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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小说世界中，索尔·贝娄《赫索格》中的主人公赫索格应该是写信最多的人了。同时，这个主人公也差不多算是一个勇敢者。贝娄在小说开端就给了他一个坦心声的机会：“要是我真的疯了，也没什么，我不在乎。” ——这么强大的心灵负能量来自何处？大概与赫索格莫名的求真意志有关吧？ 皮皮的这个中篇，也让我想起余华当年的一个中篇小说《偶然事件》，他写得摇曳多姿，我模糊记得，故事情节的演进也是靠人物之间的书信往来推动的。尽管这两部作品的书信成分很重，但主干部分还是讲述了一个完整的传统故事，要么表现了一个人的崩溃和救赎，要么揭示了一个扑朔迷离凶杀的败露过程。但皮皮这篇书信体的小说，书信是主干，故事变成了主干上的枝叶，一旦读进去了，阅读感受非常不同，似乎也有强烈的求真倾向。以前有过一段时间，我对叙述时间、故事时间、阅读时间，三而合一的形式很感兴趣，读皮皮这个中篇时，仿佛与那时的某些思考连接上了。 02 《房屋曾安静 世界曾安宁》最先吸引我的是标题！按理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目，以我对皮皮的了解，她寻找题目最先考虑的大都是简洁。我查了一下，这个题目的出处是史蒂文斯的《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的偏远以及这个题目带来的唤醒沉睡记忆般的氛围，促使我翻开小说，在两个被简化为X和Y的人物的通信中，没走多远，昔日房屋安静，世界相比今天，还算安宁的记忆漫延开来…… ——这个Y的危机，带来的是古老陈旧的感觉；现在似乎没人危机了，直接发疯或者坚决视而不见！ 通读之后发现，这篇小说（姑且这么称呼吧）完全无法用别的方式叙述，它只能是它现在这个样子。假如这是皮皮危机来回所求的创新，那么它成立了，结结实实地立在那里，不可替代。创新不仅仅是一个新颖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个形式的不可辩驳。 小说开篇没有透露任何人物信息，连暗示都没有的情况下，X 和 Y即以数学公式般的简明(X toY、Yto X)突兀地杵在那里……或长或短的每一段，一左一右的两个“字母”，像两个恪尽职守的把门哨兵，逼使读者一次次化身为小贼遛进文本的窄门，然后又像午夜私拆信件的邮差偷窥，（听）着那些道尽了世事沧桑的“闺中密谈”。 03 以书信体写出的小说在文学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太大，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佳构。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应该算上。而《危险的关系》轻易可以用好莱坞的电影或美剧的方式重现，仍然惊心动魄；而余华的那篇《偶尔事件》拍成凶杀片可能也很精彩。由此可见书信，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有很多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可以被其他方式替换，因为书信叙述出来的故事，属于主人公，属于作者的创作附属；而皮皮的“书信”，它们自带主人公，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主人公跟作者——两个作者——认识有关系有关联！假如把这些枝叶上的故事，拿出来拍电影，完全可能，但它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一个从皮皮这个中篇中飞出去的故事，它可以继续冠上作者皮皮的名字，但不是X或者Y了。这种不可替代，让我觉得，皮皮找到的这种形式非常成立。 04 当代读者对作家作品的兴趣远低于对作家本人的兴趣，作品即使没人读，访谈录之类仍会引来观瞻。读者大概觉得诡计多端的习惯性说谎的作家，在没有故事可讲的时候，更容易坦露心迹，所谓实话实说，用最小的时间获取最浓缩的信息。 其实，是否袒露心迹，与诚实有关，故事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谎言。皮皮这个中篇中那些“虚构”的故事，我觉得，比XY的书信更能表达作者的心底的真实。于音之死，“白衬衫”的生死未卜以及他面对自己绝症的态度，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钦佩——死得漂亮！干的漂亮！ 从个体的死亡或垂死，到奥斯维辛没有边际的死亡，到华沙起义中死去的人，到阿伦特指向人民的——平庸之恶，作者铺陈的死亡底色，厚重得令人窒息了。放大局部的死亡，比如二十万死于政客错误决策的华沙起义的战士，细思极恐；集中营每天发生的大片死亡，落到将在下一次死去的具体的人那里，他的所感，也是令人惊悚的——除了麻木已经没有别的面对死亡的方法。 ……假如把二战中死去的波兰人放到华沙的维斯瓦河，这条河将不复存在…… 在想象中，这个画面久久不散……文中的那些跟战争，跟杀戮关联着的照片，给整个小说带来一种奇怪的真实感——它们显示的一切，越是确凿，对死亡的感觉就越虚幻！ 皮皮想用死去写活，写到不活……Y就危机了？ 05 历史之重未必能撬翻现实之轻，爱之冷也不能立即让人投入死之暖！ 即使有策兰的抗争，即使有贝拉▪塔尔的透彻，也无法帮助作者、帮助Y全面吞没对无意义的滞重之思，纷杂的元素仍然各自为政，在犹豫与拖延中互相渗透侵蚀，水位一直上涨，危机无处不在。X和Y所交流的问题始终没有见得分晓，但这一路下来，交流释放出的思考却足够震荡心灵。 …… 是的，她轻轻地告诉自己 天使看到了，天使知道了 她的内心平静了， 树，路，雨 夜晚，一切都平静了 她认为，所有发生过的事情 都是好事 一切最终都变得简单 …… 这首皮皮从贝拉▪塔尔电影中引出来的诗歌，十分动人，Y或者X的一切，最后也变得简单了，但令人心痛，就像花没有盛开就枯萎了。她们内心鼓起的勇气，还没推动任何一条小船起航，就泄在了自己的心底。 大至战争的残暴，小到对一只牛角面包的猜想，这其间穿越的文明丛林和野蛮的沼泽，对贝拉·塔尔《撒旦的探戈》的推究和观感，对保罗·策兰诗歌的冥想，对早逝的友人的怀念，柏拉图式爱与欲的翻腾……这些内容居然都被皮皮装进了四万字的篇幅中，更进一步证明，这种形式的必要。可惜，这形式带来的扩容，加速了文中的各种无奈和心碎和泯灭。 06 “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我们不能活着体验死亡。” “我在时，死亡不在，死亡在时，我不在。” 这些前贤智者道出的某种真实，在多大程度上能纠正我们对死亡的感知呢？我们能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忽略死亡活生生的无处不在吗？在这篇小说中，向死而生的旋律一直回荡在信息如泥淖般浓稠的文本上空，生命脆弱得会被随时弹跳出的轻率之恶击毁。而正是这一生死交错的紧张感，自始至终弥漫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它在逼问生活的意义的同时，也可能正生产着生活的意义？而那些或激越或沉痛或轻盈的观点一般只能看作一些暂时性的意见而已。于是，小说在进入尾声后，戛然结束了这场现实与虚构互相浸入的旅行。 那些枝叶上的故事，Y自己经历的“邂逅之爱”，X用故事说出的“真实经历”……所有这些，在故事的尾声中，都融入了巨大缥缈的失望中。Y走出危机与否，X正走进危机，她们周围的真真假假，这时都被主题的大印夯实了——皮皮对重新开始的希望相当怀疑！ 这篇小说的沉重不言而喻，但它通过书信体创造出的私密和亲切，加上很多从浓重乌云后面显露出来的各种“细节”和“睿智”，纵横交错，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可读性。这篇小说很适合出单行本，不是因为篇幅，而是由于文本的密度和容量，这不是一本可以一口气读完的书。把它做成一本小小的书，应该很适合一个人的旅行，途中不时拿出翻看上几段，然后合上它，想一想自己的事。下车时，把它塞进旅行袋的侧兜里。 07 回到书信体，这种六耳不传的P to P （个人对个人）形式，或许更容易交待出难得一见的“真私（实）”。这一形式也会给作者带来更多的天马行空的可能性，显然皮皮的新作丝毫没有浪费这种形式带来的自由，并且对其尽可能做出最大的开掘和利用，以使作品的容量臻于极至。 随着文本的展开，对皮皮略有所知的忠实读者不难读出文中的焦头烂额、疲于评职称的X和云淡风轻（表面上）悠闲地喝咖啡的Y，似乎正是作者的两个替身人物，仿佛哲学家笔下的二我。还会让人想起电影黄金时代的那些影片，剧中人物思想发生斗争时，银幕上常常浮现两个虚幻小人，各自以强有力的诡辩规劝，那个或躺着或以拳拄头作严肃思考状的“实体人”，做出偏于己方的决定。 皮皮笔下的这两个“字母人”（XY），很容易用五根火柴拼出来。作者“确实”的经历被注入其中，但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故事”并非作者意欲表达的。 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想要讲出真实，最好用虚构的形式；皇帝要想光着出去游街，最好穿件骗子织的彩衣。在X和Y的通信中，某种自我博弈式的思想纠缠可能激发出的感悟，才是文本要引导读者关注的方向。从笔墨或篇幅上看，X和Y的权重并不相等，比如一个偏于诉说，一个偏于倾听，但一个奇怪的平衡方程却隐隐约约一直在那儿，晃来晃去。 索尔·贝娄在《赫索格》的结尾处，让赫索格发出这样的声音：他决定不再发出任何一封信，但这个决定会被遵守吗？这场X和Y的书信往来在声言要结束后，好像又多发出了一封！ 她们的重新选择，做一个一个大字不识但会烙一手好馅饼的厨妇？做一只闻香而来的苍蝇，总是企图落在她的馅饼上？假如她们见面，不谈天气，会不会谈到真正的主题——停止思想？假如这样，她们宁可回到曾经安静的房屋，那里有一个曾经安宁的世界？ 最最关键的问题是：回到曾经，会不会安静？更为关键的是：怎样确定——那安静不是死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