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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间叙事与作家文本互文、杂糅、叠合所产生的传承与创新效应，已成为藏族文学巨大的再生资源。格萨尔史诗的现代叙事诗歌写作，为史诗叙事性题材增添了主观抒情表达的客观陈述模式，《天子•格萨尔》是对藏族口头文学格萨尔史诗的一次创造性转化、重构和再创作实验文本，是又一部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新”编。虽然新文本以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母体为叙事框架，但更多地蕴含了作者对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的现代性阐释和个性化书写，作者试图把史诗“元叙事”提供的无尽想象空间，以新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审美意象，使民间史诗的“活样态”以新的文学样式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紧相维系。开启人们对古老史诗新的阅读感受和新的接受视角，演绎史诗在当代语境中的诗性表达，赋予格萨尔史诗新的诗学意义。 关键词： 格萨尔史诗 《天子•格萨尔》 口头文学与书面作品 通常认为，口传文学与作家书面文本是存在很大区别的，绝不可以把研究书面文本的方法用来研究口传作品。然而，“纵使口头作品与书面作品在诸多环节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但在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它们并不像早年一些学者坚信的那样，是彼此截然对立的两回事情。新的观点是更强调它们所形成的类似光学‘谱系’式的关系：在谱系的两端，是较纯粹形态的文人书面创作和文盲艺人的口头创作，在两端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形态的，或曰过渡形态的现象。我们在实践中多次观察到过这类现象，例如我们有粗通文墨的艺人，有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艺人，他们的学艺过程和创造活动，便另具特色。与此相关的，是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再是简单地从口头传播到文字记录的单向过程，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也有从书面重新流向口头传承的事例。” [1] 文人、作家根据历史记载、民间传说或故事梗概，对传说或故事进行重构或再创作后成为经典，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如汉文学中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都经历了从历史（或历史片段）→口头传说（说书或说唱、戏剧演出、街谈巷语、民间故事）→书面作品（笔记、话本、剧本等）→经典文学样式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非线性的或单向度的，而是多向（或逆向）互动的，即：历史（或历史片段）⇄口头传说（说书或说唱、戏剧演出、民间故事）⇄书面作品（话本、剧本等）⇄经典文学样式。诸多文学样式的多元、多向互动，构成文学（或文化）的整体性，如以《三国演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三国文化，除了正史如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及《世说新语》等笔记杂谈外，还有民间艺人的“说三分”[2]“三国戏”和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如“柴堆三国”[3]）、三国文化遗迹，以及与之脉络相连、相互裹挟的三国民俗文化。到了宋代，出现了“说三分”的记录本和整理本《三国志平话》，此书的情节框架及其价值取向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产生过很大影响。