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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威廉在《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一文中说：“城市文学肯定不能只是一种关于城市的文学，它面对的是当下浑浊裹挟的总体历史进程，我们要敏锐地切入到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里边，并努力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 ”王威廉发表在2018年第6期《收获》上的新作《城市海蜇》，便是努力“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的艺术尝试。它以中国最崭新的巨型都市——深圳为背景（亦为隐喻和象征），用小说家的洞察力、想象力和诗性象征能力，勘探当代中国人从乡村文化转型为城市文明的精神现状，以及其内在的变迁、困境和复杂性。 这篇小说特别令我惊喜的是，它不仅仅以城市为对象，更是以城市为方法。 换言之，这不仅是刚好发生在当代巨型城市的小说，而是自觉地以当代新城市蕴含的精神裂变和文明转型为思考对象，探索城市化进程中主体精神“整容”的作品。在小说艺术层面，它也提供了城市如何成为小说方法的探索。 在多年前的中篇小说《秀琴》中，王威廉书写了一个进城者的创伤故事。进城务工的秀琴被工友强奸，丈夫在为其讨回公道时不幸被工地倒塌的围墙砸死。生活的悲剧激发了秀琴一种近乎疯狂的爱情坚守：丈夫为她而死，她于是决定在余生为丈夫而活——以丈夫的身份活下去。回到故乡她自觉地用丈夫的身份说话行事，成了旁人眼中的疯子。《秀琴》并非廉价地展示了进城者的艰难和悲苦，而是用一种近乎疯狂的古典爱情伦理对抗着巨兽般张开大口的都市。 不难发现，《秀琴》在《城市海蜇》中得到了重写，而不是重复。《城市海蜇》的不确定叙事中存在一种可能：张锋在女友文樱病逝之后，通过整容而用文樱的身份继续活下去。这看似是《秀琴》的回声，可是《城市海蜇》显然要复杂得多。《秀琴》中那个单线主题被镶嵌于城市驳杂的精神景观中而产生了全新的意味。 《城市海蜇》采用了王威廉惯用的双线人物模式，不过孔楠和张锋这二个人物却几乎难分主次，他们不是谁衬托谁，谁辅助谁，而是城市化过程中二个不同主体的相互对照。孔楠是那种从职业（摄影师）到趣味（喜欢透过镜头和女友做爱）到生活方式已经被全面城市化的主体。这个在深圳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摄影艺术家从内陆来到沿海，他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深圳生活的深处。不同于母亲对城市的陌生和恐惧，他看似成为城市潮人，开着奥迪，从事着不无潮流意味的工作，可是高房价的城市显然拒绝了他的安居。如果说秀琴是进城而保持着古典乡土爱情伦理的人，孔楠则是不再葆有永恒情感的都市浪子。他和诸多女友的不稳定情感，他内心围绕着城市海蜇所做的种种迷梦，都折射着某种噬心的虚无感，也即他一直体味的孤独。 另一条线索是通过孔楠的视角而展开的张锋故事。作为孔楠发小的张锋大学毕业后回归家乡，过起了稳定的公务员生活。这似乎是大多数梦想屈服于现实者的生活路径，从此安逸而自闭地过起小城市人的日子。王威廉在张锋线索上做了不确定性处理，一种可能是上面所述：张锋在女友文樱病逝之后用文樱的身份继续生活。不过张锋的动机却并非秀琴式的古典爱情，而是寻找身份避难。他已经厌倦了被父亲操纵的“张锋”身份，文樱为他提供了一个身份避难所。 有趣的是，张锋的精神危机来自于母亲的失踪；母亲的失踪则由于张父的不忠，张母逃进深山去寻求宗教的庇护。可见，城市病的扩散不仅发生于巨型都市，被瓦解的传统家庭伦理成了张锋精神坍塌的缘由。换言之，活在小城市的张锋并没有逃过城市巨兽的吞噬。 再说另一种可能，张锋病逝（急性胰岛炎，一种带着强烈都市感的疾病），女友文樱由于对张锋的强烈怀念而不断讲述自己乃是张锋替身的故事。这显然是非常接近于《秀琴》那种古典爱情伦理的，问题在于，在不确定叙事中，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得到确认。