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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求恩书写”[1]与集体记忆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1939），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加拿大籍医生。他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8年到中国参与抗日战争，1939年因病在中国逝世。 白求恩之所以在中国有极高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在白求恩逝世后撰写的文章《纪念白求恩》。在文中，毛泽东认为白求恩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大加推崇，更指出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660）《纪念白求恩》与《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一起被称为“老三篇”，毛泽东的这三篇文章是六七十年代供一般民众传颂学习的范本，为人熟知。《纪念白求恩》一文至今还被选入苏教版、鄂教版、鲁教版等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可见其影响之大。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文章，《纪念白求恩》这篇充满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章给白求恩在中国的形象定下了基调，基本上中国人对白求恩的认识都是来源于此。林岗在《集体记忆中的遗忘与想象——60年来白求恩题材的作品分析》中指出：“毛的这个‘定调’影响深远, 其后任何白求恩题材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围绕毛所阐述的‘白求恩精神’来做文章的，作品的主题就是展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没有一部作品是例外的。”（42）这个分析大致是正确的。加拿大前华裔总督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所著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个非凡的加拿大人》由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作序，这个序对白求恩的定位也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一生致力于维护人民健康事业”。（陈竺7）这样的描述无疑是过于简单化的，是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白求恩的性格多元性的遮蔽。 在大陆的“白求恩书写”中，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的《手术台就是阵地》极具典型性。文中体现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场景下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不辞劳苦长时间为伤员实施手术的崇高品质。在这个片段中，白求恩的身份只是一个高尚的战地医生，并不涉及他性格和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描写。这在众多书写白求恩的文章中是典型的。之后的长篇通讯《诺尔曼·白求恩片段》（周而复创作）、电影《白求恩: 一个英雄的成长》（菲力浦·博萨斯、王心刚导演）、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杨阳导演）等作品虽然有一步步丰富白求恩的生活片段，然而重点都在于塑造和构建集体记忆中的“英雄”形象，力图展现其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无私”精神。[2]集体记忆是可以被引导而服务于主体的，记忆客体的主体化就是其中一种手段。“记忆客体的主体化，是指集体记忆的内容被诠释成为趋向于或服务于共同体政治的主体，其选择性记忆和结构性遗忘使客体产生了某种由主体赋予它的性质和特征。”（詹小美康立芳115）在集体记忆影响下，大陆作者对白求恩的书写都是具有选择性遗忘的，在作品中通常呈现为扁平化的人物。在这些作品中的白求恩，许多品质被刻意遗忘，作者们凭借艺术想象建构起一个伟大的英雄形象，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复杂性被彻底遮蔽，只剩下“毫不利己”的伟大光辉笼罩在身上，让人“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白求恩，作为一个英雄，而不是作为在历史上一个具体的“人”被呈现在了作品中。 