《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出自罗贯中之手，但无疑也是各种文化元素（官方的、民间的、文人的）多元互动的综合效应结果。 一 格萨尔史诗从口头流传到形成书面文本，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早的口述记录本到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整理本、编纂本、翻译本、改编本、现代印刷本以及校勘本、视频音频、作家文本等，出现了多种类型的文本。笔者认为，格萨尔史诗的文本流变主要有三种类型：（1）口述记录的文字写本，如拉达克版的《格萨尔传奇》。（2）介于口述记录本与民间整理本之间的民间文人写本和僧人写本,如青海玉树的布特尕家族抄本和藏传佛教高僧才旦夏茸大师主编的青海版《霍岭大战》（上、下）等，已经开始出现类似于作家文本的创作化倾向。（3）在现当代语境下，由作家、诗人创编、改写、重述的文本，如格萨尔史诗掘藏艺人邬金•丹增扎巴的文本、格萨尔史诗国家级传承人宁玛派僧人格日尖赞的文本，以及重述格萨尔史诗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叙事诗等（如阿来的“重述神话”[4] 《格萨尔王》），口传史诗的这种作家创作化倾向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口头文学与书面作品之间，已经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大量的中间形态、过渡形态的文本已经普遍存在。口头传说与书面文本之间不再是简单地从口头传播到文字记录的单向过程，而是复杂的、多面向的，两者之间已构成了相互转换、彼此丰富的互文关系。 四川藏族作家、诗人夏加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天子·格萨尔》是对口头文学格萨尔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和重构，是又一部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新”编。《天子·格萨尔》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天子降诞之赛马称王》，第二部分为《戎马一生之大爱无疆》，第三部分为《功德圆满之殊胜归天》。叙事的主干部分仍然是史诗主体“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四部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门岭大战）以及“地狱救母”和“安定三界”，讲述格萨尔王一生降妖除魔、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作者特别选择了史诗中最富华彩、最有影响力的格萨尔王征战史中的部分精彩内容进行书写，在史诗格萨尔王降伏的“18大宗”“36中宗”“72小宗”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12个宗进行抒写。《天子·格萨尔》虽然以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母体为叙事框架，但更多地蕴含了作者对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的现代性阐释和个性化书写，以及对藏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诗性想象。作者试图开启人们对古老史诗的新的阅读感受和新的接受视角，演绎史诗在当代语境中的诗性表达，大胆实践对传统史诗的创新与改编，赋予格萨尔史诗新的诗学意义。 近些年，藏族作家文学创作，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刻意追求对本民族民间文化元素的追溯与关注，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实际上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体现出民族民间文化精神与现代审美理性的错综与交相呼应，以及与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一脉相承。