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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一直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焦点。很多人都强调，必须置身于新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以现实针对性和审美范导性为原则，在自觉意识与开放视野中，建构一套适应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和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但是，对于如何建构一套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实践当下、面向未来的文学理论体系，却始终无法达成相对明确的共识。应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一种有效的理论体系，其形成和完善都需要一个自觉而漫长的过程。 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最大困难并不在于理论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中国文学创作本身的复杂变化。任何一种有效的理论，不仅要建立在具体的实践之中，还要对实践本身产生范导性的作用。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来近百年的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对近百年来的文学发展规律、文学创作特点、作家主体精神结构的内在特质等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归纳和总结。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具体的创作实践问题，就无法深刻地把握一些属于中国本土文学发展的现代特性，也无法准确地提炼适合于中国本土文学经验的相关理论。 事实上，我们近百年来的文学理论探索，一直过于强调对域外文学理论的引鉴和袭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本土文学创作实践的认真探索与总结。在20世纪前半叶，受西方文化自由登陆中国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主要以介绍西方文学理论为主。无论是早期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是后来的一些文学流派和思潮（如象征主义、新感觉派等），其审美观念均源于西方的相关文学理论。而像新月派的“三美”观念、“语丝派”的小品文以及“学衡派”的某些创作追求，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审美理念，最终都未能形成具有较大共识性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理论也主要以介绍苏俄相关的文学理论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谱系。应该说，这些理论对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是，它们与中国本土文学创作之间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隔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季羡林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道：“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究其因，就在于我们只注意到文学理论的范导性作用，而忽略了理论对于具体创作实践的总结和凝练。 理论与实践之间，表面上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但实质上存在着先后之别。理论必须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归纳、总结和提升，最终又指导于具体的实践。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具有极强的母语性特质，在创作实践中拥有明确的族群文化和生存经验的特点，因此，其理论建构必须依助于本土化的创作实践，方能最终有效地指导本土的文学创作。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尤为重要。特别是文学研究逐步进入科层化之后，隶属于文艺学范畴的文学理论，常常会忽略对具体的文学创作进行跟踪性研究，使理论探讨不自觉地变成了从理论到理论的“知识旅行”。这种情形，在新时期以来的40年里，变得越来突出。从事文学理论的学者，很少系统地研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也很少参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忙于追踪各种作品与文学新现象，也不太关注文学理论的研究热点。由此形成了一种隐形的学科断裂：无论文学批评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及其内在问题进行了怎样的讨论，都难以在文学理论界形成共识性的观念。这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成为一种相对封闭的、观念预设性的知识演绎。所以，我们看到，人们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问题时，总是强调三条路径：对中国古典文论进行现代化的激活；对域外文学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在打通古今中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这些论断看似颇有道理，但背后都隐含了一种理论建构的逻辑法则，即从理论到理论，而真正忽略了对具体的、丰富的本土创作实践的潜心研究与总结。 回到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寻找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然后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参照体系中，逐步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研究范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如果我们认同李渔的戏剧理论，赞赏王国维的词学理论，那么，我们必须认真地梳理，他们的理论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事实上，如果李渔没有长期进行编戏、演戏，没有对中国传统戏曲进行认真研究，他几乎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戏曲理论。同样，王国维不仅系统地研读和品评各类词作，还亲自创作了不少古典诗词，正是这些具体的批评实践和创作经验，使他形成了“境界学”的相关理论。如果再看看域外一些文学理论的建构者，我们同样也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密切关注创作现实的批评家，有些本身还是相当勤奋的作家。即使是一些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者，如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倡导者们，他们虽然是从“外部研究”中努力建构一种新型的文学理论，但他们对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也非常熟悉，其理论之中，常常贯穿了相关创作的具体分析。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他们的理论来源，实质上同样是对一些具体创作实践的及时把握和有效总结，绝非单纯的“从理论到理论”的理性推衍。 文学理论的建构必须立足于具体的创作实践，这是确保理论有效性的唯一途径。这原本是一个常识。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这个核心问题总是被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从思维上看，其主要偏差就在于，不少人仍然带着本质主义的观念来探究理论，缺乏应有的建构主义眼光，认为一种新型理论的建构，完全可以通过对某些既有理论进行现代化、本土化的处理。其结果是，我们的一些文学理论之预想越来越远离文学实践，既无法为文学批评提供有效的理论武器，也无法对文学创作产生范导性的作用。如新人文精神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其争议仅仅局限于文艺学领域之内，极少引发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领域的参与。这样的理论建构，即使在文艺学领域内达成共识，我以为，也不会成为一种有效的、面向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文学理论。因为它们不是真正从本土文学创作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理论之树。所以，4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始终无法逃脱“失语症”之类的魔咒。 回到文学创作实践中来，回到文学批评的现场，认真判研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形，从文学创作的外部和内部，多方位、多维度地梳理和提炼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特质，这看起来是一条较为清晰的研究路径，但实质上，却是一条异常艰难和复杂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至少要潜下心来，认真地解决几个基本问题。 