不确定叙事本身便是对确定性爱情的解构。小说最后，孔楠甚至对自称是“张锋”的“文樱”产生了异性欲望。可见现代都市多元身份的游离感如何瓦解了传统、记忆的“确定性”。 在双线叙事的背后，《城市海蜇》在其内部景深处始终结构着一种“真”与“拟真”的分野和变迁。“真”是传统社会的伦理和审美基础，而现代都市则在科技推动下日益进入了“拟真”世界，并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伦理和审美。书写都市熙熙攘攘的故事是不够的，只有深入都市内部的伦理和审美变迁才是真正捕捉住当代都市骚动的魂。如果我们将漫山遍野的花称为真的话，一张关于漫山遍野的花的照片则是一种拟真。城市化的生存，拟真越来越超越了真本身而成为另一种霸权式的真实。由此看来，作为摄影家的孔楠，这个身份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支撑小说隐喻非常重要的设置。 小说中，孔楠的感情包括性都被摄影这个介质所中介化，只有看着镜头里的女友，他才激发起无比的欲望。这意味着，拟真已经成了他生活中更真实的部分。 这里关涉到小说最核心的隐喻——城市海蜇，明信片中大片的海蜇究竟往何处寻？这种奇迹般的海上生命景观究竟是真还是拟真？吸引着张锋和文樱的明信片上的“城市海蜇”居然不过是一堆白色垃圾，当孔楠把文樱带到这个真相面前时，文樱居然也并不震惊。她在海边向孔楠展示了自己曼妙的身体，这个在大自然面前展示本真的结尾同样充满了象征的悖论和多义性：假如“她”是张锋整容而成的“文樱”，这显然是一个被技术再造的“拟真”身体，恰如白色垃圾艺术化而成的城市海蜇；假如“她”只是把自己想象成张锋的文樱，那么当她坦然接受城市海蜇不过白色垃圾的艺术化，并在另一个男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身体，这是否意味她那种永恒而确定的爱情价值观正在被瓦解。 换言之，在我们成为城市人的过程中，城市正由内而外地对主体施行了习焉不察的“精神整容”。《城市海蜇》透视的城市秘密在于：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番透视追问的是：在总体性烟消云散的城市进程中，主体如何自我确认的现代难题。 作者深刻地意识到，拟真已然是我们现代城市不可逃避的处境，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它？现代之城，罪与美，恶之花，是有生命的凝胶般的海蜇，还是无法降解的白色塑料垃圾？城市海蜇将现代城市的存在悖论象征化地摆在我们面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存如何去面对它。 在海边，在存在的边缘，孔楠凝视着“文樱”的身体之舞，这是属于真还是拟真的身体？抑或是正从真走向拟真的身体？这个不确定的结局，是对大海无边、垃圾和海蜇无法确证的一种呼应。诚然，拟真城市固然已经是一种现实处境，但对它的凝视和冥思，或许依然是在虚无之境寻找出路的必然之途。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文本就曾被学界寄予厚望，视为继乡土文学之后必然兴起的主流文学类型。事实并未循着学术设计的方向发展，城市书写不少，城市文学研究也颇热门，但写出正在发生的大城市内在灵魂裂变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究其原因，大部分作家以城市为背景，以城市为对象，却缺乏一种以城市为方法的精神洞察力和诗性想象力。既往的中国城市文学书写已经发展了几种成熟的范式：王安忆《长恨歌》以人立城，人为城传的写法倾向于捕捉城市独特文化沉淀和精神气息在人身上的投射，这种写法影响殊深，效者甚众；致力于在方言书写中显影城市的精神气息也是源远流长的一脉，远如老舍，近如金宇澄。然而，不同的城市书写吁求着不同的方法。上述城市书写范式匹配的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成都等等。可是深圳这类巨型的“新城市”及其代表的新经验显然需要崭新的方法。