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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之前，许多成长于新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并不熟悉贾大山的名字。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韩少功、王安忆、余华、苏童等名号早已逸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界而为今天的大众所熟悉，但这份还可以大幅拉长的名单之中并没有贾大山。很自然的解释是，贾大山没有进入过通行的当代文学史叙述，许多文学史重写和作家作品再挖掘的研究也并不对他青眼有加，贾大山的作品和姓名在历史中日趋褪色看来难以避免。有学者从治文学史的角度认为，这是文学标准自发选择的结果：尽管贾大山人格的高尚无可置疑，但他是被文学史的筛子筛下去的作家。当代文学史有限的空间已是过于拥挤，生前连一部文集都未曾出版过的贾大山，要依靠文学史观念的自我革命而重回文学史，几率不大。转机出现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将贾大山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之中：“贾大山，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而，习总书记对贾大山“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的评价，其意义不仅限于贾大山文学创作的历史价值定位。这份评价和肯定，源于对时代思潮发展和当代文化价值导向的整体把握，揭示出文学价值坐标在历史规律支配下必然调整的趋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历史节点上，文艺人民性或者说人民美学，成为贾大山重回文化场域的动力之源。始于贾大山的重现而又不止于此的，是新时代的文学文化意义空间的打开。 一 贾大山作品重回当代的文化视野，有其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出现的特殊性因素，但同时也符合时代发展对文艺人民性的需求。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念发生过巨大的变动，社会思潮的更迭直接影响了文学观念的变化，文艺人民性的观念也随着时代风云变幻而发生内涵的演变和地位的变化。 共和国早期的文化思维明显受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影响，这种观念“在文学上表现为，把自己在现代性中斗争胜利的现实经验与前苏联文艺学的阶级性、人民性、党性、斗争性结合起来”，人民性与阶级性、斗争性等词汇一道编纂出革命文学的伦理程式。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传统文化整装待发之时，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又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迅猛地撞击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一批又一批的文学主张、价值准则、思想片段倾注入文学，漂浮不定，相互碰撞，并且在混合之际产生种种裂变、争执、抵触，制造出种种分支与变种。”八十年代称不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稳定的时代，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变得日趋复杂。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文学理论教材如197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在以后的数年之间数次重印的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仍然延续了文学人民性观念的斗争性：“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的原则，要求文学事业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也就是要它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实际地说，是要它能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但显而易见，这种论述已经难以覆盖当时其它炽热的讨论，例如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等等。1992年同样可以视为文学文化观念重大转折的标志性时间，邓小平在1月巡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南巡讲话强劲地推动了中国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和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私人化、物欲化、游戏化的趋势日渐清晰，新世纪愈来愈发达的网络数字技术更是加重了文艺消费性的成分。九十年代之后的文艺人民性观念发现，自己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言说困境。“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出现受苦受难的阶级，但现实是原来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脱了‘领导阶级’的光环，重新还原为社会底层。这与社会主义的权威话语描画的历史图谱不相协调。