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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的文字系统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使用至今，如果从西汉人破解西周青铜铭文算起，从事古文字研究者前赴后继，这门研究也从“冷门”逐渐成为“热门”。 2018年10月，“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150余名参会者中年纪最长的林沄先生，曾见证了40年前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成立，也见证了中国古文字研究40年的足迹。 40年白驹过隙。当年的创会元老于省吾、容庚、徐中舒等先生已归道山；当年还是中青年学者代表的李学勤、裘锡圭现已成为古文字学界的元老；而以研究生身份列席当年会议的年轻人吴振武等也成长为学科带头人。令人欣慰的是，当年的主力是白发苍苍的学者，40年后的今天，参会发言的多是年轻才俊。 凝神聚力，共谋发展 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马王堆汉墓、银雀山汉墓、侯马盟书、岐山凤雏村的成坑西周甲骨、庄白村窖藏青铜器、随县曾侯乙墓的编钟等考古发现石破天惊，层出不穷，令海内外学术界为之轰动，国家文物局一次次组织包括古文字学专家在内的团队进行整理研究，古文字学这门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学科其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当时古文字研究的现状堪忧，专业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在古文字学界享有崇高威望的郭沫若刚刚谢世，唐兰先生卧床不起，容庚和徐中舒二老也因年迈不能远行；40岁以上的专业人员数量不多，30岁左右的专业人员更是凤毛麟角。工具书奇缺，知识库不足，这与考古所涌现出的大量古文字资料形成了强烈落差。 吉林大学的于省吾等老一辈学者深感需要召开一次会议，聚集全国的力量，扭转古文字研究的现状。会议经过精密筹划如愿召开。这次会议之后，为了我国古文字学科的发展，也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队伍建设，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了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之后古文字研究会又在广州、成都、太原连续组织了三次年会，使古文字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那几次古文字的年会影响深远，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先生分析了不为人注意的曾侯乙墓中的一段漆书文字，指出了这段文字与同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图之间的关系，认为曾侯乙可能是楚国的乐官。妇好墓发掘以来，卜辞的断代研究十分活跃，而殷墟小屯南地甲骨的发掘又为卜辞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前几次年会，甲骨的断代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当时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的李学勤、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裘锡圭主张“历组卜辞”属于武丁时期，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邹衡、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陈炜湛则赞成“历组卜辞”属于武乙、文丁时期，大家各抒己见，精彩纷呈。在年会的热烈讨论中，古文字研究的活泼局面开始形成。 多元培养，后继有人 1978年伊始，在国家教育政策推动下，一些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开始恢复招收古文字学方向研究生，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在于省吾、容庚、胡厚宣、徐中舒等研究会元老的悉心指导下，年轻学人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古文字研究的新鲜力量。除了培养研究生，研究会的理事还通过举办培训班的方式，培养专业人才。1984年，在教育部的统一规划下，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承担了古文字培训班的教学工作，开设说文解字、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等专题课，培训出一批古文字学专门人才。 进入新世纪，古文字学科在人才培养上开创了多家单位协同培养的模式，强化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育。2012年，国家推行“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等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单位，联合组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并于2014年入选“2011”计划。协同中心以“积极探索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培养优秀的复合型拔尖人才”为建设目标，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采取学术论坛、交流班、访问研究、学术考察等多元培养方式，全方位提高了古文字学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与创新能力。 古文字研究所有的学问都是开放的，今天的结论明天就会因为新材料的出现而有所改变，年轻学者一旦进入这个象牙塔，付出的将是一生的痴迷，得到的也是一生的快乐。 夯实根基，完善体系 1978年—1982年，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担任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负责编辑的《甲骨文合集》陆续出版齐备。《甲骨文合集》收录了自甲骨文发现80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殷墟甲骨拓片、照片和摹本4万余片。基本收齐当时已有的甲骨文资料，为甲骨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4—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陆续出版齐全。全书对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各类有铭铜器系统整理、分类辑录，为金文研究提供了完备的资料基础。它们的出版，不仅大大便利了研究者的资料收集工作，亦使得珍贵的古文字资料得以广泛流传，在古文字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完善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会着手策划了古文字各类资料库的建设和学科基础知识的构建。甲骨文字研究方面，饶宗颐启动《甲骨文通检》撰写，姚孝遂和赵诚主持编撰《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学界出版了不同类型的甲骨文字编，如《甲骨文编》《新甲骨文编》《甲骨文字编》等。金文研究方面，《金文编》经修订增补后重版，《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金文形义通解》等大型工具书亦编辑出版。目前，通过编撰各类大型工具书，古文字学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数据库体系，为各学科提供了中国古典时期丰富的语料和史料。 历经40年发展，古文字学科形成了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学和简帛学等完善的学科体系。作为学科基础的古文字释读，在理论和方法上均颇有建树，许多疑难文字得到正确释读，完善了古老汉字的发展序列。在甲骨学领域，建立了甲骨文分类与断代研究的完整体系，为甲骨文字考释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金文研究中，各诸侯国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与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周代国家结构和地域文化的认知。战国文字分域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揭示了战国时期各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和交融性。 寓古于新，传承有序 王国维总结学术史时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新出土新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对于古文字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1991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了一个甲骨坑，坑内出土刻辞甲骨近700片，且以大块的和完整的卜甲居多，这是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备受学界瞩目。这批资料因占卜主体是“子”而称为“花东子卜辞”，是殷代贵族家族占卜资料的重大发现，对深刻了解殷代的社会结构有重要价值，新资料所揭示的新字形、新辞例，大大促进了甲骨学的发展。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出版，公布了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所出土的700多枚竹简资料。这些楚简包含多种古籍，重要篇章有《老子》《五行》《缁衣》等，宛如打开一座古代的图书馆。郭店竹简的公布，揭开了古书类竹简大发现的序幕。中国古文字研究由此迈入一个新阶段，开辟了依据出土古书实物开展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新领域。简帛研究成为古文字研究的新热点，激发了境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渐成国际显学。 2008年，古文字研究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在吉林大学召开，当时恰逢清华大学自香港购回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数量近2500枚的“清华简”多为经、史一类典籍，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不可估量。清华大学专门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凝聚各学科专门人才，整理、保护和研究这批竹简。该中心自2011年开始，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名，一年一辑陆续出版研究成果，前不久刚刚出版发布了第八辑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古文字研究者的努力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的攻关，古文字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为古史重建和古典学重建，为正确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丰厚的学术支持。 120年前的1899年，甲骨文的偶然发现掀开了中国文字研究及中国学术的新篇章，直到今天，无数人依然在这一领域精耕细作。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古文字学才实现了良好的传承与创新性的发展。 经过40年的建设和发展，古文字研究已经彻底扭转了研究会成立时期较为困窘的状况。源源不断出土的新资料、新技术的吸收与应用、年轻学者的不断培养，都使古文字研究会保持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