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凡有别人不要的东西的地方，阿明都到过，阿明都要。可是阿明却没人要了。只剩垃圾桶要她，可回收的，不可回收的，都给她吃，给她睡，给她心里面想要的一切。”（《阿明的故事》） 老太太阿明为何对垃圾如此狂热，这自始至终是一个谜。就事情本身而言，王占黑提到了一个词叫“老来变”，阿明确乎是越变越不像人样子了：明明家里不缺吃喝，却非要整日翻捡垃圾桶，最后落得个街坊嫌恶子女厌弃的结局，于现实生活的逻辑上不得不说是合乎情理的。至于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王占黑没有多做分析。小说家的兴趣不在那些地方。荒诞和苦难背后的规律性因子，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乃至精神病理学家们研究的对象，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手舞各形各色的理论砍刀，从本雅明《拾垃圾者的酒》、弗洛伊德的肛门期理论一直追砍到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再追加几番有关饥饿记忆和历史创伤的社会历史慨叹，最终将社区角落里这一小撮污渍式的另类经验回炉重铸成巨大的文化隐喻。这自然是过瘾的，我们也的确见证过当下为数不少的小说写作，从落笔的一瞬就为这样的阐释套路悄悄做好了准备。但王占黑不是其中的一员。她只是坦白而从容地写着阿明一遍遍蜷身俯下的动作，写着老人与垃圾桶的相依为命相互满足，写着“要”与“不要”间五味杂陈的生活辩证。 王占黑，一位生于1990年代的年轻女孩，就是这样以近乎漫谈的方式书写着生活中的苦和悲哀，不炫示、不卖弄，带着一点天真甚至几分诙谐，却不由得令我们心颤。 收录了《阿明的故事》的这本小说集，名叫《街道江湖》。名字是豪气干云的，里面的内容则并不都是快意潇洒。没有衣袂飘飘的侠客，没有傲立船头呼风唤雨的英雄好汉，倒是随处可见江边拄杖踟蹰的老头阿婆、沟渠间流浪奔逃的野猫草狗。原来这才是“江湖”的本相，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人有衰老、有落魄，连带着“江湖”也显出了斜阳晚照、水草荒芜的面目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辛劳一生又厄运不断的老马（《老马的故事》）、贫嘴白相而内心孤苦的阿金（《阿金的故事》）、善良热心却老来流离的阿祥（《阿祥早点铺》）、口中上海腔调不改身家却不再回去的老知青春光（《春光的故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人物，多少都面临着“没人要”的命运：或者是子女远走不在身旁，或者是不甘衰老的灵魂遭受了软弱肉体的背叛，或者是在握不牢抓手的年纪被时代的赛车手甩出了车窗。但他们的心里，也都还执念着各自“想要的一切”。走马灯般的社区故事，构图各异的江湖风景，大都由此生发而来。王占黑笔下的社区“江湖”，欢声笑语遮不住一声叹息，乐趣诚然不少，伤痛实则更多。 二 “小官不长白头发，他剃光头，好像这样就不会老似的。可是我看着他的后脑勺，竟觉得不如以前那么精光锃亮了……如今落了牙，又落掉了不少精气神。原来不长白头发的小官和其他人一样，也是老人了。我差点没注意到这件事。”（《小官的故事》） 其实，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落叶林到秋天总会秃光叶子、英雄迟暮难免要掉了牙齿。《街道江湖》里的故事，多是世事无常人世代谢的真实写照，例如街道拆迁餐馆便开不下去，中风的老人追不上乱跑的孩子，本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体，算不得什么惊天动地的灾厄变故。只是细细读来，竟总有令人垂泪的冲动，原因是占黑的笔下实在蘸满了太多的悲悯温情。这温情在叙事节奏的轻盈切换间被一再地捶打、拉伸、加温膨胀，起笔越是不动声色，落地越能直入人心。 读过这些故事便知道，王占黑是以“常”写“变”的高手。她会为读者细腻地描摹人物的形象、动作、习惯和性情，让那些形象鲜活而立体地呈现在纸页上、传递出微妙而确凿的亲近感，说说笑笑之间悄然建立起强大的情感认同——在细水长流的叙事风格中，这种情感上的亲近与认同看起来是相当稳定的，仿佛可以在柴米油盐中延展半生。