在这里，文学观念与社会观念出现悖论。但作家们现在已经无法缝合这种悖论。……‘人民性’的当代性只能变成叶公好龙，造成它必然向美学方面转化。作家不想、也不可能真正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角度来揭示人民的命运”。文艺人民性的主张在文化观念变更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冲击之下似乎变得趑趄嗫嚅，不再自信。 文学由革命走向市场，是对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最为粗线条的概括：革命、阶级、斗争、党性、工农兵等曾经风光无限的词汇，将文化舞台的中央让给了消费、商品、欲望、躯体等一批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崛起的新贵。可是，这种“去革命”化的文学“革命”，是否真的像它所允诺的那般美好？就在似乎是消费主义和私人写作意气风发、纵横捭阖的新世纪，支撑这种文学观念的现代西方价值观体系却深陷困境。大卫·哈维的研究表明，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通过将“自由”设定为自我的概念装置而使自己“作为话语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但经过三十余年的实践，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所有人的幸福生活”的公共目标与其阶级力量重建的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却不断增大，“对民主抱有极大怀疑”的新自由主义不断地显示出其反民主的色彩，“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语地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严峻的现实——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或建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似乎为大卫·哈维的推论又添上了一处有力的注脚，面对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的困顿，马克思回归的呼声不绝于耳。2009年法国学者本赛德在其《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的引言中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卷土重来引起的巨大轰动，他简短有力的概括“这个时代正在践行着马克思主义”，不禁令人联想到《共产党宣言》著名的开篇首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复兴相呼应，近十年左右的“人民”概念已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热词，尽管对“人民”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存有巨大的差异，但无论是出于思想文化研究还是出于政治动员的考量，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民众。 西方不亮东方亮。马克思主义和人民性观念的复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不无关联。无论西方学者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方案及其所包含的中国智慧让陷入制度、思想和发展困境的西方眼前一亮。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特撰《“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一章，苏东剧变后曾断言欧美民主和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发展唯一路径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自己当年的“历史终结论”论过于轻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取得重大成就，必须更坚定人民的主体地位。文艺立场、实践、审美的人民性为新时代所期盼，现在就是文艺人民性观念再次回到文化场域的中心、参与文学的时代价值坐标修订的时刻。贾大山作品的重现，是人民性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复苏、中国文艺期盼强化人民性价值立场与创作导向的结果，也是当代中国文艺创作调整价值偏差、不断砥砺前行的参照。 二 “热爱人民的作家”，习总书记如是评价贾大山。要在人民性写作的文学谱系上提高辨识度，就必须有艺术上的独特之处。陈世旭的《常山高士贾大山》曾记载，汪曾祺访游正定县时极为赏识大山的情操风采，赠大山一联：“神似东方朔，家傍西柏坡。”此联颇为别致地将贾大山作品的美学特质，从简朴、清新、委婉等模糊性描述中提炼出来。就一般的文化意义而言，“神似东方朔”指其话语的讽喻讥诮与心存善意，而“家傍西柏坡”则强调其作品主题和立场的严肃性——曾是中共中央驻地的西柏坡离贾大山居住的正定，倒真只有不到九十公里的路程。尽管“东方朔”与“西柏坡”在贾大山写作历程中确有前后、轻重之别，但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对话、融合形成了文本内的张力结构。贾大山充分运用这种张力结构，以“时代政策与生活实践”和“深层心理与精神隐疾”的组合关系，来把握时代、政策、人性、意义等文学的宏大主题。化用汪曾祺的赠联，“西柏坡里的东方朔”概括了贾大山创作的整体风貌。 以朴素简练为美的贾大山文学作品，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对八十年代后出生的研究者形成轻微的阅读障碍。