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斯塔科维奇当然是一个幽默的人。在他与少数几个挚友之一、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大众文化部主任伊·达·格林克曼的近三百封书信中，透过信封上常常带有的“已经通过军事检查”的字样，读者依然能感受到它们传递出的谨慎、苦涩却也通达的幽默。在这些简洁但亲切、敏感又克制的信件里，肖斯塔科维奇说的最多的，除了他的音乐，就是他的身体。他似乎一直被病痛所缠绕，一直被死亡所追赶，但他谈起来，却让人忍不住莞尔： [这些医生]指出，这次出院之后，我就能很快地爬楼梯了。但是在住院期间的18天内，我爬楼梯的能力却没有丝毫的提高。于是我和拉鲍塔洛夫教授便达成了共识：通过这18天的住院治疗，我的身体已有明显的好转，我已经精神焕发并能够高高兴兴地回家去。 在我住院期间，外科大夫米赫尔松教授和神经外科大夫施密特教授一直为我诊断治疗，他们两位对我的双手和双腿的活动能力都特别满意。他们认为，我暂时不能从事钢琴演奏，上楼都很艰难，这些都并不重要；可以不去弹钢琴，也可以不去爬楼梯；在家里坐着别动……也不要故意去走那些容易滑倒的人行道。果然是这样，我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做，我既不会滑倒，也不会出现其他的意外事故。除此之外，我一切都很好。[1] 引此一段长文，是因为那些了解作曲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生命，出去听音乐会、看足球赛就是他莫大幸福的人，都可以从这些故作一本正经的文字后，体会到“这些都并不重要”“除此之外一切都好”的苦涩。这是典型的肖斯塔科维奇的幽默。这份幽默并不是无所畏忌的打趣、开怀的调侃、炫耀卖弄的聪明，而是严肃内敛的智慧。 而这已经是肖斯塔科维奇罕见的长段表述了。他与格林克曼在1941-1974年间的通信常常只有几行，一方面当然是时局所迫，一方面也是出于天性：肖斯塔科维奇并不是能言善道、侃侃而谈之人。因此，在每封书信之后，几乎都有超过原书信长度的注释，收信人格林克曼细述每句话后面的背景与语境，点出那些欲言又止、反话正说的寓意，由此构成的“复调”建立起一个复杂立体的作曲家形象，而这一形象，与众人熟知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有着微妙的不同。 伏尔科夫的《见证》号称“找到了有效的办法帮助肖斯塔科维奇解除拘束，使他在讲话的时候比对知心朋友谈话还要自然”[2]，但从确确实实出自肖斯塔科维奇之手的信件来看，要解除肖斯塔科维奇的“拘束”，恐怕并非易事。在书信集里，肖斯塔科维奇曾明确地说自己“是个害羞的人”，而格林克曼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肖斯塔科维奇的敏感、羞涩、讷言，“我当面正视他，他立刻会羞涩地转过身去”，“当他当众发言时，总觉得难为情，有时甚至慌慌张张”，更多次表示肖斯塔科维奇并不是热爱公开品评同行、议论时局之人，最多“用伤心的笑话表示不满”，例如他常常婉拒指挥自己的作品，认为自己“并不擅长指挥”，但听了伊万诺夫演奏他的《第七交响曲》后，讥讽道“我又坚定了我的信念，原来指挥不是一门十分难懂的科学”。这样，尽管他对莫斯科作曲家协会领导人阿波斯托洛夫相当反感（此人曾逼迫肖斯塔科维奇对自己在创作中所犯的“错误”公开认罪，逼得后者几乎自杀，却有次在聆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四交响曲》排练时心脏病发死去），他也不会如《见证》里所说，指名道姓大骂他是傻瓜。肖斯塔科维奇不是《见证》所塑造的口吐莲花、妙语连珠的人，他是把意见藏在音乐背后的人，哪怕要用口头或文字语言来表达，也不太可能用《见证》里那种酣畅淋漓、指点江山的说段子方式。《见证》一直被认为可信度相当可疑，从书信集里浮现出的那种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用幽默伪装起来的庄重”来看，这一判断不无道理。 巴恩斯笔下的肖斯塔科维奇却很倚重《见证》，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再一次偏离。当然，用三个场景以点概面地描述肖斯塔科维奇人生的《时间的噪音》，用了肖斯塔科维奇极为推崇的简洁优美的语言，而且，一些情节，也有书信集里提到的事实为佐证。