民间叙事与作家文本互文、杂糅、叠合所产生的传承与创新效应，已成为藏族当代作家文学一个巨大的再生资源。当民间传说介入作家创作，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开始互动转换、熔铸交汇。对于口传文学格萨尔史诗而言，现代诗歌文本的介入，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史诗表现方式，而是推进了史诗文学形态的发展，这种改变本身也能构成一种文化形态。中国史诗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在2017年“中国国际史诗学讲习班”上发表了题为“朝向全观的口头诗学：‘文本对象化’解读与多面相类比”的演讲，指出，回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口头传统研究，学者们相继从创编、演述、接受、流布等维度对口头文本加以界定、再界定，形成了诸多理论见解。在信息和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国多民族、多语言、多型类、多面相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在口头演述与行为叙事之间开启了一个亟待深拓的学术空间。由此认为，我们或许可以从“文本对象化”进一步走向“全观的口头诗学”。[5]古老的史诗本身早已经溢出文学自身，在走向比自身更加丰富的多面相。如果我们思考史诗多面相彼此间存在的互文、叠加、杂糅等各种问题，思考史诗在现代社会语境中传承形式的多样性、多面相及其生活实践话语中产生的影响力，应该是有重大意义的。现代诗歌对于传统史诗的表达力和表现力或许极其有限，可能也会存在所谓青铜阐释白银、白银阐释黄金的忧虑，但如果我们不能在传统给定的可能性中寻求有限的变化，就不能真正突破旧有的藩篱，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做创新的尝试或者突破。 二 而实际上，藏族文学对格萨尔史诗的重述、创新、改写就从未停止过，除了现代诗歌体的《天子•格萨尔》，还有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中篇小说《神授》等。从小就才情横溢的少年诗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格萨尔史诗“智态化”艺人邬金•丹增扎巴，20岁时就创作完成了格萨尔史诗中的《白雪盔伏藏库》（上、下），之后又陆续完成了《岭国八十大将传记》等多部作品。到目前为止，邬金•丹增扎巴已经写完了二十多部史诗，其中的13部已经出版，而他的计划是要用毕生精力写完118本。格萨尔史诗国家级传承人宁玛派僧人格日尖赞已经创作出版《列赤马宗》、《敦氏预言授记》《雪山水晶宗》等28部格萨尔史诗作品，在中国藏区被称之为“写不完”的格萨尔艺人。这些不同风格、不同文体的格萨尔史诗文本，都是在现当代语境下作家、诗人对古老的格萨尔史诗的创新性重构，而诗歌无疑是藏族文学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民间诗歌的汇集。格萨尔史诗之所以传唱千年而不衰，与藏文化的诗性传统及其传承方式有密切关系。诗歌原本就是藏民族自古以来记录和传播自身文化的主要载体和方式。藏区是一方诗性的土地，藏族传统诗歌有自己独特的修辞构成方式、意义表达方式和传播与接受方式。著名的《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火的格言》《天空格言》等都是以诗歌形式写成。《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古歌卜辞就是藏族最早的古典诗歌。13世纪末，译师雄顿•多吉坚赞将印度作家檀丁（又译尤巴坚）的《诗境论》译为藏文，藏族诗人依据《诗境论》的“年阿体”创作了大量诗作，已然形成藏族完整的诗歌创作理论。其中哲理格言诗是传统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13世纪上半叶的《萨迦格言》是哲理格言诗的奠基之作。作者萨班·贡噶坚参(1182—1251)幼年学佛典与梵文，青年时代即精通五明之学[6]，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班智达系印度语，意为学者)。