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阐释的理性重建与阐释的公共性 从根本上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领导权与话语权的资产阶级统治阶层，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寡头垄断，在外交上帝国主义盛行，在文化上则非理性主义至上。启蒙理念泯灭、阶级进步性丧失，是20世纪阐释学解体的基本时代图景和主要社会原因。为此，进步的思想者为挽救文化危亡，奋力抗拒着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召唤理性归来的同时也给阐释学的新生带来希望，其中卢卡奇便是旗手。卢卡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源流、变迁、后果进行了系统辨析和深刻反思，在主客体统一中用理性重建人类的完整意义。卢卡奇与韦伯、西美尔、狄尔泰等非理性主义思想大师都相识相交，对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具有清醒认识。他认为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康德认识“二律背反”理论中生成，在20世纪德国社会改良文化中成长，是一种向当代资本主义妥协并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寻找文化合理性的时代思想。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造成工人阶级自我意识退化，使民众崇拜权威、追逐超人、依赖利益。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融会起来，最终出现法西斯文化和纳粹政治。在卢卡奇看来，“法西斯的宣传和暴政不过是一个长期的、起初表现为‘无辜的’(专业哲学的或至多在世界观上的)过程的顶点：理性的毁灭”⑧。在理性毁灭的过程中，非理性主义思潮有以下的特征：其一，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理论都有不可知论性质；其二，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理论都从个体出发走向无边界的相对主义；其三，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理论都有着虚无主义态度；其四，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理论都有着悲观主义情绪。以上特征决定了20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反理性的、反历史进步的。因而，卢卡奇坚信，要在根本上扼制与阻止20世纪非理性主义时代状态，就必须重唤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引领下重燃理性之灯塔，让理性照亮20世纪的历史。在理性的审视中，20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物化的结果，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的集中体现，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关系的文化表达，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消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就必须重建当代以社会存在本体论为基础的整体理性，“因为这时意识不是关于它所面对的客体的意识，而是客体的自我意识”。⑨理性有着自身客观的社会存在本体，一旦没有了自身客观的社会存在本体，理性便成为没有真实性的非理性幻象。理性又是对客观社会存在本体的主观揭示，理性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社会存在本体具体而整体的观念显现。主体性是实现理性的基本方式、主导因素。在理性中，被简单决定的可能性不存在。理性是由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建造的，理性也就最能体现实践能动性和历史前景性。由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在理性的具体中，“具体的整体性是支配现实的范畴”⑩。理性有双重规定：一方面，理性的具体性体现了社会存在本体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可能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理性的整体性又直接显现为现实的具体真实。同样，理性决不是自然产物，而是人有目的性的社会选择结果。每一次有目的性的理性实现，都毫无例外地成为客观社会存在本体因果链的有序展开。在理性主观目的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就有了一种主体性辩证法，这就是实践的选择。实践的选择使理性成为现实的存在。卢卡奇用这种以社会存在的本体性为前提，以人的实践性为本质，以历史进步发展为目的性的具体的整体理性，力挽20世纪当代资本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之狂澜，不仅为20世纪文化进步发展诉诸了强有力的理性之力，也为20世纪之后重建当代阐释学提供了理性之基。 20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宰制和阐释学的解体也预示着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社会公共性的退化。哈贝马斯正是以其公共领域理论和行为交往理论，在后现代格局中抵抗非理性主义侵入，重建当代社会合法性与合理性，为当代阐释学的康复提供了公共性维度。哈贝马斯确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缘于否定历史、经验、技术三类知识所造成的公共领域丧失。所谓公共领域指市民社会中日常的私人生活与国家统治的政府辖域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分享的共同空间。这种共同空间愈宽阔，社会就愈具有合法性；愈丰富，社会就愈具有合理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萌发于中世纪晚期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其主导结构是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工业革命时代，公共领域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迅速发展，其主导结构转向社会政治、社会舆论、社会治理。但是在20世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政治干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领域，公共权力时常被少数私人组织掌控，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渐趋整合。国家霸权膨胀、政治强权威猛、中产阶层孤立、公众文化批判性减弱，民主建设、平等参与、自由分享愈来愈难以实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日渐萎缩，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消隐、基础坍塌。“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正是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11)，造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称之为“再封建社会化”。如何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是哈贝马斯思考的主题，为公共领域建立“普遍准入性”核心原则是他的基本思路。他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都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是公共领域。”(12)同时建立新的社会舆论标准。