譬如“权力”为了帮助“人民的敌人”肖斯塔科维奇提高“思想觉悟”而专门给他派去了“政治辅导员”，《时间的噪音》里花了很大篇幅描述这一场景，包括辅导员问肖斯塔科维奇为何家中没有悬挂领袖像，跟书信集里所述如出一辙；又譬如肖斯塔科维奇曾在信中建议格林克曼坐火车时“脖子上和手腕上佩戴一条由蒜瓣串起来的护身符”，这一“迷信”做法也在《时间的噪音》开篇序曲里的火车站一幕就已提及：“那个在听的人是个戴眼镜的瘦子，有些神经质；脖子和手腕上挂着大蒜护身符”；这些互文让人相信，巴恩斯继《终结的感觉》之后的首部长篇，又回到了早期经典《福楼拜的鹦鹉》，从事实片段出发，佐以虚构，描述历史上真实人物的一生。 但是，《见证》里所构建起来的肖斯塔科维奇形象，某种程度上是用一个具体的、知名的、幸存下来的个人，用他“口中”的生动语言，来指代那个时代的集体荒诞。它用了回忆录的“真实”方式，但与传主本身的“真实”有一定落差。它更在乎的是用人来展现那个时代，而不是时代里的人。《时间的噪音》也有类似的倾向。跟《见证》一样，虽然肖斯塔科维奇这位“传主”毫无疑问是叙述的中心，但却不是创作的着眼点。这部小说与其说是要描绘肖斯塔科维奇这个“用幽默掩盖愤怒，用羞涩埋藏关爱”的人，不如说是作者巴恩斯在借这个“懦夫”来刻画他心中所谓的勇敢。从这一意图出发，巴恩斯主动选取了肖斯塔科维奇人生中的三个事件，并用极其反讽又不无抒情的笔法，塑造了他心中的“懦夫”，塑造了“热爱森林”的“灵魂设计师”，塑造了以大写的权力为抽象化身的“苏维埃俄罗斯”——悲观与乐观的矛盾综合体。 巴恩斯的这部小说当然非常出色，但因为这种刻意为之的主题先行，以及与这一主题相伴的段子式、金句式写法，让复杂的俄罗斯和复杂的肖斯塔科维奇在某种程度上都符号化、简单化了，国外便有犀利书评说此作“漂亮的格言警句”让人觉得它是个“床边故事，减弱了真正令人不安之处”。巴恩斯很聪明，但对他的俄罗斯“传主”来说，他这个英国人或许太聪明了。为了表达权力的无所不在、个人的渺小卑微，他忍不住要用一些令人击节叫好的句子，比如“灵魂可以被以下三种方式摧毁：被别人对你做的事；被别人逼你对自己做的事；被你自愿选择对自己做的事”，又比如被广泛引用的“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音乐，关于我们存在的音乐，有些人将它转化成了真正的音乐。几十年后，如果这样的音乐足够强大、真实、纯净，能淹没时间的噪音，它就能够转化为历史的低语”。这些句子有着揭示极权时代之恐怖的力量，但却更奇怪的带着一种抚慰的气息，这种气息，或许是小说的动人之处，但也削弱了它自身的初心。它原想刻画来自那位“大象的故乡”、始终等待着被处决的人的那份对死亡的恐惧，最终却演变成了对“艺术可以超越时间/权力”的抒情讴歌，难怪有评论说该作赐予艺术以力量，将我们从“时间的噪音”中拯救出来，但也因此放过了“卑鄙的行为”。 其实，最初让巴恩斯对肖斯塔科维奇感兴趣的，是后者对衰老与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贯穿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他甚至在青壮年时就在信里不时写道，“明天是我40岁的生日，再过10年我就是个50岁的老人了”，“别忘了，我已经是个43岁的人了”。早在小十年前出版的《无所畏惧》里，巴恩斯就提到肖斯塔科维奇对死亡的态度。这本类似家庭回忆录的小书，以“死亡”为关键词，用碎片式的话语描绘了巴恩斯的家庭、他与哲学家哥哥关于“信不信仰上帝”的交流，也记录了他对凡人终有一死的思考。法国文学专业出身的巴恩斯，在这本书里提到了他最喜爱的作家福楼拜，也有几处谈到肖斯塔科维奇。[3] 书中对死亡的沉思，十年后化为了《时间的噪音》，虽然这部小说谱写了一曲赞美艺术超越时间的赞歌，但我认为巴恩斯创作此书的更根本的冲动是，人都是畏惧死亡的怯懦的人，害怕死、不想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尤其是在那样黑暗的年代；真正可恶的不仅有化身为死神的权力，还有那些身处和平环境，却要求别人去献身、去当英雄的人。在肖斯塔科维奇去美国参加世界文化和科学和平大会时，那里有人提议说，在苏联代表团居住的大楼周围支起一张网，这样，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跳出来，投奔自由。但怕死的懦夫肖斯塔科维奇很清醒，他敢肯定，只要他跳出来，没有任何网会兜住他。这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罢了。面对外在随时会降临的处决、面对内在不知何时会出现的身体故障，巴恩斯笔下的肖斯塔科维奇知道，“做一名英雄，你只需勇敢一时——在你拿起枪、投出炸弹、按下引爆器，与暴君同归于尽时。但当懦夫，就是一生的事业。