缘由自然不是贾大山引入文体试验的某些形式，更多的还是出自于农村政策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兴许还是当代文坛唯一只写短篇的作家、唯一只写关于农村的短篇的作家”的贾大山，始终关注时代方针政策对农民和农村生活实践的影响。从创作生涯的起步——如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取经》，到后期的“古城人物”中的《钱掌柜》和“笔记小说”中的《夏收劳动》，贾大山往往通过特定生活场景中的人物心理、言语和行为，抓捕农村政策在执行中产生的影响。《取经》《正气歌》《分歧》《花市》《午休》《阴影》《沙地》《钱掌柜》等等，一长串的篇目足以表明，农民政策的实际执行、真实感受和内心看法，是贾大山创作最为在意之处。普通农村干部克服极左思想干扰抓生产（《正气歌》），熟悉农情农事远比只盯着思想政治工作更能带动农村的发展（《分歧》），特权意识必然遭遇到农民不动声色的厌弃与对抗（《花市》），重新唤起派性斗争在农村绝对不得人心（《午休》），积极投身八十年代市场经济让部分农民担忧“秋后拉清单”（《阴影》），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却被市场轻而易举地化解（《沙地》）等等，政策与农村生活实践之间的张力往往就在几句对话、几个动作、几处细节当中显示出来：这是暗潮涌动的抵抗。《鼾声》中田大伯以睡姿控制是否打鼾，又通过打鼾与否向住家的干部表明自己对现行政策的态度，态度鲜明的心照不宣往往令人玩味。虽然贾大山乐见也愉悦地记载了农村政策执行者转变作风受农民欢迎的场景（《乡风》），但更多地关注政策与农村生活实践的张力、关注农民与政策之间的摩擦，体现出贾大山对农村生活和农民认同的深刻理解，这也正是对农村政策真正的关切。有研究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视为经典性的政治参与，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等形式在内的消极应对，虽从不冒险挑战等级制度与权力，却在公开顺从的掩护下改变或减少了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并且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与伤害。在重视农村政策、包含善意与热爱地描绘农村生活的立场上，以反讽的形式与同情的心态描摹农民隐蔽的日常反抗——如《钱掌柜》里的主人公为了把烟票花掉而被迫吸烟、为了提意见而被迫捏造不痛不痒的谎言，是否恰似西柏坡里的东方朔？ 当贾大山的笔锋转向农民的内心世界时，他所揭示的深层文化心理与精神隐疾的图景，通常建立在某种对比和讽喻之上。“那个世界里闪烁着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铁凝曾如是评论贾大山切入底层民众内心深处时富有审美张力的把握方式。《坏分子》里工作队的老关在审问妇女的“作风问题”时，凭恃政策和身份赋予的权力来满足自我心理和言语上的窥淫癖，身份的冠冕堂皇和内心的阴暗龌龊被鲜明地并置。《拴虎》里的孩子明显有种怪异的童真：“那时的孩子们也怪，不管谁倒了霉，他们都特别高兴，特别精神。”《眼光》突显了巧于算计、被政府颁发勤劳致富光荣证的农民钱八万在农村生活中左右为难的局面：“他像一个跟着后娘的孩子，一直受着极不公平的待遇。稍有一点差错，人们就说那是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倘若做了一点好事，人们又会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研究他的‘思想动机’……钱八万到底应该怎样做人呢？”强大的政策惯性，造就村民对钱八万充满矛盾的态度，从而勾勒出民众某种深层而刻板的心理认知缺陷。与钱八万相似，活泼貌美的知青姑娘玲玲被热情善良村民们作为怪异分子对待，“小白鞋”、“水蛇腰”、“多米索”、“六分半”等外号显然没有太多的善意，但玲玲左腿骨折可能致残的意外突然驱散了缠绕多时的集体非议，村民们一致赞成授予已经时常消极怠工的玲玲以“五号社员”称号。《俊姑娘》以俊招致非议、残带来认可的对比张力，追问“富于同情心的乡亲们都想了一些什么？”《枪声》对民众精神的深层隐疾的揭示，进入了现代文学上启蒙视角下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著名主题，这是《眼光》《俊姑娘》等篇章中不曾出现的，《枪声》中存在着一个知青痛苦的灵魂。“我”教十六岁的文盲青年路小林文化，识字后的路小林读到流传乡间的小帖子而产生邪念，强奸与“我”同时下乡的女知青未遂而被判死刑。原先敬重“我”的路大伯对“我”重重地关上了大门，路家亲戚的质疑一拥而上：不识字怎么会认得帖子？不认得帖子能吃枪子儿？“我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梦庄的大人们和我疏远了，梦庄的孩子们对我也怀了敌意。我在街上走路，他们就跟在我身后，用手指比成一个‘八’”字，冲着我的后脑勺射击：‘叭！’‘噗！’‘叭叭！’……”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肯定会不由地联想到《颓败线的颤动》中年青时靠出卖肉体养大女儿的老妇人遭遇到的后代的诟骂：“‘我们没有脸见人，就只因为你，’男人气忿地说。‘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苦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使我委屈一世的就是你！’女的说。‘还要带累了我！’男的说。‘还要带累他们哩！’女的说，指着孩子们。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比之于《颓败线的颤动》，《枪声》更直接地反映了启蒙者命运悲剧的张力：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其精神和肉体同时遭到民众的双重否定。