社会舆论必须以公众理性为基础，经过公众讨论而形成，社会舆论不能独断强制或欺骗愚弄，社会舆论必须具有批判意识，而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这一切都要在交往行为中来实现。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再封建社会化”与其交往行为不合理有直接关联。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公众的交往行为呈现出物质利益泛化的特征，人们之间的沟通缺乏公共基础，公众理解出现障碍，这又造成社会交往行为风险性增强。人们在交往行为中常常误解、怀疑、仇恨、冲突，甚至有大规模战争和毁灭文明的情况。更深刻的是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不断萎缩，社会的分化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自私自利是行为动力。人们相互远离而孤立生活，进而消解了人们生存其中并为此而行为的生活世界。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使人类日常生活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在公众交往行为中重获合理性，实现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在生活世界中，公众有目的性行为、规范性行为、戏剧性行为等几类交往行为。目的性行为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工具理性支配着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工具理性压制着公众主体性，使目的性行为成为不合理的行为。规范性行为以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目标，体现为公众主观世界中的价值认同和规则遵守。规范性行为常被强制观念、霸权规则所宰制而不合理。戏剧性行为如同舞台表演。公众在生活世界中背诵“台词”、扮演角色、感化他人，而自己则变成一种社会符号或文化工具。哈贝马斯真正赞许的交往行为是理解的交往行为，通过语言或话语的倾吐、传达、聆听、对话而达成相互理解、彼此共享的协调一致。在这种公共性交往行为过程中，公众在对话中掌握了知识，在合作中确认了社会共同目的，在共享中肯定了普遍的生活意义。所以通过语言或话语的倾吐、传达、聆听、对话，而达成相互理解、彼此共享、协调一致的交往行为，才能真正促成20世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进化，在20世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事业。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仍然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业。哈贝马斯在当代对启蒙进步性的捍卫，有效地阻止了非理性主义的蔓延。他的公共性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反击，坚持现代性的真理观、普遍观和社会行为与社会意识的共同性，使他为当代阐释学重建设立了公共性的本质与维度。 21世纪中国开始步入世界文化中心，阐释学也随之从接受西方阐释学进入自创阶段。早在2000年，汤一介率先提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并为中国阐释学规划了“应是在充分了解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注释经典的问题作系统的研究，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丰富的注释经典的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发现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并自觉地把中国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这样也许才有可能成为一门有中国特点的解释学理论(即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体系)”(13)的建设路径。其后，施雁飞、郑涌、李超杰、梁慧星、严平、张隆溪、阮新邦、章启群、邓安庆、何卫平、张能为、李建盛、韩震、孟鸣岐、谢晖、陈金钊、杨慧林、黄小寒、俞吾金、景海峰、李翔海、刘耘华等一大批学者，在诸多方向和层面上为中国阐释学的建立做出了学术的努力。特别是周光庆以西方解释学理论为方法、范式，梳理中国传统阐释学的源头、流变，提出中国传统阐释学“语言解释方法论”“历史解释方法论”和“心理解释方法论”，(14)为建立中国当代阐释学引来民族本土的方法论根脉。周裕锴则通过对中国先秦至清代两千余年经学、玄学、佛学、禅学、理学、诗学等重要典籍中有关言说表意和文本释义的辨识说明与分析归纳，总结出中国异于西方阐释学的原理与主要规则，为建立中国当代阐释学寻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依据。不过，当代中国阐释学建设更多的进展还在于西方阐释学的译介、借鉴，和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阐释学资源的收集、整理、研究。在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立场、理论观念、理论方法、理论命题、理论话语、理论体系等原理建设方面进展不快，而直到张江“强制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的面世，才为当代阐释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明确的中国方案。 针对西方包括阐释学在内的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在阐释文本时，从自身理论出发否定文本的客观性，无视作者原意，误读甚至曲解文本意义，取消文本阐释的公共性、知识性，将阐释的目的定位于自身理论的确证，尤其用西方理论宰制中国经验、中国文本的现象，张江指出这是强制阐释即“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5)通过对西方包括阐释学在内的各种当代文化理论的辩识和批判，他进而提出了“公共阐释论”新构想，认为中国当代阐释学应是“公共阐释论”的阐释学，是一种公共行为，它建立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一个核心阐释学原理之上。阐释公共性的根源在于阐释由公共理性构建，表达着具体阐释主体相互认可、相互交织的文本认知与理解，现实为具体阐释主体展开文本解释和具体接受主体获得文本理解的基本场域。公共理性还使阐释具有了共同认知的目的性，从而使阐释结果在历史积累与发展中逐渐形成为确定性的人类知识。这又表明，公共理性使阐释规范于人类共有的思维、经验、理解、语言、言话的范式中，最终为更多的社会人群、更长的历史时段、更广的生活空间所认同与共享，成为稳定而普遍的真理性文化之在。这是阐释最终的合法性依据和合理性价值所在。可以说，公共阐释以具体文本为意义对象，社会生活历史实践是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共阐释是理性的阐释，公共理性为阐释建构着边界，生产着可公度性。公共阐释将个人的理解置入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认同，是澄明性的阐释。在公共阐释中，阐释与接受、释者与文本都处在兼性关系中，是公度性的阐释。公共阐释在阐释时空中不断调整、修正、统合、分化、引申，是建构性的阐释。公共阐释源自于个体的理解与言说却又升成为社会的认同与公共的理解，是超越性的阐释。公共阐释使释者与文本、文本与生活、意义与世界交流和融合，是反思性的阐释。(16)这种主张的理性原则、共享性原则、知识性原则，既是对西方阐释学盛极而衰的反思，也是对中国阐释学传统的总结。对解决20世纪以来的阐释学危机、构建当代阐释学的中国方案，对当代阐释学的前途与命运将起到正面的引领作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透视认识论到阐释学的理论变迁、认识论与阐释学的内部兴衰、当代学界特别是中国方案对阐释学的救治，都昭示了历史的实践性和生活世界的自觉性对理解与解释发展史的决定作用，也展现了当代中国思想界对文化进步的重大使命，值得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