首先，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地审视与梳理，包括对一些文学制度的思考。任何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都会受制于其特定的外在文化环境，就像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所强调的，“种族、时代、环境”是构成文学艺术发展的三要素，正是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才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民族文学艺术的内在发展及其走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就其外在环境而言，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又有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借鉴，当然也不乏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自我创新。究其理，至少有三个维度需要深入探析：一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上看，中国现当代文学承袭了哪些精神内核，包括生存哲学与审美趣味。文学是人学，对人的存在境遇与命运的表达，终究会折射一个民族特定的精神谱系。二是有效梳理数十年来乃至近百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主脉。文学的发展既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又受制于文化发展的具体驱动，特别是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起，很多时候都是由社会文化思潮催生而出；而这些社会文化思潮，又折射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演进特征。三是认真考察各种文学制度对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影响。文学制度包括人事制度、出版制度、评奖制度等等，虽属社会性的管理制度，但对于文学的发展同样产生巨大的作用。应该说，这三个维度都有不少学者在进行研究，成果也已不少，但很少有人将之纳入文学理论建构的范畴中，进行一种开放性的理论思考。 其次，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探讨，尤其是对一些既定文学史的再反思。如果没有对本土文学史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思考，没有对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和发展主因拥有全局性的认知，特别是对一些既定文学史进行有效的反思，要成功地建构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实际情况是，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文学”，因为自上而下的理论规范要求，文学理论的建构与文学史的梳理呈现出密切的互动之外，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几乎很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反思性的研究。最典型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重写文学史”大讨论，绝大多数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是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专家，文艺理论方面的学者寥寥无几。在具体的讨论过程中，大家主要还是聚焦于文学史的史观与史法问题，以及现有文学史编撰中存在的各种局限，很少有人将这种文学史的反思提升到文学理论的层面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进行有效的反思和建构。其实，在这次大讨论中，很多文学史问题都直指文学理论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失语”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文学理论家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保持着疏离状态，而且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土壤也缺少深入的思考。 再次，是对一些具体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从中甄别和总结出中国文学发展的某些本土化属性，包括思维、语言、审美等等特性。这是最为繁琐但也是最为本质的研究，它在表现形态上可能体现为文学批评，但是，它从根本上说，是为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中国独特的审美经验。文学理论毕竟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是基于作家评论、文本研究之后所抽象出来的理论。没有文学批评实践的长期积累，就无法找到本土创作经验的支撑，也就不可能挖掘出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更不可能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所以，从学科范畴上说，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始终是文艺学的三个分支，彼此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然而，纵观我们的文学理论建构者，他们不仅很少参与到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也很少关注文学批评的相关问题。譬如中国的乡土文学和网络文学，在全世界文学发展格局中都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像中国的乡土文学，从现代到当代，其发展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文化伦理特征，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基于批评层面上的总结，很少有人将这种独特的文学规律提升至中国文学理论的层面。 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对日趋多元、极为丰富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格局，必须具有前瞻性的研判。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几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是网络写手风起云涌；各种审美诉求、各种艺术范式的创作，都在展示自身的接受群体和市场定位。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这种多元而繁富的审美格局，还在日趋加剧，诚如有人所说：“文化与科技特别是数字化技术加速融合，催生出很多契合时代特点、创新表现方式的文艺新业态、新形态；与此同时，文艺作品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和欣赏习惯也在发生巨变。这种快速而剧烈的文化嬗变，既包括传统文艺突破已有气象，越发彰显时代精神，更包括那些带有当今时代特点的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综艺、动漫、游戏、直播、虚拟现实等新文艺形式不断走进人们生活世界，焕新社会文化生态。新老文艺人都力求以不同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创造着更加崭新多样的文化需求。”面对这些极为复杂的文学发展态势，如果不能深入到前沿地带，不能进行跟踪式的研判和思考，要建构出一种具有范导性作用的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具体的文学实践（包括批评实践）对于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作用，是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始终局限于某些古今中外理论的单纯演绎，严重脱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本土性，也严重忽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实践的特殊性。这种与具体批评实践相分离的研究范式，导致理论建构一直在“失语症”和“焦虑症”中不断往返，很难获得有效的突破。大家都明白，一种具有开放性、前瞻性和审美范导性的文学理论体系，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建构，需要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持续性的整合与聚集式的探索。同时，我们也很清楚，任何一种理论的建构，都只能解决具体实践中的某些问题，不太可能存在一种大而全的文学理论。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化的理论工程，需要一种直面实践的、自觉而开放的理论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