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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法论热”发生的历史契机 “方法论热”何以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它的历史性出场是否是文学理论发展逻辑的偶然性外溢?一场持续数年的文论风潮，毋庸置疑会有其发生的诸多契机，这股今日看来颇有些匪夷所思的文论风潮，在昔日登场时却是极为严肃的，它的出现是多种条件和因素促动的结果。没有思想解放运动的助力，没有20世纪80年代高涨的科学主义精神的策动，没有文学研究者们学术独立意识的自觉，没有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的艰难探寻，“方法论热”就不会作为80年代中国文论的标志性事件而出现。 新时期的开始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起点的。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引领下，文艺理论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运动。对以往政治功利化的文艺观的清算是这场肃清运动的重要议题，学术界围绕着“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新时期之前，“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一直处于“从属”“服务”的畸形状态中，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处理该问题的官方意识和主导性思想。政治对文艺的僭越既扼杀了文艺的生命，也造成了文艺研究维度的单一化。长期以来，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甚至是政治斗争的衍生战场，图解政治乃至一时的政策成为文艺理论的唯一价值目标。因此，新时期文艺学领域中的思想解放首先就是对政治绑架文艺的畸形关系的解放。自1979年起，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在文艺领域陆续展开，这场学术上的争论因其讨论问题的特殊性最终也得到了“官方意志的权威表态”。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祝词”以及之后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重申了文艺和政治的新型关系，这一表态从根本上终结了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一个长达四十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时代，为文学艺术松绑解缚，也为文艺工作者打开了精神上的枷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文艺理论界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去探寻文艺研究的多元方法，试图对文学做出多维化阐释，方法论也因此才得以正式出场。 80年代“方法论热”的勃兴，无疑是刚刚跳出政治樊笼的文学研究尝试迈出的第一步，是其展翅高飞前的舒展筋骨、疏通脉络，但这略显拘谨的薄冰试步，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近40年文艺研究的方向，表达着压抑许久的文学自主性的诉求。撇开“文革”时期的政治功利化文论不说，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论时就会发现，在“启蒙”和“革命”交相变奏大起大落的社会语境中，文学时而为启蒙开路，时而为革命呐喊，时而又为阶级斗争鼓与呼，文学研究的自主性从来就未曾张扬过，理论家的咽喉始终被扼在他人手中。新时期伊始，随着政治对文学的松绑与解缚，理论家们重获自由，抛却了重重的历史重负，他们热切渴望着回归文学自身，去自主性地开展研究与对话，其时他们急需的是能真正深入文学的新方法。新时期理论家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大胆探索与多方借鉴，以及由此引起的“方法论热”，无疑正是这一急切心情的折射。 事实上，当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热”退潮之后，人们在反思那段历史时，对其肯定最多的还是那场飓风般的运动为当时沉闷僵化、“一言堂”式的文论论坛所带来的破冰之功。“方法论热”在打破新时期前僵硬的文学观念和单一化的研究模式方面，确实功莫大焉。如果我们从上述客观效果来反观那场理论热潮的发生契机，毋宁说“方法论热”的发动也正是文艺学者们对之前文学研究领域大一统的庸俗社会学方法的有意反拨。就在讨论最为火爆的1985年，刘再复谈及方兴未艾的“方法论热”给文学研究带来的新变时说：“由一到多，即由单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角度来观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现象学等多种角度来观察文学，把文学作品看作复杂的、丰富的人生整体展示，这样，就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了机械整体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线性因果关系的思维。”[9]刘再复所提及的单一性、机械整体观、线性思维等，正是新时期前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文学研究所惯用的社会学方法的主要特点。这种方法关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把政治立场的正确性、思想倾向的进步性作为阐释和评价文学的标准和尺度，在凸显文学政治维度的同时，势必会遮蔽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导致研究的简单与片面化。80年代初的“方法论热”正是伴随着对极左文艺思想的清算，所展开的一场对霸道的、反文学的庸俗社会学的反拨运动。针对文艺学研究中的多年痼疾，“方法论热”引入的方法就像是一剂“虎狼药”，这些方法“联合起来造成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一起对庸俗社会学方法进行‘置换’，给予致命一击，比起以往的批判和其他的医治药方更为有效”[10]。确如杜书瀛所言，从实际效果来看，“方法论热”的确打开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达到了全面置换乃至于消解庸俗社会学的预期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