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前期的作家里面,有一个作家不能不特别提一下,她就是戴厚英。在新时期开始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家了。新时期以后,她很快有几篇很重要的作品,比如《诗人之死》,还有《人啊人》,这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 这里特别提到戴厚英,是因为在拍大型文学纪录片《中国作家梦》的时候,我们采访过她。但是,就在我们拍完片子不久,她就在家里被小偷杀害了,当时年龄也比较大了,大概有五六十岁的样子,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她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作家,在我们拍摄的镜头里,仍然可以看到当她谈起写作的时候,说话特别有激情,虽然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了。戴厚英的被害,是文坛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新时期前期,严格地说,还停留在非常有限的阶段,前面讲过,在这一时段,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学,非常遗憾。当时,像现在一个中学生作文水平的东西,都会在文学史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所以,在最初的这段时间里,文学的写作,小说的写作,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业余的、低水平的阶段,特别遗憾。但是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里,中国文学出现了一种高度的辉煌,非常活跃,出现了很多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作家。这种现象,在全世界的文学史中,都是非常奇特的。 在新时期文学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个年份非常重要,在后来的文学史中被反复提及,那就是一九八五年。 事实上从一九八四年就已经开始了,一九八四的创作只有一个人,就是阿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阿城的《棋王》发表,但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诞生,那是一个多元的、色彩纷呈的时代。 《棋王》出来之后,一九八五年五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当时的主编是著名作家王蒙。王蒙在出任文化部部长之前,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当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我们当时把它称做皇家刊物。这个会议在后来的历史当中非常重要。 在这个会议上,出现了几个新的面孔。事实上,有些人在这个会议之前,就已经发表了他们的成名作,而有的作家,当时他们的成名作还没有出现,但是随后很快他们的成名作也就现身了。当时会议上有一九八五年那场文学革命的主将、后来在英国做女歌手的刘索拉。我现在能记得的,至少我和莫言都在。 当时何立伟带着他的小说《白色鸟》,我的小说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上面的《冈底斯的诱惑》,莫言的小说是《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的小说当时名气最大——《你别无选择》,还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现在如果你翻阅各种选本,你们也许不觉得这些小说有多么的奇特,可是在一九八五年的时候,这些小说一经发表,引起了文坛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突然间小说创作没有了标准,小说可以这么写吗?过去的小说要么是写我们内心的创伤,要么是写我们身边的生活,可这几个作家的创作和我们以前对小说的理解完全对不上号。 在过去,我们对小说的理解说实话非常可笑。讲文学的时候,套路是固定的。首先是主题思想,一个作家,一个作品,主题思想是什么,深刻地反映了什么什么。最后是艺术特色,采用了哪些艺术手法,再加上一些概念的东西,什么马克思怎么说的,恩格斯怎么说的,谁谁怎么说的,等等,全是这一套。 可是这一批小说出来以后,读者突然看到好像是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一九八五年前后的小说就是这样,到了一九八七年还有一次冲击,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这一下子就把文学的标准给撼动了。 原来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我们用这样的标准去判断小说,判断文学。可是到了一九八五年的时候,这批小说一出现,突然间,这个标准就被推翻了。大家的嘴巴也张不开了,不知道该怎么讲小说了,好像可以乱说乱写一样。到后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小说的创作都对一九八五年以前有了很大的突破。 当时实际上,在这一批作家的背后孕育了另外一批作家,他们的名字在后来的文学史中个个如雷贯耳,我们现在也都耳熟能详。像王朔、余华、苏童、何立伟、孙甘露、格非、残雪等,非常多。在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的这次研讨会上露面的这些新的作家,带动了我国文坛上一轮新的小说美学、小说方法论。 当时上海响当当的大批评家吴亮在小说界有着点石成金的地位,有一点像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黄金时代的别林斯基,少年风华,就可以指点江山。我当时并不认识他,不过久仰大名,只能远远仰视。当然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年纪比我略长一些。 但是幸运的是,吴亮看了我的小说之后,说,我们原来以为我们无所不能,我们可以对任何的作品指点评论——当然这是一个大批评家所具有的自信——但是我看了一个西藏的小说家马原的小说《虚构》,看了之后,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们那一套规则不管用了,而对这种小说我们真该想一想要说一些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面对它,理解它。当然这些话并不是完全针对我个人而言,他应当指的是一九八五年的那一整批作家的创作。 说实在的,我在那个时候写作的年龄阶段,一直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不是很拿谁当一回事。吴亮是整个中国文坛上少数的我很拿他当一回事的人之一,就是说他看你的文章的时候你会很紧张,他称赞你的话你就会很骄傲。 而吴亮当时说的话还不是称赞我,他说看了我的小说之后,他评论小说的说辞都不管用了,实际上,我骄傲一点说,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一点,就是他有些被我吓住了。我能把吴亮吓住,其实自己也是很紧张的,我怎么能把吴亮这种什么都敢说的高人吓住呢。 一九八五年的这一拨作家的出现,立刻让中国小说的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很难用一句话去归纳这种影响,你们现在如果翻阅马原的小说、刘索拉的小说,以及何立伟、莫言的小说,包括阿城的小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性,尽管他们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所以说,一九八五年这个年份在以后的历史当中一下子显得格外重要和特殊,而它的斑斓色彩和夺目光彩也都是在这种丰富的不同中表现出来的。 ——选编自马原《小说密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