全书内容涉及区分智愚﹑扬善贬恶﹑皈依佛法等各个方面，以每首七言四句的诗歌形式写成，善用比喻，语言简洁，既有佛经掌故，又有民俗民谚，深入浅出，别开生面，成为藏族学者必读著作，也在民间广泛流传，对后世藏族新诗歌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导。被称为藏族第一个哲学诗人的米拉日巴，他的《十万道歌集》采用“鲁体民歌”形式，语言通俗质朴，比喻贴切生动，深受民众喜爱。读《米拉日巴道歌》，禅意盎然，诗中渲染的那种安逸、闲散、和谐、静幽的气氛，既可以感受到吐蕃古歌豪放、酣畅的气息，又可以体味到现代抒情文学细腻幽柔韵味的来源。学识渊博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歌，则采用四句六言的“谐体民歌”形式，每句六个音节，句法整齐，每两个音节一“顿”，一句分为三个“顿”，即“四句六音三顿”，极强的韵律，使诗歌有了优美的音乐效果。寓情于喻，多取比兴，直抒胸怀，言简意深，通俗中透着哲理。采用白描手法，洗净铅华，返璞归真，于质朴中见委婉细腻。比喻更是新颖生动，极富浪漫色彩。高僧大德将质朴的民间话语写入诗篇，在当时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在藏族诗歌史上开创了新的诗风。 藏族谚语说：“每个藏人心中都有一部格萨尔。”千百年来，格萨尔史诗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一直在不断地注入新的支流和新鲜的活水，增加着新的内容。在格萨尔史诗的不同流布区域，在不同的年代，在不同类型的说唱艺人和不同风格的传承人说唱中，在不同的格萨尔史诗书面文本作者的笔下，总是能看到新的说唱、新的文本产生，新的意义在延伸。藏族现代诗歌依然承续了传统民歌、史诗、道歌的磅礴诗风。格萨尔史诗的现代诗歌写作，让我们看到古老的史诗除了是民间艺人，民间文人在“我诗写我口”的主体主义神话外，将史诗的庄严叙事传统与格律诗的抒情、哲理相融合，在推进史诗的现代性叙事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现当代语境下，格萨尔史诗已经通过更多的形式和更多的类型营造出更广阔、更多层面的艺术想象和表达。 作为活形态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史诗从形式到内容，一直以来都是藏族各种书面文学样式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藏族现代诗歌在体裁、创作方法、选词取喻、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传统民歌的影子。民歌元素在新诗歌中的复兴，给现代诗歌带来了新鲜的活力，使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距离缩短，并借鉴吸收中外诗歌的表现手法，语言表达方式自然清新，形式自由、韵律灵活。《天子•格萨尔》在传承与尊重格萨尔史诗“元叙事”的基础上，结合了藏族民歌和藏族古典诗歌传统，从篇章结构到一句一字，从语言到声律，既融入了口语化的诙谐的民歌元素，又突破了传统旧体诗的束缚，语言趋于口语化、散文化。新诗歌文本以现代诗歌的方式创编、重述格萨尔史诗，实际上是一个具有较强实验性的文本。一经产生就存在诸多的制约与讨论，需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反对、抵抗与协商。在写作层面上，存在抒情性、描述性和历史实证的整合。叙事长诗中的遣词造句、语调张弛、叙事转折、人称处理、空间结构等，不同于那些迅速流动的、刹那间灵光乍现的诗歌，以史诗母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长篇叙事诗必然要面对在结构、体量、内容等极其丰富纷繁的庞大的史诗系统。“歌咏言，诗言志”，诗人除了谋求内心涌动的激情和史诗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外，还需要铺陈古老史诗厚重的历史意识、实证材料以及光怪陆离的情节和深沉的情感，展开那些繁荣宏大之下潜藏的瓦砾和灰烬。《天子•格萨尔》的现代新诗创作，启发我们探求基于口头传统根脉的格萨尔史诗如何富含现代诗歌意蕴，以及民间叙事传统与现代新诗有着怎样的互文关系？古老原生的民间史诗文化语境，是否能成为当代语境下新诗的灵感源泉。 