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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谈40年的精神思想，确实可以谈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和戴锦华都是78级的大学生，有相同的经历、精神发育、思想史，尤其在比较封闭的年代，大家更相同一些。这40年更加多元，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选择。 我们这40年来精神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整体而言，在1978年以前是非常封闭的。有一些人包括想方设法去读一些书，属于禁书，是需要冒着风险的。1978年开放，我还深深的记得1978年5月份突然之间所有新华书店排长队去买那些作品，然后是思想、哲学慢慢的各种各样的思潮就涌进了中国。包括人道主义，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人道主义思潮进来，对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从前是了解的、知道的，但那时候是批判的。 然后是存在主义，在大学校园里面的影响太大了。《第二性》，我觉得影响要超过萨特，功不可没。后来佛洛依德《梦的解析》进来......当时各种各样的人都想拿一种新的思潮、新的方法、新的探索来做实验。 刚才谈文学，我觉得应该谈到一本书是社科版外文所的《现代派解读》，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现代派，也看不懂，包括卡夫卡的《变形记》也看不懂。是不断的翻译介绍跟讨论（才好起来的）。 锦华，你觉得从上大学到现在，对你影响最大的思潮是哪几本书？有几本书是始终影响你的？ 戴锦华：说到读书的话，必须说有一篇文章奠定了我现在的读书基调，那篇文章是当时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倡导全民读书运动，口号是“博览群书，不求甚解”，这是我一辈子读书的宗旨。 我们读书是没有任何系统可选择的，是断片残简的。那时候我读到《牛虻》，因为最后几页没有了，新华书店开的时候，我冲进去读，为了读结局部分。那时候类似的故事很多，因为读的书版本不完整闹出了很多故事。所以徐迟的说法我很同意。到现在我是读经典、读通俗、读本学科、读其他学科，所有引发社会话题和热点的书我都会读。 我们这代人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是存在主义特别流行的时候我非常蔑视萨特，我觉得萨特是一个在追光灯下表演的人。反而是我年纪越大时，越理解历史中的萨特，越理解存在主义。我是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波伏娃作为萨特的伴侣，作为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家，其实她的女性主义是一种存在主义，这种清晰的认知是很晚才到来的。 整个大学时代弗洛伊德是对我们影响非常非常深刻的，然后是荣格。相反，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的思想家拉康是很晚才读到的，我到电影院教书的时候才经由电影理论（读到拉康），因为拉康没有翻译。我们都是非常曲折的去找到、去获得。 也许前二十年我们可以用书籍的序列来勾勒一个时代的精神史，但是新世纪这个情况变了，我们面临着出版的爆炸。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它崩溃了，你也可以说它多元了。 雷颐：刚才讲到存在主义，我是学历史的、学中国史的，但我写的第一本书是《萨特传》，是对自己青春的一个记忆。刚才讲到“存在先于本质”，当年我为了弄清什么叫“存在先于本质”，反复读，反复找。我还手抄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那时候没有一整本书翻译，都是零零碎碎，断片残简。后来突然之间就弄明白了，原来很简单，比如说，这个话筒并没有指定它只能做话筒，如果打仗，我可以拿它砸人，它就是个武器。人也是一样，没有人规定你要怎么样，这就是存在的本质。为什么存在主义影响这么大，因为它是对螺丝钉的一个反驳，这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史。 戴锦华：我最早理解萨特还不是这个，我所有的理解都是“说不的权利”。 贺照田：这个题目特别使我激动，可能因为我个人所在的学科和位置有关。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我们在物质文明方面做得确实不错，但是精神文明这个方面就做得跟本来的期待非常不同。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跟国家和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特别有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不是具体去研究问题，而是给了那些问题一个答案，这是中国这40多年精神文明发展得不够好的一个思想背景。如果真要实现朝向未来的精神史这样一个目标，而且是一定程度上摆脱怀疑和焦虑的，我指的是非生产性的怀疑和焦虑，知识分子必须要做一个工作，要具体去考察当代中国这些跟精神和身心有关的现象。 雷颐：这还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一九一九年的时候，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就说一定要先研究问题，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戴锦华：这40年是我们生命中几乎全部有意义的段落。如果说太阳底下无新事，那就真的没什么新鲜了，每一个段落、每一种故事、每一种疑问、每一种质询都曾经发生过，甚至就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已经发生过。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一种历史的宏观概括，叫“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就是这样起伏的过程。中国这40年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之急剧、转折之戏剧性、连续性不断被打断。 雷颐：你对90年代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对你影响最大的90年代的思潮或书籍是什么？ 戴锦华：到9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是什么某一本书了。比如说90年代初期，我们在重新去读《第三帝国的兴亡》，重新去读反省法西斯主义兴起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个时候影响很深。 我大量地系统阅读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著作、回忆录和各种各样当时的文章，基本上是学术运动领袖的回忆录，或者反战运动领袖的回忆录，还有很多越战的回忆录。我觉得理论不够，我想找到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可能性。 然后马上我就被大众文化打晕了，这当然是阅读王朔的年代，那以后我所面临的东西，无法用80年代结构主义的思路来应对，于是我转向了文化研究。 雷颐：80年代是一个拼命开放的年代，对传统的批判批判再批判，否定否定再否定，到90年代，忽然开始了复兴传统的热潮，怎么看这个从80年代否定传统，到90年代至今又开始复兴传统的趋势？ 贺照田：套用一句之前的话，空间是记忆的形式。80年代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是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与此同时，我们不太关心现实政治，但是又知道现实政治应该怎么做，所以当国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己其实应该把那个方向带回到大家觉得应该的方向。 当时我读了亨廷顿的《变革中的中国秩序》，我试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些事件。到了90年代以后，当时的学术史论的推动对我有一个特别核心性的影响：我通过傅斯年这样的人，开始想什么叫做现代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里，我试图对90年代以后知识界各种各样的思潮做一个把握，后来就发生了一件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事情：有一天你突然觉得，好像这个时代一直在蓬勃前进，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但是似乎不止是你周围很多人的生活出了问题，你自己的生命状态也进入了一个特别不安的状态。我记得我2001年的时候，突然就坐在一个地方写了一篇文章，其实就在讲我们这代人生命里发生的很多今天为之承受代价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时代塑造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有一种检讨。到了2000年以后，我其实在这个方面有点跟时代，特别是跟与社会政治有关的思潮就分开了，想重新去讨论历史。这是我后来这些年一直在上历史课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