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加拿大新移民作家也对他给予了关注。在加拿大华文文学中，以白求恩为题材的作品，呈现出跟上述在中国大陆创作的作品不一样的特色。“跨域”的视野让他们得以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白求恩。我们以加拿大华文文学作家李彦、薛忆沩等人的作品为例，一窥加拿大华文文学中的“白求恩”书写。 二、精神的光辉及其根源 作为具有离散意味的新移民作家，他们的文化是一种“第三空间”式的，即“非此非彼”、“又是此又是彼”的混杂文化。他们身上带有着故土的记忆和文化，又得以接触并试图融入所在地的新文化。霍米巴巴认为，移民的后殖民视角，将他们置于阈限性空间之中，因此他们有着特殊的边缘视角。“最真的眼睛现在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界。”（转引自生安锋97）在加拿大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体现的双重文化、双重视野中，我们首先看到故土的集体记忆在作家们的身上留下的印记。 新移民作家都经历过文革，他们同样也被集体记忆影响，白求恩作为“英雄”，引起他们的关注。曾晓文的作品《移民岁月》中的主人公是因为白求恩的影响才选择了加拿大。薛忆沩则接连写作了几篇跟白求恩相关的作品：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以白求恩为原型的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白求恩的短篇评传《“专门利人”的孤独》、编译的《白求恩书信一束》、记叙白求恩婚姻的《第二次分手》。李彦在小说《海底》中深入地挖掘了白求恩精神的力量，并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写下了《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在采访中李彦也提及了自己对白求恩的高度推崇。 虽然他们描写的着力点不同，白求恩的光环却同样是无法摆脱的。对白求恩的“集体记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新移民群体对白求恩的认识。比如在李彦的笔下，白求恩的形象始终闪烁着熠熠光辉。李彦自述自己在课堂上常常给学生讲述白求恩的故事，她“多么希望世人皆知：一个人虽然早已离去，但他的英魂永存，他所代表的人类最崇高美好的精神将永存。”（2015：129） 李彦笔下的人物，如《海底》中的江鸥，就是因为对白求恩的仰慕，选择了移民加拿大。在纪实类的作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一文中，李彦更是突出了白求恩的光辉形象。在文中，对于白求恩丰富的感情生活，李彦认为这是基于他在感情生活上的率性与浪漫。她看到的，是一个勇于坦率面对现实的勇者。李彦运用了许多溢美之词来形容白求恩，认为其有着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她还引援他人的叙述，将白求恩能与许多女性交往归结为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男性，深受女性爱戴。文中还写了凯瑟琳对白求恩的帮助，在李彦看来，是因为这位新西兰女郎被白求恩的魅力彻底征服了，加入了正义的一方。 李彦在描写中突出了白求恩的高尚，将白求恩与妻子婚姻的破裂归结为其妻子的原因。“难以理解，诺尔曼的妻子，一个出身高贵、教养良好的英国女郎，为何会两次嫁给这个最值得爱戴的男人，却两次均以离婚收场。”（2015：127）李彦认为，她是个“墨守成规”的女人。然而，在关于白求恩的许多资料中，都提到了这段婚姻的不快。比如，伍冰枝在其所撰的白求恩传记中写道：“他们的来往信件看不出互相般配的迹象；事实上有很多证据显示他们并不合适。”（37）白求恩研究专家、白求恩传记作者罗德里克•斯图尔特的《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也显示，二人婚姻的破裂有经济、性、饮食和生活习惯等等具体的原因。李彦在《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中忽略了他们可能在各方面的矛盾，较为简单地将其归为白求恩将医疗用的器官放置在冰箱这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习惯以及妻子的“墨守成规”，同时引援白求恩的遗嘱以证明其在最后的时刻对前妻的关照，显示其深情。可见，这样的书写将白求恩置于光环之下，将很多研究者提到的白求恩的多情、坏脾气等缺点美化或者忽略，形成一种遮蔽，这与被塑造的集体记忆之中的白求恩形成了同构的关系。在另一位加拿大华文文学作家薛忆沩看来，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在《第二次分手》一文中也认为白求恩有着高尚、纯粹的灵魂。 