然后，再忽然放任岁月的逻辑将他们裹进无常的规律里面，或是衰老死去、或是因故离开，仿佛在一瞬间让这亲近的面容吹散在风里。《来福是个兽》的最后，即将过世的徐爷爷依旧是“白衬衫、西装裤、纯钢手表”，远远一个熟悉的大招手。似与平日里一样，然而这一招手，便是真正的告别了。《阿金的故事》里，阿金的口袋里也总还是备着几颗逗弄小孩的糖；只是身体早已废掉，反应变得迟钝，待到把糖掏出口袋，孩子们早就跑远了，“这几粒糖就在太阳底下晒啊晒，晒软了，化成平平的一摊，躺在阿金的手心里”。 “物是人非”，四个字里面暗藏的力量，被王占黑化成了一篇篇短小的故事，就像阳光下晒化了的糖浆，也苦也甜。王占黑喜欢把聚集在社区角落里的那些垂老身影形容为“卖不掉的甘蔗”。甘蔗在的时候，大抵不会有谁盯着多看。唯当某一天甘蔗不见了，才不由得在唇齿间回味起那虚拟的甜。 无他，只因那回味的人，心里对甘蔗存有真实的爱和思念，对人世的“常”与“变”存有深沉的悲悯和温情的洞悉。真正的好小说，多是由此而来。 三 “狗一岁人七岁，这么算下来，来福已经老得不像话了。……你朝它扔石卵子，扔可乐瓶，扔冷饮吃出来的木棒，它都不理你。它太老了。”（《来福是个兽》） 伤痛也好，温情也罢，都是直接同内心相关的因子，它们从纵深的方向上生发于写作者的灵魂深处。现在说一点横向的东西。放在当下青年小说写作的总体坐标系中考量，王占黑的小说在题材上大多是聚焦街道社区语境下的中老年群体，这具有相当的独特性。 青年评论家刘欣玥在《街区闲逛者与昨日的遗民——王占黑作品读札》中提到，王占黑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提醒我们注意到自现代文学诞生以来，由青春崇拜，青年/‘新人’话语占主导的人物光谱之下，老年叙事长久以来处在被降格、偏废的尴尬陪衬位置上。而这些现代性的‘他者’，恰是真正需要文学打捞的昨日的遗民”。青春崇拜，或者说对时代前沿经验的极度焦渴，长期耸立在时代的汹涌潮头，构成了当代青年写作者弄潮前驱的强劲动力。这种动力自然是无可置疑的。正是在无数“新人”的“新故事”中，“新时代”的文学形象才获得了最终建立的可能。但与此同时，王占黑这样观照“旧人”“旧事”的写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写作从反方向上补足了我们对时代的想象，如同彗星身后拖曳的巨尾，恰恰是在光芒消逝的边界不清的动态过程中，诠释了星体本身蕴藏的巨大动能。在我看来，《街道江湖》中环环相扣、彼此互文的一系列故事，可以视作是旧式“熟人社会”的余韵回响。这种回响本身具有自足而鲜明的美学价值，同时能够在时代想象的层面上，与现代都市“陌生人世界”那种节奏不安、捶击鼓膜的音效轰鸣搭配成相互赋形的复调旋律。更不用说，人口老龄化以及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情感世界，本身都是极其重大、富有现实意义的时代命题。我们当然不能武断地认为作者的写作“初心”同这种现实问题关切有多么直接的关联，但客观面对文本，这一系列作品，的确在此意义上直接熨帖着时代生活的骨髓。 语言层面的特色也值得品味，例如作者对吴地方言的恰到火候的运用，例如那些不加引号、短平脆落的人物对白。这些，令王占黑的小说显示出极具弹性、表情丰富的口语质地和日常色彩，类似于绘画里的炭笔速写，轻盈灵动、简约传神、动感十足。在语言的世界中，王占黑的小说文本同她所处理的现实经验之间，具有某种材质上的同构性；而在真实世界里，这种主体与对象间的同构性同样存在。据我所知，占黑和她的小伙伴们，组织了一个面向社区大众的“定海桥互助社”，诸如跳蚤市场、公益文化讲座、乃至小吃秘方传授之类五花八门的内容，都被包纳其中。说到底，王占黑是一个对生活拥有着丰沛热情的写作者，面对当代生活中“竭泽而渔”般的信息规模、景观结构和欲望供给模式，她的心性并未被过早地消磨至倦怠。这正是当下许多青年写作者身上缺少的东西。前不久举行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上，我在小组发言中特地举到了王占黑的例子。在这里，我愿意再次说出我当时的观点：在“写作者”这一自我身份认同之上，顺位更高的身份认同，其实应当是“生活者”。惟当作家始终保有对人世经验的热切好奇、对人的命运的由衷关切，其写作才能真正呈现出生命的力度和热度，而不致沦落为“走笔不走心”、自我复制式的流水线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