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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儿时情、闺蜜意的故事在张运涛的小说中并非首例。在小说《私奔》中，慧慧从小就是特立独行的女孩子，因行为落落大方备受四邻称赞，被誉为人尖子，也被同村长大的丽亚无比羡慕。17岁那年，慧慧偷偷跑到自己喜爱的中学老师家里，独自把自己嫁过去了，不顾父母的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小小年纪就实现了我的婚姻我做主。和刘老师结婚后又抛夫弃子，找到了更为年轻的小苏，并和小苏从县城迁居省城。后来因小王的出轨，慧慧又决然抛弃了他，来到大上海重新结婚，并过上安逸的生活。 可以说，私奔自古都带有女性的自我解放命题。从古代的卓文君，再到民国时期的新女性，几分飒爽英姿、自由奔放，更多显现出城市、现代的、摩登的况味。近百年前，鲁迅在《伤逝》中让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利”，毅然奔出家门，和涓生开始美好生活。最终，因爱没有附丽，无法生存，子君被父亲领回家，默默死去。即便如此，鲁迅仍预言，“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在张运涛笔下，我们发现，现在的中国，来自最深处的乡村女性，也在自我解放的路上一路奔跑。有率性而为的慧慧，有紧跟其后的丽亚。最终，丽亚完成对慧慧的讲述，慧慧完成对丽亚的人生指导。同时，丽亚和慧慧都抛却过去，为自己改了名字，丽亚试图改为王慧琴，慧慧早已变成了王明媛。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女性的自我解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私奔早已成为落后的话语系统，自由奔放已成为新的命题。 不得不说的是，这样的乡村女性故事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既有认知。关于乡土小说、进城故事，也许路遥的《人生》影响太大，我们的认知都没有办法绕过去，高加林的进城故事，刘巧珍的爱情故事，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同样是追求爱情，乡村女性刘巧珍和城镇女性黄亚萍显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刘巧珍温婉、含蓄，黄亚萍热情、奔放，她主动出击，抢走了尚属于巧珍的加林哥，巧珍在被爱情抛弃的伤痛面前只好默默流泪、忍受，另嫁他人。可以说，刘巧珍的美丽、善良、爱的含蓄深沉打动了无数人。时代在滚滚前进，女性在自我解放的路上越走越远。所谓的旧伦理、道德早已被粉碎，甚至该有的牵绊也无从谈起，女性完全可以畅通无阻地开启新生活。 然而，严格说来，这并非是完整的私奔故事，从古至今，关于私奔的主题，都应是男女同步的，慧慧的私奔，却总是单向度的，是自我的奔跑和对男性的遗弃。在她的世界里，男性只是工具，因而，她的私奔也是一个人的私奔。婚姻对她来说，是自我解放，更是人身依附，她在不同男人之间游走，依靠刘老师从乡村迁入县城，依靠小苏老板从县城来到省城，依靠老吴从省城来到大上海立足，她并没有独立人格和自我身份认同。用丽亚的话来说，“她又没文化，不靠男人怎么在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立脚？”然而，她的出场，那褪尽的乡村底色，那展露的贵气仍是虚无和自我粉饰的，她的炫耀和得意仍来自女性的身体力量。 自古以来，女性的弱势和悲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自民国以来，随着现代思维的引入，打开视界面向西方，女性解放、新女性的定义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普遍认可。从民国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悲剧，再到一代代新女性发出宣言，抑或身体力行奔出家门、抗婚求学，到城市去、到延安去，到活泼自由的空气中去；再到李双双、林道静的自救之路，进而到新中国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似乎觉得女性的解放早已经完成。 然而，小说《私奔》却不经然揭开了一个大问题：如果女性的自我解放伴随的仍是再次依附，自立从何谈起？如果说女性精神解放转了那么多圈，还是要回到嫁人改变命运的旧圈套去，这不免令人沮丧。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设立一个高高在上的慧慧，一个不断进城的“成功者”形象，虽然他的心理认同更多倾向丽亚，一个较为普通的女性，她对“成功者”的仰视，她的艳羡不可及，却使我们看到生活可以落到实处，而不是一直端立在别人的目光中。她的小步走相对于慧慧的大踏步虽然落后许多，但却使我们看到步步跟进和被带动的力量。毕竟，丽亚这样的相对平凡女子才是生活中的大多数。小说好就好在作者没有以简单的泛道德化来考量，只是讲述他周边的女性生活，也许是他的同学，也许是他的同代人，也许是他目力所及，这些乡村女性进城的挣扎和她们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也使我们看到城市化过程中更多人的命运，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仅是男权话语的遮蔽，女性自身的定位仍存在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