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研究方法的跨界历险，文艺学美学领域的方法借鉴经历了从“老三论”“新三论”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转变过程。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助力、80年代高涨的科学主义精神的策动、文学研究者们独立学术意识的自觉以及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的艰难探寻，促成了“方法论热”的勃然而兴。而从自然科学方法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路径转移，则体现出文学研究者争取学术话语权的一种策略上的选择。 关 键 词：方法论热/知识生产/学术话语权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项目编号：14JJD750002)、河北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培育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孟新东(1972- )，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基础文艺理论和明清文论。 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史上，20世纪80年代可谓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节点，倘论及发生于此时期的文学话题和理论热点，“方法论热”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论事件。这一事件之所以受世人瞩目，在热潮消退之后还屡屡被提起，不仅在于其发动的特殊时间节点、持续之久、参与范围之广、话题热度之高，更重要的还是这场方法的跨界历险打破了尘封已久的学术坚冰，翻开了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崭新一页。曾有学者如此评价这场学术事件的意义：它“不仅深层地形塑着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的文化生态，且在相当程度上孕育、规约着其后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可能态势及走向；更关键的是，它深刻地激荡、解放、改变、拓展着拨乱反正后那一代学人的心灵、身份认同以及精神、观念、思维、视野等”[1]。笔者以为，这样的褒举或许并不为过。站在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方法论热”的确不仅仅属于80年代，它的影响所及早已超越了那个特定的时代而延伸至今天。本文尝试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来反思30多年前那场如火如荼的学术风潮，旨在观照科学在进出文学研究之际是如何参与并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的。 一 “方法论热”的出场与退潮 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热”的发动起于哲学领域，因此哲学界是此次方法论飓风的策源地。翻检1980年的期刊可见，该年度哲学领域的方法论探讨已呈明朗之势。如《哲学研究》杂志1980年第1期的“本刊评论员”文章《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以数学和系统科学为例说明了科学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大力呼吁“从事哲学、逻辑学、科学史、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研究工作的同志都来关心科学方法论”。继之，《哲学研究》刊物围绕着“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展开专题讨论，集中探讨这些新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运用问题。同年7月，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出版，对哲学领域的方法论探究形成助推之势。由上述专题讨论所引领，有关方法论的研讨在1981～1982年渐成热潮，并迅速向其他社科、人文领域滋生蔓延。 自然科学方法在文艺学美学领域的登场几乎与哲学领域同步，最初被借鉴的主要是数学方法和系统论方法。徐中玉先生1980年发表了《苏轼创作思想中的数学观念》一文，认为苏轼继承并发展了庄子“以数论艺”的观念，提出了“美‘可以数取’，创作不能‘求精于数外’”之说。这种难得的美学识见启示我们“必须放宽眼界，看到各种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进一步打开文艺创作过程中的奥秘”[2]。张世君则是最早尝试用系统论方法来解读文学作品的“先锋”，其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4期的论文《〈巴黎圣母院〉人物形象的圆心结构和描写的多层次对照》，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系统论的研究。此后，以系统论方法阐释文艺现象的成果渐次增多，如张世君的《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系统》、曾永成的《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等均呈现出一种渐趋自觉的方法论变革意识。 自1983年起，打破文学研究的传统模式、以方法革新创新文学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方法论探讨进入了迅速升温期。随着林兴宅的《论阿Q性格系统》《论文学艺术的魅力》、黄海澄的《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客观性》《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功利性》、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等一批研究力作的问世，文学领域中的方法论探讨已呈井喷之势。1985～1986年，是方法论探究的爆发之年，人们将1985年直称为“方法年”。两年中，有关方法论的研究成果数量激增，除大量的单篇论文外，仅相关的讨论集和带有研究性的著作就出版了7部，理论界也在1985这一年举办了三次文艺学方法论专题研讨会，其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运用新方法拓展文学研究、更新文学观念。学界对科学方法的探讨也从“老三论”扩展到“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诸种方法竞相登场、同台竞技，文艺学美学领域呈现出一派“言必称方法”的态势。有学者如此描述当年的热潮：“议题如此集中，气氛如此热烈，态度如此认真，行文如此坦然，真可说是理论界自新中国成立30年来所未见。”[3](P370)此言真实不虚。 学界运用“老三论”方法开展文艺学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瞩目的。“老三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50～70年代在我国即有译介。此次的“方法论热”，将“老三论”方法全面运用于作品分析和对文艺学、美学问题的探讨，其中尤以对系统论的应用最为充分。