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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脂抹粉的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隐喻写作，它把事物的原貌遮蔽起来，然后给它涂上一层隐喻的光辉，你以为你看见了事实本身，实际上不是，你看到的不过是那个涂脂抹粉，那个隐喻。 by－谢有顺 创造性的写作是重新激活语言的过程 于坚：为什么中国有“诗国”之称？它和汉语的这种隐喻功能有很大的关系，在诗歌上面，隐喻确实是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但是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我不能只生活在这种文学传统里面就觉得满足了，拒绝隐喻实际上是要开辟一条新的诗歌的道路。习惯隐喻写作的人太多了，我们从小的教育方式都是教你这么写的，几乎所有的官员或者是上过几天学的人都会写一点诗歌，没有一个人不会写诗的，就是因为这种隐喻思维在中国是非常普及的，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已经脱离了诗的范围，它已经升华到那个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生活的广泛的范围里面，广泛的象征、泛隐喻化，反而与诗的关系不是很大了，甚至是诗歌的遮蔽者。 谢有顺：隐喻性的语言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陈旧的语言，失去了生命力的语言，死亡的语言，死去的表意系统。躺在这种现成的语言成果里写作，根本谈不上什么创造性。好比中国的成语，许多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死去的语言，一个作家的语言如果充满了成语，我会觉得非常奇怪，因为这种语言已经约定俗成了，它有了一个公共的解释，正确的解释，无须你再创造。 于坚：成语，在写作里面，关键是这种死去的东西你怎么用，说到底还是回到写作是如何说的问题上，不是说什么的问题，用成语谁不会用，但是如果成语在另外一种说法上，它会活过来，我认为诗的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使隐喻重新活过来，重新具有那种能指的力量，不要只是在所指的那个黑洞里面飞来飞去，永远都是所指的恶性循环。 谢有顺：任何一种创造性的写作，它都必须成为重新激活语言的过程，它赋予语言一种新的光辉，新的魅力。隐喻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业已形成的语言成果，我一点也不否认这样的语言成果曾经创造了文学的辉煌，但是今天这样的方式已经使得人无法再真实地面对事物，无法再准确地说出事物或事实真相的时候，就需要警惕了。有时事实是摆在那里的，但我们不敢说出来，有许多的考虑，于是不得不用一种转喻的方式来说。我觉得，说出事实真相，这不仅是革命者才需要的勇气，文学家同样也需要这个勇气，当他描绘一种生活的时候，必须说出这种生活真相的时候，就需要一种担当的勇气和直接面对事实的能力，没有这种勇气和能力，他就会选择给事实涂脂抹粉，给生活涂脂抹粉，因为他无法面对事实的真实。涂脂抹粉的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隐喻写作，最普遍的隐喻写作，它把事物的原貌遮蔽起来，然后给它涂上一层隐喻的光辉，你以为你看见了事实本身，实际上不是，你看到的不过是那个涂脂抹粉，那个隐喻。 于坚：你说的这种涂脂抹粉，我觉得它不仅仅是那种增添光彩的隐喻，反面的隐喻也是一样的，就是把那个事实的真相说得一塌糊涂，离开了事物的本身把这个事情涂成一个丑八怪，也是涂脂抹粉。 在一个虚无、超验、形而上的思维普遍存在的社会里面，描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最杰出的想象 谢有顺：在正反两个方向，隐喻都可以被应用，而且被应用得非常巧妙，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失真、文学失真和批评失真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完整的隐喻系统，要求作家都直接说出这个事实，一些作家就不能表现得那么聪明。有一些作家在写作之前，就已先量好了水温的，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不是由事实来决定，是什么决定的呢？是他所了解的那一套隐喻系统。这个事实可能隐喻了那个危险的思想，或者我所隐喻的东西超过了事实的尺度，那就不能写的，就到此为止了。 于坚：实际上那种自诩能够说出什么的，说出来的都是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所以我一直讲的是我的写作是不知道的写作，聪明的作家总是知道他们要写什么的。 谢有顺：而且我很诧异的是：为什么作家和诗人们不能体验到一种事实的力量，而只迷信文化的力量，意义的力量？一个敏感的心灵，它是能够感受到事实的力量的，如果他感受不到事实的力量，只能活在文化和意义里面，我觉得这样的心灵已经麻木，没有活力了。这么多无穷无尽的事实、触目惊心的事实都不能够给你带来震动，不能给你带来感觉，而你只有进入一种文化意义的表面去滑翔才能找到感觉，这样写作出来的文学岂能不贫乏和苍白？有时，生活给我们提供的东西，远远比作家的想象和虚构要丰富得多，我每天看报纸，看到所发生的那么多事实，几乎都超越了我们的想象。我曾经看过一个人跳楼的报道，他跳下来自己没有死，反而把另外一个在下面走路的人给砸死了，最后大家还讨论自杀者算不算过失杀人，等等，这些事充满了幽默而悲凉的意味，不是一般的作家能想象得出来的。 于坚：在一个虚无的幻想、怪力乱神、超验、形而上的思维普遍存在的社会里面，描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最好的想象，最杰出的想象，只要能够把事实说出来，他就是一个最完美的隐喻，鲜活的隐喻。所以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隐喻也就不需要去创造了，你只要把一个事实说出来，它就必然是一个隐喻，因为中国的这种形而上的隐喻思维是如此地猖獗，猖獗到了你只是说事物本身，它必然被作为隐喻去释义；你越是什么都没有说，你越说得多；你越是说得清楚，越朦胧；越没有所指，越是无意义，越有意义。“回到事物本身”其实是一种罕见的智慧，决不像这句话给人的印象那么容易，那么现实。 卢卡奇说：“虚无主义者很容易变成法西斯主义者。” 