三 一般来说，中国的叙事诗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在文人诗里面，而我国的少数民族却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叙事诗，这些叙事诗对中国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学的影响是深远而多方面的。格萨尔史诗不同于已然固态化的《荷马史诗》《罗摩衍那》《卡勒瓦拉》等。格萨尔史诗在藏族民间的说唱从未停止，新的说唱艺人还在不断被发现，新的文本还在不断产生，其活形态特征依然存在。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和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以及电子网络时代的加快，植根于乡土民间社区的口头文学，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改变。格萨尔史诗的传承，除了活态的口头传播外，其他形式的传播方式正在蔓延开来，书面文本特别是作家、诗人的个性化创作等文本化倾向已越来越普遍。时代更替，文化流变，格萨尔史诗的传承因为外部客观环境的改变正在面临更多复杂的状况。史诗的口头性，说唱艺人的演唱语境正在令人遗憾地逐渐弱化。格萨尔史诗五省区流布区域，史诗的创作主体渐趋多元化：民间艺人、高僧大德、作家诗人……格萨尔史诗的表现形式更是多样纷呈：格萨尔藏戏、格萨尔唐卡、格萨尔音乐、格萨尔石刻、格萨尔电影、格萨尔服饰、格萨尔彩塑、格萨尔酥油花等等。[7]因为获得了现代与传统多种文化元素的影响，格萨尔史诗的传承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形成了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就文本而言，截至目前，格萨尔史诗的各种新部本仍在产生，且已明显有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互文、杂糅、叠合的混合特征。格萨尔史诗的学科边界也一直处在与其他学科不断融通又纠葛的滑动中，剪不断，理还乱。 作者夏加，工作生活的四川省色达县属于草原牧区。“色达”藏语意为“金色的马”，地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接合部，平均海拔4127米，是格萨尔史诗重要的流布区域之一，这里的格萨尔文化资源以及文化遗存底蕴丰厚，有格萨尔故事传说、格萨尔艺人说唱、格萨尔歌舞、格萨尔彩绘。这里也是“格萨尔藏剧”“格萨尔石刻”的发祥地，有“格萨尔文化艺术中心”、格萨尔博物馆，广场上矗立着格萨尔王和著名的13位大将的塑像。色达享有“格萨尔文化艺术之乡”之称，是格萨尔史诗文化的重要研究基地。笔者曾两次到色达县进行格萨尔史诗田野调查，感受到英雄的生命在这里显示着一种尊严和高贵。作为藏族本土作家诗人，夏加倾心于格萨尔史诗，在格萨尔史诗传说地寻找创作素材与灵感。为了将一些藏语典故和历史材料翻译准确，夏加悉心求教于藏区各地的格萨尔民间艺人和格萨尔史诗研究专家，多次参加格萨尔史诗研讨会。相继出版了长篇叙事诗集《天子·格萨尔》、诗集《高地叙述》和以格萨尔史诗重要人物阿达拉姆为原型的长篇叙事散文诗集《第二朵莲花》、《生命三部曲》，受邀主创电影剧本《格萨尔王》《战马》，创作甘孜藏族自治州文旅局非遗丛书之格萨尔彩绘石刻专著《刻之魂》等。是地理与文化空间的独特性与神圣性，给予作者对格萨尔史诗的无尽想象与诗歌创作灵感。 《天子·格萨尔》的现代诗歌叙事已经不是“元叙事”的复制与翻版，而是蕴含了诗人的个人情怀与自我创作意识。诗歌在格萨尔史诗特定人物的心理、语言、情感描写中有意加强细节描述，传达出更多的现代性和人性化、世俗化倾向。那些民间艺人说唱中适合表演的冗长的各种赞词、套语、衬词和一些程式化内容被有意淡化或消匿。《天子·格萨尔》以歌颂英雄主义、歌颂爱情为主题，全书除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场面，写天子格萨尔的专章有37节，写美人、王妃的专章有13节，格萨尔及其英雄联盟，个个有坚毅的胡须、悲壮的眼神，格萨尔王无上的神性，悲悯的情怀，还有金色的王冠，让他成为那个时代无数美丽女人为之迷恋的梦中情人。战火纷飞的古战场上，璀璨与辉煌、苦难与希望、爱恨与情仇，在历史与光阴的穿越磨合下渐渐变得更加梦幻神奇。虽然是现代诗歌叙事，却依然承袭了史诗“元叙事”的情节框架和浩瀚辽远、波谲云诡，将魔幻与现实的氛围，通过整体的象征与重构造成一种现代诗歌意象与意境上的广阔与神秘，在诗中依然可以听到藏人熟悉的自然之诗、草原之歌和旷野之味。