此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数林兴宅的阿Q性格系统研究、对艺术魅力来源的探讨和肖君和等人对文艺活动的系统分析。1984年初，林兴宅以一篇《论阿Q性格系统》的论文奏响了方法论的最强音，此文被认为是“纯熟运用了系统论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的一篇力作”[4](P257)。文中，林兴宅努力打破过去阿Q性格研究中单一化、静态的思路，而代之以“有机整体的观念”“动态的原则”“普遍联系的复杂综合的方法”。在林兴宅看来，首先，阿Q的性格是一个由若干矛盾着的性格元素构成的整体，是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体现出两重人格、退回内心、丧失自由意志三方面的特征，其实质即是奴隶性格，这构成了阿Q性格的自然质。其次，阿Q性格在接受过程中，随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具有了三种不同的功能质，即作为旧中国失败主义的象征、国民劣根性的象征和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谬性的象征。这些功能质“使阿Q性格获得超越阶级、时代和民族的界限的普泛性”，从而揭示出“阿Q典型不是静止的、固定的封闭系统”。再次，把阿Q性格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中来考察，观照其多维的系统质：“乡村流浪雇农的写照”“专制主义的产物”“轻度精神病患者的肖像”“庄子哲学的寄植者”“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异化的典型”。[4]上述自然质、功能质、系统质分别从不同方面规定了阿Q的性格，共同组成了对阿Q性格的系统认识。林氏对阿Q性格的系统考察，确实是人物性格研究的一次新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典型人物复杂性的深层原因和魅力所在。 稍后于对“老三论”方法的普遍征用，“新三论”方法又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再添新彩。“新三论”为学界带来了另一些新观念与新术语，一时间，像耗散结构论的“负熵”、协同论的“平衡态”、突变论的“确定性”“随机性”等，成为不少文学研究者的新宠。爬梳此一时期“新三论”方法影响下的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如丁宁的《耗散结构和艺术创新》《论审美趣味自组织的协同性》、姚文放的《耗散结构与美的逻辑行程》、德万的《突变理论与人物塑造》、朱大可的《论艺术及其美学的有序化》等。对于“新三论”给文艺学带来的观念上的新变化，有学者这样总结：文艺学“从耗散结构中获益最大的是对于开放以及动态发展观念的强调”，“从协同论中吸收的主要思想是各种彼此对立的要素之间协同作用，共同发展”，“从突变论中吸收的主要思想资源是对复杂性的确认”。[5]此说可谓抓住了“新三论”影响文艺学研究之大要。这些观念打破了过去文艺学美学在孤立、封闭、静止状态下捕捉本质、寻求底蕴的研究模式，而代之以彼此联系的、动态发展的、历史化、多维化的研究思路，对新时期文艺学美学观念的转变与更新颇具开拓之功。除对上述新老三论方法的大力借鉴之外，其他如模糊数学、“测不准原理”、统计学等方法也被引入文艺学研究中，并且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如陈胜民的《模糊思维在艺术中的表现》、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金德万的《统计学与文学风格的辨析》等。从上述成果的梳理和罗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方法论热潮中的文艺学者们那高涨的探索热情以及对丰富多彩的自然科学方法的高度自信。这份自信于其时之人而言，并非什么作秀之举，而是真诚不欺的。 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关注彼时引领风潮的那些先锋者的同时，尚有一种与时风相逆的“执拗的低音”也颇值得我们注目。时过境迁，当我们重新回首那段历史时，不免会对那些不合流俗的声音投以更真诚的敬意。其时学者们对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无必要引进，二是如何运用这些新方法。就前者而言，有学者提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分属不同的领域，性质、研究对象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应各自有别，盲目地不加选择地借鉴，必然会带来对文学的伤害。在1985年4月召开的扬州会议上，刘小枫提出：“在文学研究中引进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在西方是属于末流的东西……人生的问题不能靠自然科学来解决，汉姆莱特的‘活着还是不活’的问题，是任何计算机也回答不了的。现在急于向自然科学引进汲取实际上是一种饥不择食的现象。”[6]鲁枢元也在《艺术精灵与科学方法》一文中指出，文艺是体验与直觉、情绪的领域，在用“科学方法”这柄冷峻无情的解剖刀弄明白艺术机体的某些构造和组合的同时，也常常会夺取了机体的生命，“它得到的只是艺术的躯壳，失去了艺术的精灵”[7]。有的学者甚至几近愤怒地呼吁不能把刚刚从政治学中解放出来的文艺学匆匆卖给自然科学。在如何运用新方法的问题上，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警惕和防止对新方法的“生吞活剥”和“生搬硬套”，避免出现为方法而方法的强制阐释的倾向，这方面处理不当容易造成本末倒置。南帆对方法借用中存在的问题做出这样的批评：“夹生地援引各种陌生概念但却无力准确地概括、涵盖文学现象，而是更多的将生动的文学现象费力地强行纳入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一旦文学批评仅仅僵硬地以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梳理文学现象，那么，文学的一些独特性质恰恰可能从概念与概念之间疏漏而去。”[8]这些批评意见或开门见山地直接反对向自然科学借鉴方法，或委婉曲折地警告方法的借鉴应遵循灵活适用的原则，注意寻求方法与对象的契合点，但归根结底来看，这些持异见者还是充分关注到了文学与审美自身的特殊性，看到了这个领域所承载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个体的独特感受和经验世界”是自然科学方法所难以切入的。或者说，他们对文艺的独特性有着更清醒更理性的认识，因而对它的坚守和捍卫也就更为决绝。 1986年后，以“老三论”“新三论”为代表的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热潮迅速降温，方法论的探讨开始了向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方法的异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方法纷至沓来，文艺学领域中的方法论热潮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纵览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学学术史，从自然科学方法的介入到西方社科、人文方法的走红，方法论的探讨可谓贯穿了此一时期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始终，它确实构成了80年代中国文论论坛的一道极为壮美的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