，诗人们在写作上的自信力显然不断提升，而很多浸淫诗坛多年的诗人也不断尝试进行长诗写作。这似乎都是为了印证自身的写作能力以及诗歌实力，也是为了给一个想象中的诗歌史地理建立一个可供同时代和后代人所瞩目的灯塔或者纪念碑。确实，长诗对诗人的要求和挑战是近乎全方位而又苛刻的，不允许诗人在细节纹理和整体构架上有任何闪失和纰漏，同时对诗人的思想能力、精神视野、求真意志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80年代的江河、杨炼、昌耀、海子和骆一禾以及90年代的欧阳江河、于坚、西川、翟永明、周伦佑、陈超、柏桦等都曾在长诗写作中进行了尝试和创新。从80年代到今天，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代表性的长诗文本出现且不乏现象级的。但是平心而论很多诗人和评论家缺乏对这些长诗深入考察的能力和耐心，尤其是一些体量巨大的长诗使得专业阅读者也望而却步。与此同时，今天的长诗写作正面对着挑战。以往的长诗大体有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比如神话原型、英雄传奇、宗教故事、民族史诗、家国叙事等等。但是随着近年来诗歌和文化整体性结构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即感的碎片。如果没有了一个整体性结构的话，那么长诗该通过什么来完成？是继续通过故事、神话、英雄、宗教、原型，还是通过精神主体的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的话语建构？还是通过后现代自身的碎片来完成同样碎片化的长诗？甚至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很多长诗是在急迫的妄想症和文学史野心的驱使下仓促产生的，更多属于半成品和次品。 文化空间：多声部对话和开放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社会文化系统与诗歌演进之间的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是显豁的事实，比如后工业文化、城市文化、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地方文化、跨语际文化、译介文化、全球文化、媒介文化、公共空间文化对诗歌整体生态乃至新变的种种影响。 在四十年的时间里，诗人形象、诗歌功能、文学观念、文学价值观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涉及到写作主体和诗歌本体的内在、外在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当年北岛的“回答”“宣告”代表了启蒙话语、英雄主义和精英知识分子的登场，那时的诗歌无论是在个人空间还是在广场、公园、礼堂、校园和工厂等公共空间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效，那时的朦胧诗人成了社会回音壁中最响亮也是最持久的声音。那时的诗歌受到的社会关注度是前所未有的，诗歌的大众化、公共性发挥到了极致。这样一个诗歌社会化的高峰期总是使得后来的读者、诗人和批评家们心向往之，而对今天诗歌的个人化、小众化、私密化、卧室化和碎片化心存不满，对今天诗歌越来越失去了社会功能和轰动效应而满怀疑惑。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诗歌的历史和当代、个人与社会、大众和小众等问题呢？回头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引起公众的急切关注，之所以诗人能够成为振臂一呼的英雄，得到类似于今天娱乐化时代超级明星们的待遇，那也是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效应在发挥作用，那是对诗歌和历史的双重弥补的过程。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段诗歌和人性的冰冻期，而当1978年的社会大潮发生了转向的时候，被压抑太久的人性的呼声和启蒙的呐喊声才真正得到了近乎火山喷发般的释放。那时的诗歌运动和民刊运动以及社会文化思潮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那一时期的文学阅读、诗歌写作和文学活动的热潮是人们重新找回自我、找回生命、找回人性、找回文学的社会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仍是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实现的。而当90年代以来诗歌逐渐回到正轨，回到它应有的发展道路上，诗歌和诗人都安静下来的时候，这时人们就会对诗歌不满了，于是“诗人远离了时代”“诗歌远离了读者”的不满之声就接踵而至、萦绕不去了。实际上，诗歌是真正的带有小众特质的独特文体，它们回应社会和时代的方式也是极其个人化和特殊化的。诗歌不同于小说和纪实文学，诗歌往往是向内的，尽管也曾有过朗诵诗和广场诗的热潮，但是那更多是一种政治文化行为。 在这四十年的历史中，诗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开放式、对话性的结构。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的“诗歌热”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平缓期和沉静期之后又在近几年重新被激活。尤其是近年来频繁的诗歌活动以及新媒介的参与又使得诗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诗歌升温”“诗歌回暖”成为持续讨论的热点话题。 