你永远不得消停。你将不得不为自己找理由，颤抖，畏缩，重新闻到橡胶靴子的气味，再次看见一个堕落的、可鄙的自己，这就是预料之中的下一次的情形。成为懦夫需要执拗。需要固执，需要拒绝改变，某种程度上来说，做到这一点，需要某种勇气。”这一点，与书信集里描绘的肖斯塔科维奇是吻合的，对于内外徘徊不去的死亡阴影，他喜欢用反讽的口气来描述“到处红旗招展，街道上方悬挂着各种标语与口号，一派喜气洋洋”的“庆祝进步”的场景，喜欢称呼医治病痛的医生为“献身科学事业的大夫”，在这种幽默中执拗地活下去。 但是，这一核心，却没有得到更多的铺展，反而浓缩为《见证》式的“段子”，开启了看似复杂立体、实际却直奔主题而去的金句式展演，难怪《时间的噪音》成为近期被读者划线高亮最多的电子书，国外书评也称书中遍布“具有穿透人心之力量的可引用的句子”。可是，虽然巴恩斯认为自己很懂得肖斯塔科维奇的“怯懦的勇气”，也觉得自己很理解那个“大象的祖国”，但他心中已经站在了安全地带之外的对立面，那些描绘它们的荒诞的句子，虽然让人啧啧称赞，但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毕竟，光滑的句子也是危险的。肖斯塔科维奇的话都要反着听，在这一点上，《时间的噪音》太正了，虽然它充满了“反讽”，但其实是对荒诞的正面出击，这种应对方式，与肖斯塔科维奇、与书中描写的那时的苏维埃俄罗斯，都并不相同。 最后，再稍微说说翻译。有一处小小的地方，有论者认为文中的“闰年”“似是译者译错，应为本命年”。[4] 原文的“leap year”应该是闰年。闰年是因为人为历法规定造成的年度天数与地球实际公转周期有时间差而设立的，公历每年只有365日，比回归年短约0.2422 日，这个时间差每四年累计为一天，故第四年于2月末加1天，使当年的历年长度为366日，这一年就为闰年。希腊人觉得闰年不吉利，乌克兰民间传说里也有“没人想在2月29日结婚”，因此《时间的噪音》里说“他一直对闰年有些迷信。就像许多人一样，他相信闰年会带来坏运”。因为闰年能被四整除，所以巴恩斯精心挑选的肖斯塔科维奇人生中的三个闰年（1936年、1948年、1960年），恰好是12年间隔，令人感觉有本命年之感。本命年是指农历属相所在的年份，俄罗斯人应无本命年一说。 总之，正如英国《卫报》评论，这本“立体多面的人物传记对音乐的表现采取了审慎明智的‘极简主义’”，因此，对没有音乐专业知识的我来说，难度尚不算最大。但巴恩斯遍布全书看似简单、实则意蕴深厚的金句，却在翻译时总颇费思量。他的文字精准又有韵味，简练又极优美，我希望自己的翻译大致传递了作者的这一风格。 [1] 《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焦东建、黄茉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后文提到书信集里的文字，均出自此书。 [2] 所罗门·伏尔科夫《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原名《见证》），叶琼芳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1981年。后文提到《见证》里的文字，均出自此书。 [3] Julian Barnes, 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 London: Jonathen Cape, 2008. 这本书里提到肖斯塔科维奇的地方共有三处，一处提到肖斯塔科维奇认为 “从生与死中进行创作，就是用袖子擦拭鼻子”，还提到雕刻家斯洛尼姆为肖斯塔科维奇雕了一个胸像，但“权力”很不满意，认为没有雕出“一个乐观的肖斯塔科维奇”；还有肖斯塔科维奇对“乐观的悲剧”的评论，即“悲剧就是悲剧，乐观主义与悲剧毫不相干”（语出《见证》），这些在《时间的噪音》里都得到了进一步展现。另外一处是前文所说的那位在聆听主题是死亡的《第十四交响曲》中半途死去的人阿波斯托洛夫，这是书信集里格林克曼提到的事实。 [4] 之所以强调这一细节，也正好是说明，巴恩斯对肖斯塔科维奇的书写，有着“主题先行”的倾向。在与恺蒂的对谈中，他提到，站在电梯口的1937年，是因为1936年刊登在《真理报》社论对他的毁灭性打击；而1949年坐飞机出访美国，是因为1948年斯大林那通电话，“这两件事恰恰相隔12年，我就想，如果1960年他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就好了。一翻资料，他那年入党，这真是天赐良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