在民众深层文化心理与精神隐疾的构图之中，遍布知识者所捕捉到的农村生活中各种样式的为难、矛盾、冲突与无奈，也不难看出叙述者略带几分戏谑色彩却又沉重的爱与隐忧。 三 贾大山通过“时代政策与生活实践”和“深层心理与精神隐疾”的组合关系构建自己乡土世界的过程，包含着多重而又趋于统一的身份认同。如果将“东方朔”理解为笼统的知识分子身份自然大体不差，但这种身份认同还有继续细分的空间，并且也不能完全覆盖贾大山进入乡村叙述的身份意识。大致上看，贾大山创作至少包含了启蒙者、批判者、管理者和隐逸者四种身份意识，这四种身份意识从各自的维度朝向并建构了贾大山文学叙述中的人民性。 启蒙者是知识分子身份的底色之一。齐格蒙•鲍曼认为，“知识分子”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它在20世纪初被创造出来，即是为了重申并复兴自己事关启蒙的社会核心地位，以及在启蒙时代的总体性关怀。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等在内的知识分子，都将对民众产生极大的影响。在20世纪的中国，启蒙作为“五四”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其命运一直同“救亡”的主题纠缠不清。经历了短暂的启蒙与救亡相互促进之后，救亡的短期目标压倒了启蒙的长期任务：“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思想解放和个体独立等启蒙的目标，必须首先满足、适应革命的口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启蒙的另一幅面相：普及与提高。“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文艺为人民大众的宗旨，在革命时代就确立了普及与提高的启蒙路线，贾大山文学叙述中的启蒙认同，续接的就是这条线路。作家自己说得很清楚：“农民需要我的劳动。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反映，更希望文艺作品起到帮助他们改造自己生活的作用”，“他们有深厚的生活基础，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们更需要大批的文艺读物，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我想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那种脱离生活、主观臆造、图解政策的创作方法，实在不足取。我们给农民写作品，应该像他们交公粮那样，拿最好的”。由此也可以解释贾大山质朴简约的文体风格：“他心里边有读者。他写的东西大多篇幅短小。他知道，自己的读者闲不着，是忙生计的人，他清楚他们的耐心有多少，他不想给他们增添负担，他知道作品中的生字要少，人物的心理描写不能多，尽量别让他们失去阅读的耐心。” “心里边有读者”同样决定了贾大山批判性意识的立场与导向。他写农民深层文化心理与精神隐疾，与当代一度流行的、带着西方猎奇眼光的东方书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许多评论注意到《花生》里姥姥为避免屈死的小外孙女投胎而抹在她脸上的锅灰，但让这个小女孩借梦表达自己的愿望，又体现出叙述者柔软的内心。“批判和反讽是文学的重要品质，也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能力。贾大山始终对丑恶的现象保持着反思和批判的态度。但是，他绝不将批判降低为对人物的诋毁和侮辱，而是谑而不虐，在恰当的叙事里，体现着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贾大山批判的深刻与表达的含蓄，营造了他批评特有的“中和之美”，“他把小说当做‘布道’，通过讲故事，给人心以警悟，以劝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供了评价文艺批评的价值尺度：“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大众的动机贾大山清晰地表达过，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读者都曾在全国中学语文教材里读过《花市》，或许多少能折射出贾大山小说被时代认可的程度。贾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他“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忆大山》已经准确地点出了贾大山批判性身份认同的人民性立场。 贾大山相对大多数作家的身份特殊性，在于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文化管理者的身份。贾大山的作品里不难找出文化管理者的身份意识，这种意识时常指向“管理者如何被老百姓认可”的问题——贾大山的身份认同始终离不开民众的需求。《一句玩笑话》是批判也可能是自我提醒：上级的一句话可能隐藏着影响巨大的权力暗示；《智县委》用最简单的方式阐明了老百姓对“什么是政绩”的答案：“智县委在时，夏天街里有凉棚，冬天路上无积雪，到处都干净，买卖人都和气，卷子蒸得个大，烧饼上的芝麻也稠。就连菜摊上的小葱、黄瓜、水萝卜，也一堆是一堆、一把是一把，红的红绿的绿，洗得鲜亮放得整齐”；《夏收劳动》则反映出对老百姓不理解管理者的无奈和忧虑：下乡劳动的干部们竟然被老乡们以吃饭时的桌数相称。然而在一些场合，贾大山喜欢称自己为业余作家，这可以有两种理解：管理者和隐逸者。众所周知，贾大山好佛，有出世之意，《“容膝”》和《莲池老人》都是明证。“寻找一点天籁之声，自然之趣，以娱悦读者，充实自己”，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写普通老百姓爱看的作品，无论是启蒙者、批判者、管理者还是隐逸者，贾大山的身份意识终究指向了人民的文艺。 四 一位去世已久的作家不断地被读者提起，身后才由他人编纂成的作品集不断被问询，足以让人深思。