作者巧用藏族传统的诗性智慧和比兴手法，把事物和人的心理状态直陈目前。在现代诗歌语境下，民歌体的质朴传神，说唱体的苍凉悲壮，被有效地嫁接起来，无疑是一种新的审美体验。 格萨尔史诗作为民间口头说唱文学，更多地体现了藏族远古部落尚武的英雄主义精神，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信息，以及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相互交织。现代诗歌文本颂扬的英勇、无畏、悲悯、大善以及美好生活，与格萨尔史诗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而人文色彩更为浓郁，更倾向于表达作者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和现代性思索。诗中突出描绘了岭噶布雄狮大王格萨尔妙拂洲的莲花世界，要以五智之明、诸神之力、万变之身、坚韧之铠、锋利之器、风影之骑教化众生，化解众生之累：“大力咒语助你忏悔最后的过错，红色斩妖剑助你超度最后的承诺，善良的众生，请听我说——行善渡恶。”“和平——是你看不到的秘密，因与果，是与非，成与败，硝烟已经沉寂，故事已经结束。”“你的来路，是什么芳香扑鼻？是岭的气息，还是神的旨意？生命，不曾离去；生机，不曾暗淡。看——你的眼里，满是翠绿。”在岭地，在天子的世界里，没有谁能将和平窃取，超脱罪恶，才能绽放生命最初的美丽。 白狮、猛虎、鹫鸟 英雄的战袍 锋利的刀 厮杀，血色的城堡 对垒，污浊的泥沼 死，是生的哭泣 生，是死的微笑 勇士，不屈地倒下 死亡，也是骄傲 毒的刺，腐朽的槁 挺立的坚强的犄角 死亡，也是妖娆 —— 《天子·格萨尔》 《天子•格萨尔》承续了史诗母题的恢弘气势，将叙事、抒情、哲理相融合。勇猛的辛巴，善战的丹玛，英雄嘉察殉难的身影……怀着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作者抒写了英雄的壮烈、无畏、不屈以及智与谋的较量、善与恶的博弈。在对口头文学的体悟中，作者现代性阐释了藏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遗传基因——英雄主义情结。原始的力度感，古朴的道义感，勇敢无畏、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超越一切的圣洁和庄严，与格萨尔史诗的精神气质互为表里，作者试图激活传统经典中的崇高信仰，唤醒史诗文化中向死而生、豪气冲天的正能量和浩然之气。 诗，从本质上说是情感的产物。在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中，如何表现史诗人物的情感和各种事件情节的虚实关系，如何保持史诗原有的崇高感和庄严感，其实并不容易。在“虚”与“实”的关系中，抒情太多，容易流于虚空，太实，会显得板滞。尤其是情感表达，既要气韵生动，又要深情细致，还要含蓄克制。将诗歌美学与理性精神融通平衡，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其实很难做到。《天子•格萨尔》承载了较为丰富的内涵，融入了多重的对比关系，实现了结构与叙事的平衡。在史诗“元叙事”中，格萨尔的13个王妃，个个兼具美貌、智慧与个性。在《天子•格萨尔》中，对于格萨尔的爱情故事，作者的主观抒发用笔颇多，如对王妃珠姆的描写，面对格萨尔王常年出征和一个个美丽新王妃的到来，珠姆的情爱心理复杂多变，或真情向往，或缠绵纠结，或嫉妒痛苦，作者对其情感层次、节奏的把握还是细腻丰富：“当我温柔的手臂缠绕着你的脖颈，当我美艳的脸庞轻拂过你的眼睛，当我的玫瑰唇温润了你的心魂，当我的长发飘过你的手心，温柔的陷阱，寄魂海、寄魂树、寄魂牛、寄魂鱼，魔力的秘密已经透明——你听到了吗？天子超度罪恶的声音，紫烟一般，盘旋在你的头顶，在我如玉的肌肤上，你将看到——天神之子的光明，和吉祥的岭国众生。” [8]魔女阿达拉姆的炽热爱情，达绒长官晁同的暮色青春，作者的书写与其他格萨尔文本不同，给予他们极大的同情与理解。夏加以史诗中的魔女阿达拉姆为原型，创作出版了长篇叙事散文诗集《第二朵莲花》，传达了阿达拉姆的爱与恨、善与恶、神性与魔性。阿达拉姆是魔国魔王鲁赞之妹，又是雄狮王格萨尔的妃子，也是其麾下三十员大将中唯一的女将，貌美如花、武艺超群。作者如此写道： 杨柳一般，是温柔的妩媚 山峰一般，是强健的英姿 火焰一般，是暴烈的杀戮 鲜花一般，是多情的迷醉 携一身绝世的娇美 站立成磐石一样的高度 王的女人，咆哮的格桑花 你让谁灿烂绽放，又让谁凋零枯萎？ 