虽然作家们对白求恩的光辉形象塑造与集体记忆所描述的白求恩有一定的同构，身处加拿大文化语境的加拿大华文文学作家，并没有停止在这一个层面，而是进一步探索白求恩伟大精神的来源。 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了摆脱积贫积弱的境况，十分重视科技、经济等实用性学科的发展，然而精神方面的发展，却显得落后。五四时期“打到孔家店”的举措，使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受到冲击，而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无法接受外来的基督教，中国人甚至掀起了反对基督教的“非基督教”运动。这样一来，我们自身原有的信仰体系被破坏，新的信仰体系又没能建立起来。[3]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被悬置在一个“真空”的状态。加拿大，则是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为文化基石的国度，许多加拿大华文文学作家都以宗教书写为主题，这些作家包括李彦、薛忆沩、陈河、张翎、川沙等等。在李彦、薛忆沩笔下的“白求恩书写”中，他们也表达了自己对宗教的认识。 在李彦的《海底》中江鸥想要寻找自己理想的世界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选择美国，而选择了加拿大，是因为“这里是白求恩的故乡，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从我儿时所受的教育来看，他就是一种美好信念的化身。而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却逐渐发现，白求恩之所以是理想的化身，其实是因为他从小受着十分纯洁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这为他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也就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3：253） 李彦在《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中叙述白求恩与凯瑟琳两人相互吸引，都是因为对方有着坚定的信仰，虽然二人的信仰并不一致，却有着共通性。白求恩希望凯瑟琳可以以神职人员的便利身份帮助自己购买一些药品回来，凯瑟琳起初是拒绝的，后来她被白求恩关于信仰的执着所打动。白求恩对她说道：“其实我和你一样，也来自基督教家庭。我父亲就是牧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本人也算是个传教士。[……]你想拯救人们的灵魂，以便他们将来能在天堂里幸福地生活。而我想拯救的，却是他们眼下在人间的悲惨命运。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可说是殊途同归！我并非要求你参加战争。我仅仅是请求你，为拯救人类的生命，尽一份应尽的力量！”（2015：125）得到凯瑟琳的帮助之后，他认为“我们把天堂和人间的距离拉近了”。（2015：127）李彦还提到，白求恩的精神，得自于父母的影响。他的父母放弃了都市的繁华和舒适，来到荒凉的林区小镇担任牧师，为伐木工人提供底层关怀。李彦在文末强调白求恩父母的基督教背景，认为这也是白求恩伟大的精神力量的来源——正如李彦在《海底》中提到的，白求恩的伟大跟他受到基督教氛围的影响密不可分。 薛忆沩《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中怀特大夫（以白求恩为原型）所有努力的目的都指向“天堂”，怀特的天堂一方面是爱情，一方面是革命。把爱情和革命的热情认为是自己的天堂，是将宗教信仰、爱情、革命融为一体，在内心情感深处体认这几种激情状态的一致。作品提到怀特大夫由基督教信仰转向了无产主义信仰，这对曾经的宗教信仰的有意强调，让人不得不去思考，他体现的强大革命热情深处与基督教提倡的“大爱”精神的共通性。这一点是被大陆的集体记忆所遮蔽的。 不少作者撰写的白求恩传记，也都提到了白求恩在精神上受到其基督教家庭的巨大影响。伍冰枝写道：“白求恩的道德规范和他出生于长老会会员家庭息息相关。虽然他的道德取向也受到其他宗教信仰的稀释，但长老会的伦理标准和道德体系一直是他观察世界的基本出发点。”（9）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也在传记中提及白求恩受到宗教的影响。尽管白求恩不是一个宗教徒，但是他并不排斥宗教教义。“在家里居住的日子，他一直参加教堂礼拜仪式。即使多年后，他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却依然深受父母理念的鼓舞和激励。[……]他深谙福音派信徒的职责，并用它来对抗邪恶。[……]把解救病人、扶助弱者、接济有需要之人视为职责是父母留给他人生的宝贵精神财富。”