诗歌与日常生活、公共世界、社会文化空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1978（《今天》创办）、1986（《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策划的规模空前的现代诗群体大展）、1990（市场经济到来）、1999（“盘峰论战”）这几个时间节点以及相应的诗歌生态和诗人心态在政治文化空间、消费空间、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上的变化与调整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化和发展。无论是诗歌形态还是诗人形象、无论是诗歌功能还是社会效应、无论是诗人的语言能力还是修辞水平、无论是诗歌文体的融合还是诗歌的跨界传播，其跨学科、跨文体、跨艺术的对话能力都是前所未有而又有目共睹的。质言之，多层次的诗歌文化空间和公众参与诗歌的程度、广度被进一步拓展。一部分诗歌在与公众和社会对话和互动的关系上带有了艾略特所说的“剧诗”的功能，诗歌的窄化、圈子化、精英化和专业化正在被打破，起码其中的一些界限甚至鸿沟已经被打破了，诗歌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也变得愈益开放。 期刊（包括民刊）文化和选本文化对四十年的诗歌发展来说同样非常关键。1950到1980年间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诗刊仅为4种，而70年代末期以来的诗歌民刊的数量则激增到数百种。确实，当我们回溯1978年以来的诗歌历程，我们会发现期刊尤其是民刊曾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1978年到1980年间，由于处于特殊的政治环境的过渡时期，民间刊物大量涌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刊热潮中，中国文化和文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这些刊物也承担了再次启蒙的功能。无论是其时的“今天诗群”还是1986年的现代诗群大展，都毫无争辩地印证了刊物的重要功能。尤其是对第三代诗歌而言，校园文化、民刊文化以及公开发行的期刊都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而投稿的艰难和有限的公开刊物也使得当时民间诗刊大面积出现，甚至民刊的位置被大大提升。而从上世纪80年代的期刊生态来看，诗人的写作、发表和交流形态注定了诗人同仁圈子的广泛出现。民刊在当时媒体尚不发达、出版物和刊物仍等级森严的时候对青年诗人的诗歌阅读、交往和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限制性的诗歌生产和传播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这些民刊的自发产生和独立发展。确实，新时期诗歌的生产形态最初是从民刊开始的，而在如今的迅猛发展的新媒介革命的整体情势下，随着阅读方式以及诗歌传播方式和渠道的巨变，传统纸媒和刊物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但是一些诗歌刊物（包括民刊）仍在业界以及读者那里具有深厚的影响力和持续的吸引力。而随着出版空间的不断开放，诗歌出版、传播和接受的渠道是所有文体中最多样化又是最为复杂多变的，其中最值得关注和反思的是诗歌选本文化。其中八九十年代这一阶段，重要的诗歌选本比如《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朦胧诗选》（阎月君等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五人诗选》（涉及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杨炼等五位“朦胧诗”人，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徐敬亚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张维等编选、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引发“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巨大分歧和论战的《岁月的遗照——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程光炜编选）《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对于当代诗歌的推广甚至经典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新世纪以来，诗歌从当年的运动向活动转化，诗人的美学分野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众树歌唱”“众声喧哗”的诗歌分众化的时代开始了，而这与整体的诗歌生态和媒介发展关系密切。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新媒介的超速发展和革新程度使得诗歌生态和文学生产力近乎发生了一场近乎革命性的巨变。诗歌的形态、生产、传播、接受和影响无论是在渠道还是在广度上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既是可喜的也是令人忧虑的。发达媒体时代的诗歌生态、诗人心态、文本样态是利弊同在的，比如各种传播渠道在提供了海量信息的同时也使得有效信息的传播受到影响。尤其是诗歌的生产和传播的众多渠道使得曾经的诗歌刊物、诗歌选本（选本文化）对诗歌经典化所起到的作用反倒是分化和弱化掉了，与此同时也使得诗歌的标准、尺度等评价体统发生了紊乱。诗歌的日常化时代正在到来，而这正是诗歌碎片化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形成的巨大挑战是碎片化时代的个人写作还有意义吗？如何在一个碎片化的个体时代重新找回总体性和方向感的诗人？ 我们还必须从“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影响史的角度来看待新时期、新时代与诗歌场域的复杂结构和多重关联。四十年的诗歌历史也是诗歌的现代性、实验性和先锋精神发展、演化甚至分化的过程。而从影响的焦虑的角度来看，80年代以来中国的诗歌经历了集体转向西方的阶段，即取法于西方向外打开的“西游记”的过程。