而且，我们也应该要看到，那些有古老历史的城市也在经历着文明的现代转型，传统的市民文化伦理也被潮水般的移民文化以及新生代的网络文化所淹没，呈现出与深圳乃至世界性的巨型都市的趋向与特征，而王威廉探索的正是这种文明大转型期的新城市书写的方法。 值得重视的是，深圳在《城市海蜇》中也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巨型都市，而是一个充满未来感，以不可思议的科技感想象未来、引发欢呼和梦想，却又混杂着无数新移民卑微梦想和辛酸汗水的新城市。 中国每一座城市都如火如荼进行的边界扩张与新区建设，无不是一个个“深圳”的建构过程。作为中国城市首块“试验田”的深圳之经验、方法和想象都成为那无数城市生长过程中的动机与落实。王威廉作为长期生活在广州的作家，这一次把笔触伸向深圳绝不是一次偶然。 传统城市的灵魂沉淀在里弄巷陌中，城市的新子民代代繁衍，但他们每迈一步都在历史稳定的轨道上，传统城市的魂在过去，而新城市的魂在未来，或者说在一种对未来的疯狂迷恋中。 《城市海蜇》中，文樱追问说：“我们已经在设计未来，然后说这就是未来，可这是真正的未来吗？未来不应该是难以预测的，与现在保持着遥远距离的吗？”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科技高度介入和塑造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如此热衷于通过科技想象和设计未来。当传统被斩断，世界向未来无限投诚的时候，当一种未来尚未完全到来就被更多的未来所淘汰的时候，“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才成为普遍的现实。在这种现实日益普遍的背景下，深圳就不仅是深圳，深圳是未来之城的象征。深圳的困惑就是无数新城市的困惑。深圳的“城市海蜇”所镶嵌的“拟真”替代“真”的趋势也成了把所有人裹挟其中的景观现实。在此意义上，《城市海蜇》面向不断衍生的未来说出了一种“何处不深圳，谁人非海蜇”的当代现实。 把《城市海蜇》放在王威廉的写作历程中看，会发现它跟既往作品的连续性和新创处。《城市海蜇》和《非法入住》《内脸》《听盐生长的声音》《水女人》等作品分享着内在的“反思现代性”主题，不同在于，以往的作品面对的或是历史（《水女人》），或是现实（《非法入住》），或是灵魂（《内脸》《听盐生长的声音》），而《城市海蜇》则把立足点从过去-现实延伸到未来。 《城市海蜇》使我们意识到作为作家的王威廉的雄心：他要站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轴以及外部现实和内部灵魂的空间轴的交汇点上，凝思主体何去何从的庞大问题。这种思想力在当代青年作家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这也是王威廉小说重要辨析度所在。歌德曾经说过：“一个诗人需要整个哲学，但他必须将之排除在作品以外。”同样，一个小说家也需要整个哲学来洞察世界的精神变迁，王威廉为他的小说准备了宏阔的精神视野。 可是，这还不够，他还准备了诗的思维，来为这个混沌未名的世界创造象征。具体于《城市海蜇》则是以一种象征性的小说诗学去触摸当代总体性破碎的精神难题。叶芝曾经说过，当隐喻“还不是象征时，就不具备足以动人的深刻性。而当它们成为象征时，它们就是最完美的”。诚然，隐喻是作为修辞的局部存在，而象征则是辐射全局的精神光源。当代城市内部光怪陆离、沟壑万千，如果不能探究其本并为其创造一个精神象征，小说就只能在故事层面上打转。《城市海蜇》之优胜处，就在于城市海蜇作为一个核心象征所标识的“真/拟真”的精神内涵与孔楠、张锋、文樱等人物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精神整容和困境高度同构。 《城市海蜇》让我们意识到，当代文学对一个作家提出了多么苛刻的要求：以哲学洞察不断变化的新世界，以诗学再造日益庞大的文本世界。只有沟通了这二者，才能获得一种兼具文本血肉和精神纵深的文学当代性。这也算是《城市海蜇》对当代文学的鉴照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