（26） 在大陆的集体记忆以及以白求恩为主角的主旋律作品中，白求恩的伟大来自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人道主义精神。他的这种伟大近乎与生俱来，大陆的作品并没有探究其精神深处的根源。然而处在加拿大这个文化包容，特别是基督教氛围浓郁的国度，加拿大华文文学作家进一步认识到了其精神力量跟他从小接触的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认为其伟大的奉献精神跟基督教的“大爱”精神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联系李彦的另一部作品《红浮萍》中的情节——少女雯就是因为接触了基督教，心中才有了平等、博爱的理念，后来才会为了追求自由、平等，投身共产主义的建设——我们就更可以理解在加拿大华文文学的“白求恩书写”中白求恩精神的来源。 三、非凡而真实的人 如果说，在中国大陆的大多数作品中，白求恩都作为一个“符号”，一位英雄，那么，加拿大新移民华文文学作家，则努力地还原白求恩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他的感情生活，被给予了最多的关注。 我们先来看一些白求恩研究的资料。《诺尔曼•白求恩——一个非凡的加拿大人》中记录了白求恩写给前妻的信，信中写道：“是的，我会做出我该做的事情——静静地离开你，让你一个人静静地呆着[……]这是我唯一能够展示我爱你的方式了。对于彼此而言，我们都是死人了[……]就当过去是一场梦吧。再见，我亲爱的弗朗西丝。我曾经是那么的爱你，为了证明这点，我现在将离开你。”（伍冰枝43）该书第六章“甜蜜、猛烈和欢快的老虎”写道：“在白求恩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很多女人，他爱过她们中的一些人。”（伍冰枝73）在罗德里克·斯图尔特撰写的传记《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中，也记述了白求恩的风流韵事，比如白和卡加萨·罗思曼的风流韵事，就造成了白求恩与加拿大输血研究所人员的紧张关系。（193）可以说，白求恩的感情世界，是极为丰富的，然而，这通常被遮蔽，不被我们了解。 在加拿大华文文学作家笔下的白求恩是比较血肉丰满的，作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他的信件还原他乡愁、爱情与孤独。 李彦的纪实文学作品取名为“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重点突出了“情书”。文章的前半部分是重述白求恩在中国时候的一些细节。李彦表明这些是她在看到一本白求恩传记多年之后，仍滞留脑中、鲜明如初的细节。这些转达了几手之后的叙述肯定是经过一定加工的，从这些描述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情感态度。这些细节表现的主要是关于白求恩与基督教女传教士凯瑟琳的交往。许多私人生活的细节、私人谈话以及内心活动是不可能被还原的，作者在写作中显然加入了一定的虚构和想象。作者详细地描述两人的交往，他们之间以信仰作为交谈的契机，作者有意将他们的相遇、交往描绘成美丽动人的画卷。作者有意营造一场浪漫的相遇：“秋阳照耀下，崖畔丛生的酸枣野果鲜红夺目。山道旁，一袭黑衣长裙、亭亭玉立的西方女子，如羊群里的骆驼，攫住了白求恩的目光。”（李彦2015：124）李彦为白求恩营造了一段美好的感情。 在李彦得到的信件中，白求恩表达了对莉莲的爱慕和感情，李彦也同时写下了自己对白求恩这段感情的看法：她认为莉莲与白求恩产生感情，因为“也许，工人家庭出身的莉莲，比起白求恩那位出身英国伦敦的上流社会、惯于养尊处优的妻子，更容易在思想上产生共鸣？”（2015：135）这难免有偏颇的成分在，于此也可见李彦试图表现白求恩复杂的感情生活。 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同样是以一封情书为主体的文章。作品中的怀特大夫是以白求恩为原型的，“怀特”的英文就是白，我们在文中也能看到非常多和白求恩的经历一一对应的地方，包括身世、家庭、病情等等。怀特大夫不停地强调自己对前妻的热爱，体现其骨子里对爱情的重视和他自身奔放的感情。“我的天堂从来都是你。”（2009b：16） 白求恩内心的孤独，也是加拿大华文作家们在“白求恩书写”中试图表现的主题。薛忆沩的《白求恩书信一束》一方面体现了白求恩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情怀，同时也通过他的书信还原他更为丰富的世界，比如他在写作方面的成就。文中编选的几封书信，提到了非常多具体的数字，包括伤员人数、手术数量、金钱额度、路程距离、时间长度等等。从这些几乎可以说巨细靡遗的记录，我们看到的是白求恩对工作的认真、坚持以及工作的巨大强度，同时，因为物资的缺乏和长时间与外界隔绝导致的内心强烈的无助和巨大的孤独感，也被呈现在读者眼前。信中他表示：“我梦想着咖啡，上等的烤牛肉，苹果派和冰激凌”（薛忆沩2009a：51）。 薛忆沩在《“专门利人”的孤独》一文中更突出了白求恩“孤独”的心绪。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再现白求恩的“孤独”。