谢有顺：一个活在隐喻中、忽视事实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真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对虚无主义者来说，事实是不重要的，对他而言，真实指的是事实背后那个表意系统——这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会使人产生一种可怕的心态，就是不对事实的真实负责，而只对那个虚无的意义负责，比如，当一个下官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他可以不对具体的生命负责，而只对那个所谓的命令负责，命令是个隐喻，一旦只对命令负责，而那个命令又可能是错误的，就会出现无奈地去杀人的情况，可他不管，他要服从，他要执行那个命令，残酷就发生了。二战时屠杀犹太人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我想起一句话，这句话是原居德国、后来移居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说，他在分析法西斯起源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虚无主义者很容易变成法西斯主义者。”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因为虚无主义者不对事实负责任，他只对意义负责任，为了达到这个意义，他可以不择手段地摧毁所有事实，所有的事实如果不服从这个意义，不跟这个意义是一致的，都要被摧毁，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者，可以杀人如麻，来维护虚无的意义世界。虚无主义者实际上就是蔑视事实、篡改事实、践踏事实的人，他对事实没有了感觉，那就是虚无。所谓虚无，就是你所看到的事实本身不是事实，那个看不见的意义才是你所要忠诚的，这种思维方式泛滥的话，势必产生法西斯。 于坚：这种隐喻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文化，最后我感觉是导致了很多人在生活里面，是在隐喻地活着，他生活的方式不是对他自己的身体负责，而是对他要隐喻的那个意义、面子负责。而这个隐喻系统对应的是公共的意义、价值系统。为什么今天房间装修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因为潜在的那个意义系统都是要表达我们家是富有的，是“贵”的之类的很庸俗的意思，他的房间的装修不是为了他身体的栖居，不是他身体的归宿，不是他自己的身体在里面修养生息，而是要符合社会的这个隐喻系统。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家买了一台四十几寸的大彩电，但是他的客厅只有十几平方米，十几平米的房间里面放着四十多寸的大彩电，为什么？因为他要向单位的人暗示他与众不同，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结果他说在房间里冬天都可以不用开空调，热得要命，最后他花了两个月时间才把这台彩电给卖了。甚至开一个会，大家都很在乎你的各种举动，你和谁握手，和谁坐一起，都是隐喻，更不要说发言的时候那些弦外之音、含沙射影了。 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灰色的，是毫无意义的，它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人正常地基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已 谢有顺：这种社会现象还非常普遍。我举个例子。我知道一个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可他马上又要面临仕途的升迁了，如果他住院医治的话，升迁就无望了，你得了这个病组织上肯定是不能考虑你的，所以他就一直隐瞒自己的病情，直等到仕途升迁的结果公布以后，他才去医院，而那个时候，已经癌症晚期了，没多久就去世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觉得活着本身不是价值的体现，他的文学成就也不是他价值的体现，而是那个官、那个级别才是他活着的价值，又多么可怜！活着这个事实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来肯定、来隐喻我的活着。健康地活着本身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活着之外另找一个价值体系（如行政级别等）来确认自己，为此，那些这样理解活着的人就愿意舍去身体健康作为代价，要努力往一个地方钻，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活着被断送了。 于坚：像这种隐喻的活着和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教育总是教导我们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但是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灰色的，是毫无意义的，它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人正常地基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已。而且即便是说有意义的人生，意义也是各种各样的，意义并不是单一的。但是我们讲的所谓有意义的人生它只肯定一种意义，比如说那种高尚的、纯粹什么什么的，在那种文革时代的那种只肯定“高、大、全”是人生唯一的积极意义的传统教育下，就否定了人生意义的丰富性，有很多人的人生也并不是高大的，或许她只是一个很正常的母亲，喂奶、把儿子养大，而这种意义在我们社会似乎是不进入隐喻系统的，是被否定的。所以这种隐喻式地活着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单调的生活，有点像马尔库塞讲的“单向度的人”。 谢有顺：整个社会都养成了那种追问意义的习惯，以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就是做事情而已，并无什么意义可言。