回复到当代诗歌在八九十年代的具体文化语境，“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相互寻找”又具有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阅读资源的问题，而是与整体的精神型构、社会转变和文化相关联。这种诗人与诗人、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寻找以及摩擦几乎成为第三代诗人和八九十年代诗歌的精神征候和必备的精神练习。即使是北岛、欧阳江河、西川、于坚、韩东、王家新等人也不能例外，区别只是在于话语呈现的方式不同。任何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史，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阅读和同构性乃至异质化知识的影响。译介的现代性、阅读的现代性与本土经验抒写之间的落差和矛盾成为很长时期以来汉语诗歌的重要症结所在，而从“世界诗歌”来看，现代诗歌的本土化和当代经验是不断深入的，从“补课”到“同步”一直是诗歌现代化和世界化、本土化过程中发生着的，也是诗歌写作自信力和本土诗歌文化不断增强的过程。关于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年诗歌，现代性、中国性、译介、本土经验和原创力等问题一直被持续讨论。也就是说在所谓全球化的世界诗歌背景下，中国的诗人和诗歌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新诗的发展与西方诗学的借鉴和译介是分不开的，中西诗学的交互是必须的，也是有效的，当然前提是诗人要经过必要的筛选、过滤以及个人化的创造和再出发。诚如庞德所说“文学的伟大时代大体也是翻译的伟大时代”。“译介的现代性”和“转译的现代性”中如何能够达成个人性、本土性、汉语性和世界性的融合还将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 时代屋顶的感应器：社会命题与诗义担当 新时期以来四十年的诗歌史证明了诗歌又不单是个人生活的显影，诗歌还必然具有社会诉求和诗性正义。诗歌正是在内驱力与外部机制的合力下发生变化和发挥作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诗歌的区域空间来看（包括区域文化、地方知识、空间伦理、城市景观），随着城市化景观的快速崛起和建立，关于诗歌的地方性知识、乡土伦理、文化乡愁、移民文化的写作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上海出现的“城市人”诗群更多是对城市现代生活一种整体乐观化的憧憬，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城乡抒写则带有越来越多的伦理化的反思和文化批评。早在1988年，于坚在云南就目睹了除旧布新的时刻，石墙上手书的牌子似乎曾经指向了过去的时刻，但这很快将成为新时期的遗迹和废墟。 诗歌在一些时期承担了时代屋顶上伸出的针尖的功能，在第一时刻感受到幽微的社会变化以及群体剧烈的颤动。最先涌出新时期文学地表的正是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以及艾青、牛汉等“归来者诗群”诗歌。确实，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过渡期的社会语境下诗歌在更新了美学观念的同时也是所有文体中最精敏和最开放的，从诗人和社会的互动结构来说诗歌更是提供了一份社会晴雨表，而且在一些重要的社会转折点上一些重要诗人和诗作提供了带有预见性的时代信息。在每一个时代，诗歌反映现实都不是一句空话。 从1978年北岛在《今天》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致读者》可以看出一代人不无强烈的诗歌史意识和社会担当使命，并且张扬出新一代人相当迫切的登上时代舞台的心理，“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尤其是80年代的“干预生活”的诗歌热潮对诗歌的开放和民主化起到了巨大作用。无论是北岛的“回答”还是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无论是“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食指《相信未来》）还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丰富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意识和道德良知。这四十年也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飞速发展和剧烈转型的阶段，这在诗歌中也得到了及时回应，我们看到的是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迅疾转换的时代景观和城市征候。而女性诗人对诗歌史和社会史的双重参与在四十年的诗歌中占有着特殊而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我们看到的是极其丰富的女性精神的成长史和女性意识的发展史。 从社会学的层面以及整体性的诗歌发生机制来说，时代构成了一个显豁或潜在的要求。我们可以说现实和时代创造了一个作家，也可以说一个作家创造了一个现实和时代，甚至后者更为重要，因为任何时代、现实和社会景观进入了文学家的视野之后就变成了另一种现实，也即语言的现实、精神的现实、想象的现实。这一特殊的文学化现实已然区别于日常现实，而是经过了作家的想象、提取、过滤乃至变形和再造。天平倾向于哪一边，孰轻孰重，谁予以校正和拨动，都是有历史法则的，都是有其规范和调控的。而从长远的整体性来看，一个时代也许只是一瞬，但这一瞬却与每个人乃至群体、阶层和民族发生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吉奥乔·阿甘本）四十年的诗歌历史证明社会天平在很多重大社会转型期对诗歌提出了诸多现实的要求，而诗人通过自我意识、文体意识、文化意识以及社会问题意识也做出了程度不同的回应。