薛忆沩提到，白求恩无论给加拿大还是中国的组织写信，都甚少收到回音。作者在文中分析了白求恩的几部英文传记，指出第一部将白求恩过度“神化”为一个自我牺牲的圣人，另一本则将其贬低为自我毁灭的罪人。他在文中认为这些版本显得过于主观，且不够丰富。薛忆沩分析了白求恩的信件，认为其在1939年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前一年的热情和乐观态度，变得满腹牢骚、悲观失望。在分析1938年白求恩写下的最后一封信时，他指出“他看到了‘专门利人’的生活‘利己’的一面：它能够分散他对外界的留心和他对孤独的注意，它能帮助他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况下艰难地生活下去。”（2009c：36）特别是作者提到白求恩在信中提到，他收到的来自延安的每一个东西都被打开了，包括信件，因为“中国人的好奇心实在太强了”（2009c：36），言语中暗含讽刺与不满。作者认为这封信“这是绝望的岩浆。这是孤独的岩浆。”（2009c：36）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能知道，白求恩迫切地想要离开中国一段时间，因为其强烈的乡愁和恶劣的身体亟须休假。可是他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因为伤口感染而去世。“他在他期待着的这‘明天’带着他疲惫的身体和孤独的心灵跨入了死亡之门。[……]世界在他远去之前已经离他而去了。他没有等到他一直在等待着的信件。他没有读到他一直想要读到的报纸。他没有能够重逢纯正的咖啡，地道的烤肉以及精美无比的女人。他是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他被囚禁在‘完全与世隔绝’的孤独之中。但是，死亡解放了他。”（2009c：39）作者将白求恩生命最后的时光叙述出来，认为他当时已经是心力交瘁并处于心理的焦灼和痛苦中。所有的论述，都指向了白求恩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的孤独、低迷的精神状态。死亡，对他甚至是一种解脱，证明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他精神与肉体这双重的束缚之大。 白求恩在战争中始终坚守岗位，呈现出极其伟大的一面，然而，他真正的精神状态被忽略，同样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伤害。在许多的叙述中，他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而被政治话语强行塑造成了一位几乎无求无欲的“英雄”和模范，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白求恩。他是被“老三篇”包装的国家偶像和传奇，他多样的才艺被忽略，他的个人情感历程被忽略，他的需求被忽略，他在中国有着无上的光环，然而“为这显赫的历史地位付出的代价是他变成了一个‘单面的人’：他生命的细节已经不重要了（比如《纪念白求恩》的第一句话称他‘五十多岁了’，事实上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时候还不满48岁）。他生命的孤独也已经不重要了（比如谁也不会在意他是否收到过那仅有的‘回信’）。重要的是他的‘纯粹’，是他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方式对他的‘纪念’，而不是从更深刻的角度对他的‘理解’。”（薛忆沩2009c：40） 李彦的作品表达的是她对白求恩的仰慕之情以及记叙白求恩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薛忆沩的文章则很大程度上是重述白求恩的故事以及通过编选白求恩的部分书信来还原他的内心世界。在这些文章里，白求恩的形象不再是模糊、单一的，加拿大华文作家们凸显了他作为“人”的复杂心绪。 四、神话的解构 中西方对白求恩的认知是具有极大差异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个非凡的加拿大人》一书提到白求恩在加拿大并不受重视，除了在白求恩的出生地之外，并没有多少加拿大人纪念他。具有离散经验的新移民作家，也凭借自己在地的经历，将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对白求恩的态度还原。 《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多处提到加拿大人对白求恩的认知与中国大陆民众对白求恩的认知的差异。在加拿大，这位中国人心目中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大部分加拿大人并不熟悉他，就算知道白求恩的人，对他的认知也大多停留在医学专业上的贡献或者风流逸事的层面。李彦在文中提到在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做的试验中，所有的中国学生都知道白求恩，而加拿大学生则基本上不知所问。