在王的天空下，你展翅高飞 呐喊、征战、细语，依偎 魔域的女子，为了谁—— 你在箭尖涂满了甜美 将王的声音射向天际，装点成 岭地众生十全的富贵 —— 《天子·格萨尔--雄狮王出征阿扎》 在藏族早期的许多经文中，“魔”（梵文：Mara ; 藏文：bDud）是欲望之神，是所有众神之中的最高欲界之主。当他呈现出欲望的化身之时，通常称之为“他化自在天魔”或者又被唤作“魔子”。在金刚乘佛教中，“魔”同时又代表着一切思想精神领域和所有情感心灵上的各种“惑”。在藏族文化关于“佛陀十二业绩”的经典系列唐卡绘画中，第九业绩的唐卡绘画中就描述了试图阻碍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果的众多邪“魔”，魔的邪恶大军被描述为来自四路的强兵（马兵、象兵、车兵、步兵），佛陀被这众多的“魔”团团围住，恶魔大军用许多可怕恐怖的巫术魔道武器威胁恫吓他……魔王之妹，同时又是王妃的阿达拉姆，在这里是代表“欲”与“魔”合体，交织着美貌与野蛮、善良与罪恶。史诗中另一个“魔”的化身格萨尔王的叔叔晁通，我们在长诗的很多章节中几乎都能看到他的神变与魔幻互通的无数幻化身影。 不是每个人，都能将灾祸禳退 不是每个人，都能安定众生心魂 恶的路，是善的明灯 奸诈的心，是忠诚的指引 贪婪，阴险，自私、权势 不用憎恨 光辉功德的法能 嘲笑着匍匐前行的人 没有人可以怀疑—— 他心底的光明 生铁橛，威镇鬼神 黑旗，飘摇三千 有形的，无形的灵魂 火光——索波马城 暴雨、冰雹、电闪雷鸣 松石的箭，祛巫的人 狂放吧！自在的前程 最美——是黑暗中绽放的粉色花蕾 达绒长官得意的笑声 才是善良最真实的眼睛 —— 《天子·格萨尔》 就阅读而言，诗歌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空白。作者将格萨尔史诗说唱中的、文本中的、藏戏中的“魔”的形象、“丑”的形象、“恶”的形象描绘得别开生面。无论是“四大降魔史”中各具威武的“四大魔头”，还是女魔头阿达拉姆，嫉妒灼心的王妃梅萨，热衷于魔道的晁同。在史诗说唱中，晁同是丑陋的滑稽的小人人格的化身，是被批判的表现道德低下的符号，其“反派”形象已经定格甚至脸谱化了，《天子•格萨尔》则着力描写了晁同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令人深思。美和丑，神与魔，紧密相邻，互为因果。在文学与艺术中，神话或史诗处处留下了通往各种可能与更悠远之境的入口。真实和神话在语言的空间和文本的空间视角中交互递进，主观感受和客观见证相互渗透，整部诗歌的语脉气息浑然一体，象征的创作手法使得诗歌的文学意义有了多义性和丰富性。 结语 批评的历史化方式，总是想要将新的诗歌置于作品的原初语境中去探求其意义，进而追溯史诗和现代诗歌的接受史。对现代藏族诗歌的批评，与其以众多的现代西方理论为工具，不如认清藏族现代诗还从未真正与藏族传统诗学诀别。文化的发展史是一部变化的创新史，格萨尔史诗既是传统民族文化守正的精神传承，又是守正的归宿即实践创新，是互为因果的辩证存在关系。现代诗歌已呈现出越来越广阔的可能性。新的诗歌话语实践，以现代语调希望以更加广阔的多元思路世界视野，展示其构成与更加丰富的细微之处。而探讨史诗背后经久长存的历史情思，意味着史诗历史隐喻的逐渐盛开，这些壮丽的隐喻、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的生命。相比传统史诗主题的明晰性、表层化、单向性，现代诗歌叙事主题期待呈现更显著的变化：模糊性、内在深化性、抽象性与多主题，这种实验性或许会对作家文本的创作产生更深入的影响。 在复杂的文化境遇中，伟大史诗的现代诗歌书写应该导向未知的更广大的精神世界，诗歌创作需要想象与虚构，但也不能仅凭想象和虚构，史诗的转换性现代诗歌写作，需要实证意义上的更高追求，需要诗人在新的阐释中有更深的哲学思考。依托口语说唱传统来凝聚或产生现代诗歌叙事，其实是很难做到非常优秀。诗歌写作最重要的仍然是要依靠语言本身，通过意象、修辞、词语来产生诗意。这种现代诗歌的形成，不仅仅依赖于诗人的主体抒情，还需依赖传统、依赖经验、依赖实证。与日常或当下简单的抒发情感相比，传统经验的诗意层次更丰富和复杂，在推进、连接、熔铸、展开的过程中，需要时时体悟智性的经验，惟其如此，诗人创造出来的诗意空间才有难以言传的微妙。 本文原载《西藏研究》2018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转载。注释省略，请参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