新世纪以来诗歌的现实题材和诗人的现实感和现场感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不容争辩的是诗歌的及物性、开放性和介入功能进一步强化了，而诗人对分层化现实的理解方式、认知态度以及处理方式也是开放式的。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诗人在诗歌中调整和想象现实甚至参与现实和重塑现实，而现实生活也在调校着诗人的方向感，这正是精神现实和社会现实彼此对话、相互打开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介参与之下现实也一定程度上被媒介化和屏幕化了。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诗歌“发生学”机制，而在不断强化诗人“现实话语”和“当代经验”的吁求中，在诗人与现实空间和公共世界的互动上，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通过赋形和变形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就成为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命题。无论是从个人精神生活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而言，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者。具体到个体，其面对“新时代”的感受是有区别的，这进而体现在诗歌写作的差异性面貌上。山峰之所以成为山峰，是因为其周边有洼地、沼泽、河沟、土坡、平原。这些地貌对应的也正是文学景观。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大诗人，其千古卓绝的独特个性和文本样貌是任何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社会天平和诗歌内在性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任何单向度意义上的“整体写作”和“个人写作”都是存在问题的，而往往是彼此交叉、叠合和相互发现、互动的动态结构。社会性和内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纠正成为每个时代诗歌发展的内在性动力和平衡机制。尤其是在新的时代节点上，诗人和诗歌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回应者，因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发现、命名和创设——而这正是“新时代”之“新”对诗歌提出的恒定要求。与此同时，诗歌内在性又呈现了每一个写作者的差异性的心理结构和文本精神。 以梦为马：新时代的际遇和可能的诗学前景 回顾历史和重说历史正是为了面对当下乃至未来。 对于新时代整体情势下的当代诗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必然是时间所带来的未完成性以及具备新质的时代经验。这不只是与个体经验、命运遭际、现实场域和历史法则有关，也与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当代性与变动性有关。从动态景观来看，一个个阶段构成了新旧交替。与新时代相应必然发生一系列连锁的先导性反应，比如新文化、新思想、新青年、新经验等等。这些新质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驱动力。与此相应，时代的新变导致的新现实、新思潮、新动向、新生活、新题材、新主题，都对诗歌提出了必然性要求。既然每个人都处于现实和社会之中，既然日新月异的景观为写作者提供了可能，那么写作者就有责任有必要对比予以承担。当然，这一承担必须是诗性的承担，即所谓的“诗性正义”。 从精神世界的维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文化和文学形成了一种穿越时间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和诗学传统。而新世纪、新时代、新世代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精神传统也许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由此来看，评价一个诗人的个人才能不是凭几个诗歌奖、评论家的文章以及诗人的几本诗集所能说了算的，必须放在历史装置和传统谱系中予以确认和评价。也就是说，诗人的写作和时代评价都必须具有历史意识，具有对一个时代风景的整体性关注和扫描。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诗歌的常识和文学史内部的构造机制——诗性正义。 新时代需要新的创造者、发现者、凝视者和反思者。在一个纷纷“向前”的新时代如何来一次驻足、凝视和“转身”的自省？在人人争先恐后赶往聚光灯的时候如何感受隐秘的心灵颤动？在人人争抢抒写新现实的时候，诗人如何能够在那些逸出现实的部分找到暌违的隐秘之门？在人们力图给出社会答案的时候，那些不可解之物如何成为诗人的精神生活？ 说到风云激荡和沉寂平静交错的新时期以来四十年的诗歌，说到各种诗歌运动以及诗歌活动，说到一代人的诗歌梦想和精神生活，说到内在诗歌美学和社会文化空间，说到诗人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我们总会追问诗歌在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诗歌英雄和烈士，也会有小丑和更多籍籍无名的过客，“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 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 （霍俊明：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