唯一一个知道白求恩的女生，还是因为她是来自医学院，听说过白求恩在医学领域的贡献、发明。在白求恩故居，李彦了解到参观白求恩在加拿大故居的游客，百分之九十五来自中国，剩下百分之五来自西班牙——他当年曾经奉献的两个地方。在《海底》中，当江鸥正深情地表达白求恩对他的影响，龙牧师就打断了她，问她白求恩是什么人。从台湾移民到加拿大已经很长时间的龙牧师并不知道白求恩，可见白求恩在加拿大的知名度确实不高。 对“白求恩神话”的解构，除了还原白求恩真实的生活、表现异域对他的“冷漠”之外，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一文以虚构的方式瓦解了这个神话。这部作品所属的丛书“中篇小说金库”总序中强调了这部小说的“哲理性和诗性”（总序9），它以极强的思辨性来反思我们对“英雄”的塑造，以及这种塑造对真实个体的遮蔽。作者薛忆沩曾说，希望读者可以“认定‘怀特’是白求恩的原型，而不是相反。”（薛忆沩严之轻114）这句话十分值得玩味，在作者看来，作品中的怀特大夫，才是真实的白求恩。在作者眼中，“白求恩肯定是一个‘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同时，他更是一个激情的人。他一定蔑视荣誉的贿赂。他一定恐惧‘被崇拜’的侮辱。[……]总之，他是一个在生命的‘艺’和‘术’之间焦躁不安的艺术家。他想用他精力充沛的生命和他桀骜不驯的激情来创造他创造不出来的作品。”（薛忆沩严之轻116）这些，正是薛忆沩在几篇文章中希望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怀特，是薛忆沩想象中“真实的”白求恩，一个去掉了被革命话语塑造的光环的真实的人。《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在还原饱满的人物性格的基础上还作出了进一步的反思。 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的主体，是一封很长的情书，作者自己在另一篇文章陈述自己的这部作品时也承认，“爱情”是这段独白的主题。（薛忆沩严之轻112）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医生怀特是这封情书的叙述者，假定的读者则是他的前妻。这篇文章以故事套故事的方式开始，增加其真实性，而且两重故事文本也呈现出断裂，形成强烈的对比。薛忆沩在小说中虚构人物以及历史，在原型的基础上添加了丰富的想象，特别是文章开头和结尾交代“现实”的段落，实则包含着他对历史无常的思考。借着展现怀特大夫高尚的奉献情操和真挚、热烈的感情，对比在“现实”中因为历史浩劫而陷入困境的“我”的父亲（父亲也是怀特大夫的情书的保存者），以及怀特大夫当年的领队在动乱中被迫害致死的情节，将历史的荒诞性表现出来。 小说还以预叙的手法解构了宏大历史和英雄形象。文中借怀特大夫的信件书写，预设未来有一个相距了60年，而且互相“交换”了祖国的读者。在这样的双重跨界中，他指出“祖国”一词的腐朽，因为叙述者不承认地理上的“祖国”，认为“我们只有躯体的出生地”。（薛忆沩2009b：3）这篇作品带有着元小说的性质，叙述者认为他的书信是被别人加以想象“虚构”的小说，而实际上是叙述者关于生活的“纪实”。这似乎暗示着别人认为的纪实只是虚构，只有信中表达的才是真正的“纪实”。在小说中，叙述者怀特大夫清醒地知道，不分阵营为所有伤员服务的布朗医生将要在历史中消失，“我”则将与胜利一起进入历史。“胜利将给予我‘永垂不朽’的特权。我有可能会以纯粹和高尚的名义变为在这个国家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很荒谬吗？这就是历史。在我看来，全部的历史都是用误解写成的。”“当我被封为英雄的时候，我实际上就遭受了布朗医生同样的命运：‘我’就从历史中消失了。那个在你怀抱中活生生的‘我’，那个在你的身体中活生生的‘我’。”（2009b：11-12）这段话完全就是对宏大历史的消解。借着主人公想象性的预叙，表达的是充满革命话语的宏大历史对个人真实历史的遮蔽。 叙述者还自述自己过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生活，而“你”则曾经指出“专门利人”就是最大的“利己”。这个“利己”如果联系起《“专门利人”的孤独》一文来看，则是排解寂寞的一种行径。（薛忆沩2009c：36）两个文本是互文的，也形成了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的解构。当叙述者想象自己未来的墓地会相当受人重视，每年会有很多崇拜者把“我”当做神化了的英雄来扫墓时，“我”感慨的是“他们不了解我，也不可能了解我。[……]只有你能够了解我。只有你能够了解我。我也只渴望你的了解。只有你知道。我寂寞的阴魂渴望听到的是一段莎士比亚的诗句，而不是那些平庸的扫墓者千篇一律的颂词。”（2009b：22）“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不可能被还原，所有历史都是被建构的，具有想象性。薛忆沩在作品中直接暴露出历史的想象性、虚构性，将历史的宏大叙事完全解构了。 故事中的怀特大夫也不再是“神”一般的存在，而是活生生的具有畏惧等心态的“人”。