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年英 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湖南湘潭，在某高校任职，教授摄影和人类学。业余爱好写作，有30多卷著作问世。  《山河恋》潘年英著/新星出版社2018年11月版/45.00元 ■受访人：潘年英（作家） □采访人：解乔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通过盘村三代人命运的描写，真实呈现一个边缘蛮荒的少数民族乡村在当代中国的历史遭遇和命运变迁，这是潘年英的创作野心。2000年，他的“故乡三部曲”《木楼人家》《故乡信札》《伤心篱笆》（上海文艺出版社版），写的是其对故乡盘村的童年记忆，主要讲述父辈的故事；日前出版的“新乡五部曲”《解梦花》《河畔老屋》《敲窗的鸟》《桃花水红》《山河恋》，写的是盘村当下的现实，讲述潘年英这一代人的故事。目前，他正在创作 “后故乡三部曲”，书写后辈的故事。 记者:写作多年，为什么只围绕家乡书写？ 潘年英：新作依旧讲述我的故乡盘杠村的故事。我有一个很大的文学野心，即想写一部以我故乡盘杠村的历史、人物、故事为原型，构筑一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乡村变迁史。我原来的计划是写9部，现在看来要大大地突破了。 2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木楼人家》《故乡信札》《伤心篱笆》3部，被读者誉为“故乡三部曲”。此次出版的5部，原先只打算出版《解梦花》《敲窗的鸟》《河畔老屋》，叫“新故乡三部曲”，然后我还打算再出版“后故乡三部曲”……一共9部，由此共同构筑一部相当宏大的“盘村叙事”。 记者：此次出版的“新故乡三部曲”多加了2部，为什么? 潘年英：《解梦花》《敲窗的鸟》《桃花水红》是长篇小说，《河畔老屋》《山河恋》是散文集。散文集可以看作是《解梦花》的素材。 记者：《解梦花》对于您来说好像很特殊，它特殊在哪？ 潘年英：《解梦花》讲述了成长于蛮荒山村的侗族少年尼巴，因幼年的不幸经历，落下做噩梦的疾病。他靠努力成为著名摄影师，游走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他一边行走，一边寻找那个可以治疗他疾病的灵药。他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一生都在行走和寻找，心里有种执念。 记者：那这个“解梦花”的药最后找到了没有？ 潘年英：找到了，但没有用。故事只写到尼巴在被游客打伤致残后，又在故乡生活了10年，在这期间，他的作品获得了国际摄影大奖，但家乡人却把他看成一个废物，所有人都在嘲笑他，奚落他……该作品取材于我的生活经历和见闻，寓意却很沉重。 记者：这种沉重的东西，是您写作的源泉？ 潘年英：在《桃花水红》一书中，主人翁是一个叫“老东”的人，“老东”有我的影子。我在写作时，把我们那一代人所遭遇的共同的困惑和命运都写进去了。这5部作品都可以用共同的关键词来概括：民族、地方、民间、现代、传统、个性……有了这样的内涵，我觉得我这几部作品就算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记者：所以为民族而写是您写作的使命感？ 潘年英：坦率说，使命感这东西，大多数时候我是没有的，如果经常有，那就太沉重了，但有时感觉好像也有。比如说，我这个民族，有300多万人口，如果在欧洲，差不多是一个国家的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居然没有几个像样的作家和艺术家，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偶尔我也会想到要为民族写点什么，但那都是一闪念，更多的时候，我把自己还原为人，我是一个人，是一个世界的人，而不是一个民族的人，所以我更愿意站在人的角度去思考和写作。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民族的气息是很浓厚的，但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反对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 记者：20年出5本书，对于一个作家也不算勤奋，您觉得您在写作上偷懒了吗？ 潘年英：其实我并不勤奋，但不偷懒。现在我上了年纪，就更加懂得珍惜时间了。珍惜时间并不等于说我每时每刻都在写作。自从我开始学习写作并爱上写作之后，我就发现时间实在太不够用了，我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读书，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旅行，更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写作。 记者：写作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潘年英：在我看来，一个人写作与一个人打麻将一样，就是喜欢、好玩、有趣。也许有人说，写作是有使命感的。的确，写作《平凡的世界》的陕西作家路遥，似乎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根据他的自述，他在写作时非常痛苦。但我依然看到路遥在写作时的那种愉快、满足、陶醉，如果不是这样，他根本不可能坚持写作。 记者：坚持写作为您带来了什么？您看重的是什么？ 潘年英：这5本作品中，出版最早的《解梦花》我写了20年，但我依然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当然我也并不是每天都在写。我是先有一个框架，就像修房子那样，先把木架子搭起来，然后再慢慢装修。由于我的写作时间是零散的，每次接着写的时候，我都要把前面写的重新读一遍。这样，我对我这部小说的阅读就比较多了，阅读的次数越多，我就越有想法，这部小说到底写得如何？到底有没有价值？当我把这样的问题带到写作中来思考的时候，我就是愉悦、满足和陶醉的。如果读者能有耐心把这部作品读完，我更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