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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前期的作家里面，有一个作家不能不特别提一下，她就是戴厚英。在新时期开始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家了。新时期以后，她很快有几篇很重要的作品，比如《诗人之死》，还有《人啊人》，这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 这里特别提到戴厚英，是因为在拍大型文学纪录片《中国作家梦》的时候，我们采访过她。但是，就在我们拍完片子不久，她就在家里被小偷杀害了，当时年龄也比较大了，大概有五六十岁的样子，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她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作家，在我们拍摄的镜头里，仍然可以看到当她谈起写作的时候，说话特别有激情，虽然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了。戴厚英的被害，是文坛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新时期前期，严格地说，还停留在非常有限的阶段，前面讲过，在这一时段，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学，非常遗憾。当时，像现在一个中学生作文水平的东西，都会在文学史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所以，在最初的这段时间里，文学的写作，小说的写作，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业余的、低水平的阶段，特别遗憾。但是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里，中国文学出现了一种高度的辉煌，非常活跃，出现了很多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作家。这种现象，在全世界的文学史中，都是非常奇特的。 在新时期文学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个年份非常重要，在后来的文学史中被反复提及，那就是一九八五年。 事实上从一九八四年就已经开始了，一九八四的创作只有一个人，就是阿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阿城的《棋王》发表，但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诞生，那是一个多元的、色彩纷呈的时代。 《棋王》出来之后，一九八五年五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当时的主编是著名作家王蒙。王蒙在出任文化部部长之前，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当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我们当时把它称做皇家刊物。这个会议在后来的历史当中非常重要。 在这个会议上，出现了几个新的面孔。事实上，有些人在这个会议之前，就已经发表了他们的成名作，而有的作家，当时他们的成名作还没有出现，但是随后很快他们的成名作也就现身了。当时会议上有一九八五年那场文学革命的主将、后来在英国做女歌手的刘索拉。我现在能记得的，至少我和莫言都在。 当时何立伟带着他的小说《白色鸟》，我的小说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上面的《冈底斯的诱惑》，莫言的小说是《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的小说当时名气最大——《你别无选择》，还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现在如果你翻阅各种选本，你们也许不觉得这些小说有多么的奇特，可是在一九八五年的时候，这些小说一经发表，引起了文坛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突然间小说创作没有了标准，小说可以这么写吗？过去的小说要么是写我们内心的创伤，要么是写我们身边的生活，可这几个作家的创作和我们以前对小说的理解完全对不上号。 在过去，我们对小说的理解说实话非常可笑。讲文学的时候，套路是固定的。首先是主题思想，一个作家，一个作品，主题思想是什么，深刻地反映了什么什么。最后是艺术特色，采用了哪些艺术手法，再加上一些概念的东西，什么马克思怎么说的，恩格斯怎么说的，谁谁怎么说的，等等，全是这一套。 可是这一批小说出来以后，读者突然看到好像是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一九八五年前后的小说就是这样，到了一九八七年还有一次冲击，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这一下子就把文学的标准给撼动了。 原来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我们用这样的标准去判断小说，判断文学。可是到了一九八五年的时候，这批小说一出现，突然间，这个标准就被推翻了。大家的嘴巴也张不开了，不知道该怎么讲小说了，好像可以乱说乱写一样。到后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小说的创作都对一九八五年以前有了很大的突破。 当时实际上，在这一批作家的背后孕育了另外一批作家，他们的名字在后来的文学史中个个如雷贯耳，我们现在也都耳熟能详。像王朔、余华、苏童、何立伟、孙甘露、格非、残雪等，非常多。在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的这次研讨会上露面的这些新的作家，带动了我国文坛上一轮新的小说美学、小说方法论。 当时上海响当当的大批评家吴亮在小说界有着点石成金的地位，有一点像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黄金时代的别林斯基，少年风华，就可以指点江山。我当时并不认识他，不过久仰大名，只能远远仰视。当然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年纪比我略长一些。 但是幸运的是，吴亮看了我的小说之后，说，我们原来以为我们无所不能，我们可以对任何的作品指点评论——当然这是一个大批评家所具有的自信——但是我看了一个西藏的小说家马原的小说《虚构》，看了之后，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们那一套规则不管用了，而对这种小说我们真该想一想要说一些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面对它，理解它。当然这些话并不是完全针对我个人而言，他应当指的是一九八五年的那一整批作家的创作。 说实在的，我在那个时候写作的年龄阶段，一直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不是很拿谁当一回事。吴亮是整个中国文坛上少数的我很拿他当一回事的人之一，就是说他看你的文章的时候你会很紧张，他称赞你的话你就会很骄傲。 而吴亮当时说的话还不是称赞我，他说看了我的小说之后，他评论小说的说辞都不管用了，实际上，我骄傲一点说，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一点，就是他有些被我吓住了。我能把吴亮吓住，其实自己也是很紧张的，我怎么能把吴亮这种什么都敢说的高人吓住呢。 一九八五年的这一拨作家的出现，立刻让中国小说的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很难用一句话去归纳这种影响，你们现在如果翻阅马原的小说、刘索拉的小说，以及何立伟、莫言的小说，包括阿城的小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性，尽管他们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所以说，一九八五年这个年份在以后的历史当中一下子显得格外重要和特殊，而它的斑斓色彩和夺目光彩也都是在这种丰富的不同中表现出来的。 ——选编自马原《小说密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