“傍晚的时候，弗兰西丝在一场心不在焉的空袭中丧生了。”这句话在文章中的反复出现，似乎已经变成了叙事者无意识的话语。可见目睹朋友的丧生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然而，当我们歌颂白求恩的时候，他这种复杂的内心情绪以及战争的残酷性，都完全被忽略了。 “身份、认同是构建出来的，是多元的、杂交的或发明出来的。某种身份、认同是被构建出来的，也可以被消解、拆除掉。”（张旭东405）认同可以被建构，也可以一步步被消解、拆除，笔者认为这不仅仅局限在身份认同上，对英雄的塑造同样如此。塑造英雄即是认同英雄，并寻找自我定位与认同的过程。“文化记忆往往诞生在特殊的历史时刻中。特定历史人物与事件，由于其对后世的影响，往往被赋予超越自身价值的意义。”（燕海鸣12）白求恩是中国革命时期塑造的英雄，集体记忆中的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人们认同的精神追求以及被时代赋予的文化记忆。 华文文学是具有世界性特质的文学，它所呈现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对话”。它既是民族的，又是跨界的，在“对话”中形成强大的张力。“这种对话, 既不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域的‘对话’，也不是同一民族的过去视域与今日视域的‘对话’，而是一个民族向世界各方移动以后形成的种种不同视域的‘会谈’。”（饶芃子251）新移民带着固有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创伤等等来到异域，离散的经历让新移民得以深刻地体验双重文化，不仅将固有的文化带入加拿大，还真切地与以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有了直接的、深入的接触，“西方”由此被祛魅。在李彦、薛忆沩的“白求恩书写”中，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他们对白求恩的态度：一方面，对这位革命时代的英雄充满着敬意，不断地书写他的故事；另一方面，还原一个更为真实、丰富的白求恩，甚至将被宏大历史建构起来的仅仅存在于概念上的“英雄”消解，将白求恩“祛魅”。移民作家们的边缘视角带来的视野的双重性，也许就是华文文学作为一种“第三空间”文化最迷人的地方，他们的作品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及西方提供了极好的考察对象，也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 作者简介：彭贵昌，1989年生，广东梅州人。2017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竺：“部长序”，《诺尔曼•白求恩——一个非凡的加拿大人》，伍冰枝著，任明辉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7-8。 [Chen,Zhu.Preface (buzhangxu). Norman BethunebyAdrienne Clarkson.Trans.RenMinghui.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2012.7-8.] 伍冰枝：《诺尔曼•白求恩——一个非凡的加拿大人》，任明辉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 [Clarkson, Adrienne. Norman Bethune(nuoer man baiqiuen: yigefei fan de jiana da ren). Trans.RenMinghui.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2012.] “总序”，薛忆沩: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1-10。 [“General Preface”(zongxu). XueYiwei. The Last Part of the Way to Heaven.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2009.1-10.] 李彦：“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人民文学》3（2015）：122-139。 [Li,Yan.“A Letter to Another World: The Last Love Letter of Norman Bethune”(chi sutianya: baiqiuenzuihou de qingshu). People's Literature 3(2015):122-139.] ——：《海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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