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的人》既有中年的疲惫、无奈、妥协，也有中年的笃定、清醒、乃至圆通。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庞余亮用诗歌对生活的发问，声音也许并不大，但回声悠远，足以穿透我们的一生。 15年前，我担任庞余亮的小说《薄荷》的责任编辑，那是他的处女作，是他从诗歌写作转向小说写作的第一部长篇。《薄荷》故事的发生地是江南水乡古镇三汊港，时间跨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伊始，主要叙述了一群年轻女性的命运，表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正。小说以诗意的语言，揭示了生活的狰狞面目。《薄荷》中有妥协与退让，对女性来说尽管带有残酷的意味，但里面有青春的光泽在闪耀。 15年后，庞余亮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有的人》。就像整个社会缺失了激情，进入疲惫的中年，这部小说不再叙述青春，也不再以女性为主角，而是将焦点对准男性，叙述中年男人的生活。正如小说的题目，“有的人”是一种泛指，表面上是写三位诗人彭三郎、陈皮、白若君的生活，实际上是写一类生活的旁观者在新世纪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散文化的时代，追求精神生活的诗人彭三郎，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非诗意化造成了极大的反讽效果。小说的第一章《有的人还在地球上》，开端就有浓厚的反讽意味。彭三郎的儿子发低烧半个月了，医生怀疑是白血病，让彭三郎准备几十万去苏州看病。彭三郎感到生活的重压，乃至恐惧，这些钱可不是可怜的工资以及更为可怜的诗歌稿酬所能换来的。为了儿子拥有优质的教育，他蜗居在租来的房子里，这使他不能诗意地栖居。他力图将生活诗意化，把妻子张小兰的名字改成张荞麦，然而，张荞麦还是跟她打工公司的老板出轨了。彭三郎的父亲脏话连篇又风流成性，哥哥彭林元好赌成性、刁蛮无理；彭三郎最好的诗友陈皮的父母整天生活在争吵中，母亲经常家暴丈夫，有一天竟失手将丈夫打死，为此被判了故意杀人罪。日常生活的庸俗化、恶俗化，和诗人所追求的诗歌之间，造成了极大的反差。 一个突发事件，使得诗人与非诗意生活的对峙达到了顶点，也彻底“医治”了彭三郎的诗歌“痼疾”。一天晚上，彭三郎与朋友陈皮、白若君一起吃大排档，在争执中，陈皮被人用啤酒瓶击中头部而死。凶手仰仗有后台，反咬一口，并逃之夭夭。作为目击者，彭三郎走上了漫长的伸冤之路。他持续不断地写申诉信，一封又一封，杳无音信，但是报复却纷至沓来。他想方设法去上访，但是四处碰壁，总是被拦阻，仿佛已对他布下了天罗地网。文化馆停了他的职务，一同申诉的报社记者白若君也被边缘化。彭三郎被关起来，差点丢了性命。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北京，后来流落到一个小镇上，而后是漫长的失忆，诗人彭三郎一度消失，最终成为宋会长的干儿子宋建设。宋建设麻木地苟活着。终于有一天，他偶然听到了广播电台在播送他的获奖散文《父亲》，他痛哭失声，一下子从失忆中惊醒，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诗人彭三郎回来了。 讽刺的是，当冤死的陈皮得到昭雪，回到生活中的彭三郎则选择了与他鄙弃的生活握手言和。可以说，是残酷的现实生活击碎了诗人彭三郎的天真，“天真”消失，势利、钻营、油滑等现实社会所需要的“世故”诞生了。彭三郎不停地写遵命剧本，总是不忘署上馆长的名字，署上文化局领导的名字。剧本演出后彭三郎受到重视，声名鹊起。老馆长快要退休了，已暗示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学会了妥协，学会了溜须拍马，生活已经给了他许多意想不到的馈赠。诗歌的消失，或者说是诗歌精神的消弭，使得彭三郎仕途顺风顺水，出轨的妻子也回归家庭，一切似乎归于平静。写诗的生活反而如同一场梦魇。小说里反复出现的那个自杀的天才诗人海子，似乎在提醒我们：诗歌已死，在这个时代谈论诗歌具有挽歌的特质。 写作《薄荷》时，庞余亮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而至《有的人》时，已步入混沌的中年。《有的人》字里行间，既有中年的疲惫、无奈、妥协，也有中年的笃定、清醒、乃至圆通。不同于《薄荷》的青涩与灵动，《有的人》具有父亲般的包容与成熟。《薄荷》写的是男权社会里女人的苦涩命运，而《有的人》则正面强攻男权社会，对父权制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彭三郎那个遮蔽一切的父亲，荒淫、凶暴，仿佛一无是处，但是一旦落笔成文，书写者又不得不为尊者讳，加上尊敬的光环。彭三郎书写父亲的散文获得了全国大奖，这仿佛在提醒我们：我们对于书写的敬意，实际上掩盖了生活的丑恶。那些纸上的父亲，带有极强的欺骗性。父亲的阴影反复遮蔽着《有的人》这个文本，以至于小说最明亮的部分都有隐身的父亲投下的长长阴影。通过父亲形象，《有的人》完成了对当下生活的抨击，尤其是对于父权制社会的批判。 在《有的人》中，“中年”和“父亲”这两个词是重叠的，“诗歌”和“挽歌”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年的父亲是生活的中坚，是家庭的支柱，是社会的栋梁，也是内里腐朽衰败不堪的纪念碑。诗歌的激情，就像彭三郎对情人白若君的欲望，都被非诗意的生活消磨殆尽。小说里一再出现的诗句，是对当下非诗意生活的批判，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譬如彭三郎为冤死的陈皮四处伸冤求告无门而写下的这首诗：“除了乌鸦，这疲惫的土地无人问津/那些灰白的乌鸦在我的身体里飞来飞去/还拉下了不少灰白的屎，一行行，像诗/但以后不写诗了，除了生活，除了乌鸦/即使是乌鸦似的主题在大吵大闹/可谁也听不见，我们是哑奴，被关在冬天的瓦盆里/倾听着这寂寞的卑贱的初春。”“乌鸦”作为核心意象反复出现，亡灵的阴影覆盖住了文本。这首诗歌的基调是控诉的，直抵生活的腹地，带有强烈的讽刺色彩。 而在另一首诗里，彭三郎从自己出发，对人的生存本身的荒诞性进行了哲理性的反思，是存在主义式的，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我说的话有半屋子/我浪费的纸有一吨//我既像一个老教师/又像一个退休的官吏//那么凉，又那么坚硬/我曾经爱过，也曾经恨过//我做错的事在一本书中/我遭遇的人将一个个消失//金钱命令我扁下去/脂肪又命令我圆起来//喏，我既是狱卒，又是死囚/我惟一的罪行就是生活”。荷尔德林在他的名诗《面包与酒》中曾经这样追问：“在这贫瘠的时代，诗人何为？”《有的人》则重新提出了这样的追问，它要求我们的生活做出回答。彭三郎一直在写的那首长诗《完成》，却一直没能完成，这种未完成性，隐喻着对生活的反思，乃至对历史的追问。 有的人，是我们的父亲，是所有人。诗人张曙光在《岁月的遗照》中这样写道：“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而那一切真的存在/我们向往着的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或者/它们不过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也许，我们只是些时间的见证，像这些旧照片/发黄、变脆，却包容着一些事件，人们/一度称之为历史，然而并不真实”。这是一个中年诗人对生活的总结，也是《有的人》一书的题旨所在。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庞余亮用诗歌对生活的发问，声音也许并不大，但回声悠远，足以穿透我们的一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