比如，我递一个苹果给你吃，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你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想巴结我，是不是想讨好我，这就是意义，简单的事情就变得荒谬了；又比如说，一个，昨晚碰到了一些事情，使得他今天上班的时候心情不好，脸色不好，一个同事来和他打招呼，他可能就保持着那个不好的脸色，他马上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否则怎么给我脸色看。每个人习惯这样追问意义体系，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追问为什么，以致把一个摔倒在地的老太太扶起来也被说成是什么学某某做好事——为什么不把这样的事情理解为生命的本能呢？看见一个老太太摔倒在地，任何一个还有良知的人都会伸手扶她一把，难道这样的事只有某某人才做么？ 不否认很多隐喻代表了人类生活中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只重隐喻，将非常怪诞 于坚：经常你活着是为了证明某个意义系统的正确，而忽视了身体的这个事实、这个具体，所以很多人都成为了那种为意义正确而亏待自己的说谎者，明明你是去上班，但是身体需要起晚了，睡了懒觉，但到了单位迎合那个正确的意义系统，你就撒谎，说是什么路上堵车，所以你来迟到了，你就不敢把你睡觉这个事实讲出来。这是非常普遍的思维方式，甚至路上见到了一个人，问你去哪里，你本来只是毫无理由无所事事地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什么目的，也要编造一个目的，有些意思，不想被视为游手好闲。这种无害的小谎扯多了，导致社会没有信用。任何事情，他都要找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呢，就是要符合公共的隐喻，他自己的身体的事实到底如何，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再比如，每个城市都为了汽车的通行，车的道越扩越宽，人行道，人的道越来越窄，最后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最基本的意义，人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健康舒服有利于繁殖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完全被忽略掉了。为扩宽道路，符合“发展了，进步了”这些意义，而牺牲生命的基本存在条件。这是非常可怕的。 谢有顺：这说到底，就是社会的表意系统规定了等级，有一些表意系统是重要的，有些是不重要的，有一些是可以接受的，有一些是不能接受的，有一些是可以原谅的，有一些是不能原谅的。你刚才举上班迟到这个例子，就是堵车这个事情本身是可以作为一个理由提出来并取得原谅的，但你个人睡迟了这样一个理由是不可以被原谅的。堵车有一个表意系统，表明客观原因，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睡迟了这个表意系统，表明的是你主观的故意，是你个人意志可以转移的，所以不能被原谅。 于坚：就是睡懒觉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升华到“一个叛徒背叛了他的理想”这种高度。什么事情都要往隐喻上去修辞，去上线上纲。这成为每个人的自觉性。在中国，那种所谓“泛政治化”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呈现的。 谢有顺：这种隐秘的思维，已经构成到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了，说谎实际上也就是为了让这个谎言符合那个想象中的正确隐喻，如果不是为了符合那个正确隐喻的话，你就不需要说谎了。谎言的意思就是事实跟那个意义脱节了，不一致了，但为了使事实跟那个意义取得一致，我就虚构一个事实，虚构一个符合这个表意系统的事实，然后用这种事实来证明我做的是正确的，是对的。这种隐喻式的教育、说谎式的教育，在当今社会是越来越厉害了。 于坚：一个小学生都知道大人社会的这一套，是吧，隐喻地活着。他知道在学校里面他可以说一套，符合教育的表意系统。在家里面、社会上说的是另外一套。说真话，对我们来说真是高要求。隐喻思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法律语言也是隐喻式的，“阴暗的角落”什么的。昆明最近有一个法院在全国首次规定，判决词不得用形容词、成语、比喻之类，是一个变化的迹象。 谢有顺：要反抗一种隐喻地活着、并活在隐喻里面那种状况。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像一些节日，或者说一些重要的场合，我们的心情基本上都被这个节日或者这些场合背后的这个表意系统所支配，如果你不被这个表意系统所支配的话，你就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还有一些更荒谬的事实，比如很多地方都说吃梨的时候是不能分着吃的，分了，就意味着你有可能被这个分梨的隐喻所惩罚。两个人的感情很好，很稳固，这个事实本身已经好像没有力量了，而在一个梨面前，你感到恐惧，好像真的把这个梨分了后，就会使你们原来很好的感情发生破裂。这里面的思维误区，我想不仅仅是一个迷信的问题，而是我们划分了一个事实世界和一个隐喻世界，许多时候我们仇视、藐视事实世界，而愿意活在隐喻和表意系统里面，实际上就是活在一种不真实的状况里。 我有一本书，书名叫做《活在真实中》，这代表了我内心的一个渴望：活在真实中。真实跟事实是密切相连的，如果藐视了事实，就没有真实可言。事实的准确性有时远超意义的准确性，活在事实里面，活在真实里面，这如果能够成为每一个人内心的渴望的话，我想这个世界会少许多虚假的东西。我不否认很多的隐喻，很多的表意系统，它代表了人类生活中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隐喻和表意系统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评价体系的话，就会出现一些悖论，就会使得很多人不重事实，而重隐喻，就会产生一些非常怪诞的事情，比如学生读书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不是为了锻炼能力，而是为了获得那张奖状和证书，等等。我想，关于事实和隐喻关系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的努力，无非是想：让事实说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