当前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另一面是产能过剩，仅2012年就有8000部左右的长篇小说无法出版，如果算上网络数字读物的冲击，作品能留在读者心坎里并非易事。贾大山的秘笈显然就是文艺人民性，这也为今后的当代文艺发展，再次留下了丰富的启迪。 阅读贾大山的作品，有必要重新思考一系列问题。怎么认识当前的这个时代？什么是“文学”眼中的这一时代的大问题？如何用文学的方式书写大问题？如何走出精致的个人体验、对抗虚无的意义生产，建构起个人与时代的深层对话？如何对待传统和历史？文学如何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提供价值认同？怎样在这个时代中安放自己的灵魂？寻找解题的秘钥，仍然要回到文艺人民性的价值立场上。 当今时代有诸多命名和描述的方式，比如经济全球化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等，什么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成就、呈现当代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呈现当代中国民众的精神面貌，当代文学理应担当起这份责任。贾大山的创作，正是保持了他对时代及其人民的高度关注，政策与农民的生活实践、农民的深层精神世界与文化性格，分别是当时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命题，也构成了贾大山创作的主线。从另一个方面说，被一时代之人民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样应为此一时代之文学所关注，农民怎样看、怎样做、怎样想，始终萦绕在贾大山的脑海之中，这种精神姿态值得当前文学珍视和继承。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炜的《古船》、刘继明的《人境》等等，直面时代重大主题的文学创作名单，亟待后继者延续。 怎么书写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在文艺人民性的大方向之下，贾大山值得学习的经验至少有三条：善于发现问题、不受制于文学的流行观念、汲取传统的力量。贾大山的小说是带问号的小说，问题意识贯穿并引领了《眼光》《阴影》《俊姑娘》等小说的叙述，《中秋节》甚至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因为难题，生活才有趣。这些篇章中的问题虽然以日常生活的面目表现出来，却与勾连着极有分量的问题，或者说在这些篇章之中，某些普遍性的人性缺陷得到了时代性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问题性还必须向思想性的高度跃升。“中国缺少的就是那种有思想穿透力的、站在哲学思想高度来写巨制、反映一个时代的大作家。……没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作家普遍存在，只能说他们在技术层面玩得非常纯熟，但是没有历史和哲学内容的支撑，终究出不了大作品。”介入重大的时代问题之时，贾大山有着清醒而自觉的文体意识，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以“先锋”之名流行的文学形式实验显然没有影响到贾大山的写作。在他眼里，“先锋”突破的更应该是某种文化观念的禁区——塑造了泼辣而善良的农村姑娘的新婚恋观的《小果》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先锋”。随波逐流的创新，不能造就贾大山自身平易却深刻、浅显而悠远的美学特性。贾大山的审美把握和审美表述，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有评论指出，“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而是活在亿万普通的百姓特别是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贾大山的难得之处在于写出了中华传统的现实生命力。具体到师承和效法的方面，作家自述“喜欢读鲁迅、孙犁、赵树理的作品”，而在评论家看来，“在追随赵树理、孙犁等人的道路上，贾大山取得了新的成就。他比赵树理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多了一份儿人性的观照，多了一分诗意和淡雅；较之孙犁，在‘谈笑从容’‘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之外，他显然还有一份儿冷峻的反思与反讽。”传统与乡土，是贾大山写作的根系所在。 没有完全脱离意识形态观念的文学写作，也没有与价值观念完全无关的文学文本。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热爱人民、生活和时代，是贾大山全部创作的基调。“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更没有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形象化地说，就是“西柏坡里的东方朔”。评价作家的不仅是文学史和批评家，马克思早年就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的判断者”，对贾大山，时代和人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将文艺的人民性落实到创作实践中，创作者往往要具备倾尽心力的热忱，这也是贾大山留下的启示。《创作〈花市〉的前前后后》里，贾大山坦言：“作品是作家的精神劳动。作家的劳动是无情的劳动，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劳动，需要最大限度的献身精神，这对作家来说也是最宝贵的品质。”“视文学为生命，但不以之为职业”，这或许是种境界。新时代的文艺人民性，同样在呼唤这种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