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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学”话语与文学理论自主性的确立 或许今天的学者会心存疑问，为什么是与文学相距遥远的自然科学率先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成为他们拓宽研究思路的首选?这恐怕还要从新时期科学主义的高扬以及科学话语合法性的确立说起。20世纪70年代末，自“二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股以高科技为标志的浪潮带来了技术领域的深刻变化，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了，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高科技对本国经济的发展和未来的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影响极为深远。因此，高科技及其产业化的崛起，触动着每个国家的神经。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春天的中国，也敏锐地感受到这股时代气息。当抚慰着“文革”伤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文革”十年正是世界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十年，许多国家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一跃成为发达国家。谈到中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邓小平曾说：“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11](P86)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和满目疮痍的现实，中国人由衷地渴望尽快融入到这股世界科技浪潮中去，他们对现代科技的痴迷和热情恐怕都是史无前例的。在80年代初期的学术话语中，“科学”“科技”成为最热的关键词。 除上述民间形成的科技热潮外，科学更是以强势的官方话语姿态确立起其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地位。新时期伊始，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轨道上来。1977年8月，刚复职的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我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与教育着手”的观点。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高度，全面阐述了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1982年9月，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把科学技术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经由上述的追溯可见，在现实的迫切需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共同作用下，在民间的高热情和官方的积极引导合力助推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鼓荡着炽热的科学主义之风。“科学”以其高昂的姿态和舍我其谁的气势确立了其在文化学术中的合法性地位。当“科学”成为显赫的时代性话语和价值诉求时，文学研究又如何能免于飓风的裹挟而不陷入其中呢?从“老三论”“新三论”的方法论移植热与科学主义热潮发生的同期性来看，“方法论热”首先向自然科学寻求突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 研究方法向自然科学的聚焦，也体现出新时期理论家们寻求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科学性的自觉努力。伴随着思想解放的热潮，理论学人们的独立的学术意识正在迅速觉醒。对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探求和当时文艺界接连展开的诸如形象思维、文学审美属性的大讨论一样，也是文学研究回归自身的一种探索与尝试。至于首先从自然科学借鉴方法，也可视为文学研究者追求文学理论知识科学性、客观性的一种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却因方法与对象的无法互契而走向了科学性的反面。刚刚告别以摇摆不定的政治风向来评价文学的时代，理论界渴望寻求一个稳定可靠具有客观性的文艺评判标准。就稳定可靠之程度而言，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和自然科学相比，其精确、客观性是彼时学者们最为看重的。选择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介入文学，是缘于他们相信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适性，“其潜在的理论企图是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根基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改造现行人文社会科学”[12](P99)，希望借此来保证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化。固然，这种基于实证主义的探求科学性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极其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也并不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实证和精准，那些依靠“老三论”“新三论”做出的文学阐释并未真正达到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高度，但文学研究者们的这一积极的理论诉求却是无法抹杀的，它传达出新时期学人对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的朦胧感悟，埋下了中国当代文论科学性建构的根芽。 考察80年代方法论热的演进轨迹，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此次方法的借鉴从自然科学发端，经过了对“老三论”“新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的大量尝试，最终走向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为何“方法论热”呈现出这样一种推进理路?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自然科学方法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让渡?笔者认为，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考察上述方法论的演进路径，或许不失为一种具有合理性的解释。依照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文学自身构成一个独特的场域，这个场域有其相对自主的空间，是一个具有自身法则的小世界。但新时期伊始，文艺研究者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理论屈从和依附，刚刚获得了对政治的解缚，此时文学场域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还尚未凸显，文学研究者的主要任务还是彻底打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观念，改变屈从于政治话语和庸俗社会学的惯性思维，向场域外积极争取自主权，以获得独立的学术话语权。此为新时期初整个文学领域的核心诉求，审美文论热潮即为表达上述诉求的一种话语方式，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热同样也不例外。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场域中占有不同资本的行动者会根据自己的占位选择或保守或继承或起而颠覆等不同的斗争策略。策略的选择彰显的正是权力斗争中行动者的地位及其拥有的资本状况。就20世纪80年代初的情况来看，文学理论界这场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必须要借助一定的中介力量方可顺利开展。当科学在新时期得到了国家意志的授权，率先获得了合法地位，成为“客观”“中立”“进步”等价值取向的代名词时，向科学的积极靠拢便不失为文学研究者争取话语权的一条途径。此一时期，不少曾被纳入禁区的文学问题得以公开讨论，就是借助“科学”的名义来展开的，如“现代派”“人道主义”等。“有人用量子力学中的粒子运动的难以确定性即‘测不准性’来分析‘现代派’文学形象朦胧的难以确定性和飘忽性效果。鲁枢元则用一系列‘科学’推理解决了‘非理性’的身份问题。”[13]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学研究向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让自然科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论话语方式，毋宁说是新时期急于掌握文学话语权的研究者们的一种迂回的策略。“新方法论”的言说者，正是通过向取得合法性的科学的靠拢，保障了自身的合法地位，并迅速获得了文学的话语权的。 事实上自80年代初开始，西方的人文研究方法就陆续译介到中国。梳理1981～1985年的《文艺理论研究》等期刊可见，此时期象征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英美新批评、复调理论、现象学、接受美学等西方理论均已登陆中国的文论论坛。为什么方法论的探究未直接进入西方人文方法，而是首先从自然科学方法切入，除上述原因外，或许还有另外一层策略上的考虑。8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早春，乍暖还寒，改革开放的国策也才确立不久，此时对外借鉴和引入的步子必定还是小心翼翼地，这种状况不仅是在文论领域，其他领域亦然。黄海澄曾谈到他在1980年始探系统论美学时的情形：“在当时，这样的东西是难免遭到非议的。有的人以为这是从西方贩卖来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有的人认为这是‘赶时髦’，应景而生，时过而灭，何足一顾!”[14](P1)这段话真实地道出了方法论讨论发起时那些弄潮者心中存在的顾虑，这确实是一种历史的真实。正像恩格斯当年称赞哈克奈斯选择现实主义表现出一种“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一样，80年代初那些方法论的“始作俑者”也同样需要这样的勇气。而选择从超政治的自然科学方法入手，无疑要比上述种种新潮的主义更容易被学界接纳，也更少遭非议、更安全。从这一角度来看，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引入也可视为一种过渡，待方法论的波澜掀起之后，再进入对西方人文科学方法的借鉴，也就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种稳步推进的思路未尝不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历史性的多重契机，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方法论热”也不例外。今天，这一文论事件已成历史，但我们对其重新审视，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探当年这一学术思潮的发动之因，追索其历史的逻辑合理性，观照它为新时期以后的文艺学带来的观念变革和理论更新，反思其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其中一环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思考其对理解“人文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关系”“文学理论知识的科学性”等问题的启示意义，对当下的文学理论研究和发展来说都是极有必要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方法论热”魅力犹存，并未过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