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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文学，也是中国儿童文学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40年，我们是亲历者也是实践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还年轻，看见老一代作家重新焕发了青春，新一代作家跃跃欲试。当一个作家是那个时候青年人的梦想。 1978年5月，冰心先生的《三寄小读者》发表于“文革”后刚刚复刊的《儿童时代》杂志上，已经是80岁高龄的冰心再次为孩子们写了10篇通讯。她对孩子们说：“小朋友，记取，春天来了！” 国家和政府对青少年的关怀、对儿童文学的重视至今令我们难忘。1978年10月，来自全国的200多位相关领导、儿童文学作家、理论批评家、出版家在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 不久，国务院以“国发[1978]266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这次会议报告《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这一报告对儿童文学本体论回归“常识”做了确认。1981年，国家出版局在山东泰安召开了全国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1985年，文化部在昆明召开全国儿童文学理论规划会议等。另外，文化部在1981年还分别举办南北两个作家讲习班，每个讲习班都有上百名学员参加。 这一系列举措，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对儿童文学观念、形式和审美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思潮引领下，几位青年作家带有“先锋”意味的探寻和实验成了当时很有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和文学新探索的启蒙。人们认识到，儿童文学不应该再是耳提面命式的教化的工具，而是启迪陶冶少年儿童的思想和真善美的文学形象。《儿童文学》《东方少年》、上海和江苏两地的《少年文艺》成了八九十年代那一批坚持精英式写作姿态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园地。尤其当文章被《儿童文学选刊》选载，对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肯定和荣誉。 作为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扶持者和见证人，原《儿童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周晓，把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比作“公认的从中国儿童文学发祥地——上海的枝头飞起来的一只春燕”。而把上海儿童文学中生代作家们孜孜追求所形成的艺术新格局概括为“以少男少女心理的审美表现为突破口而跃出创作的低谷，以娱乐型的热闹派童话赢得更广大的读者，爆发式地进一步打破沉寂……” 1981年，中国儿童电影厂成立。1985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开始设立，在这前后，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相继设立。这都为儿童文学后来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到了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商业元素更多地进入到儿童文学的出版中来。儿童文学也出现了不同的写作方式和取向。从新世纪童书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对伴随而来的唯市场化出版的质疑来看，作家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而坚守艺术品质、为少年儿童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依然是儿童文学主流的声音。可喜的是，目前许多优秀的成人文学作家也纷纷加入到儿童文学创作中来。 新世纪以来，大量更年轻的作家不断涌现出来，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他们在不同的题材领域，比如童话、校园小说、动物小说、探险小说、科幻小说、历史题材小说等显现着自己的才华。 对我个人来讲，我文学创作的起步正是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中。我至今还记得在沈阳参加由文化部举办的儿童文学讲习班上老作家的谆谆教诲；在上海举办的全国儿童文学大会上，青年作家竞相发言，为了谈写作彻夜不眠的情景；还记得自己的作品《题王许威武》《空箱子》被《儿童文学选刊》选载，自己到邮局去等候刊物的热情。 80年代，我创作了电影剧本和同名小说《霹雳贝贝》，引起较大的反响。90年代，我创作的小说和同名电视剧《第三军团》获得飞天奖。现在想起来，正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正是改革开放的雨露让我们埋在心底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改革开放还给了我们持久的动力，让我一直以儿童文学的创作为荣，一直为少年儿童坚持写作。我还曾经获得过8次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其他奖项。 正如李敬泽所说，儿童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它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关切”。今天，我们要感谢改革开放最实在的方式就是把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 刚刚过去的10年，被业内许多同行称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10年。因为儿童图书消费量急剧增长，儿童文学作家更是跻身作家富豪榜前列，家长们也不会再认为儿童文学是可有可无的“闲书”。 我们热烈地盼望，新一个十年不光是出版的黄金十年，也应该是创作繁荣、优质童书的黄金十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