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远远超过个人生平的记录囿限，以作家自己的话来说，这部厚重的大作是 “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作品的编写自1852年至1869年。全书共八卷，回忆录的大部分文章都曾陆续在赫尔岑创办的刊物 《北极星》和《警钟》上登载，后又在伦敦、日内瓦等地刊发单行本，成书编排不完整、不系统，事件错乱，但赫尔岑并不打算修正时间线，也不打算调整结构、规范主题，他觉得 “这都是事实”，写下的那一刻，就是最真实的内心。 我们读到：赫尔岑家族的日常生活，八面玲珑的参政官，古怪的“化学家”，总是板着脸的父亲，劳作不息的仆佣们；老头儿斯捷潘诺夫，战争期间为了生存，卖了一些庄园的木柴，遭到主人的惩罚，至死忠心耿耿；渴慕新潮进步，向往一望无际的汪洋（不管有无彼岸），勇于尝试，敢于反叛的年轻人们；初萌的恋情，罗曼史，私奔，缔结秘密婚姻，彼此的誓言，爱与奉献；流放，西伯利亚，组织革命，失败，友情的背离与异化；四处流亡，与秘密警察周旋，办刊，出版，论战；与国内形势的联系，与各色人物的交道，与各种思想的接触……因为是“我”，感情饱满，非常动人。 赫尔岑的书写皆立足实处，而笔墨之所向，灵活到难以描述。爱之所苦，情之所系，思之深潜，论之犀利，敏锐的感受，激烈的反应，这是一颗勃勃跳动的灵魂，他对高贵与虚伪、对骄傲与卑鄙，有着极致的表达，而又完全不涉粉饰、不作教条，这是真实的“一个人”所能到达的境界。因为“我”之存在，“我”所打下的深深烙印，这些文字不管在什么时候被人阅读，总会激起读者的感动，所以经典，所以不朽。 在“我”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何谓“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这个“我”有着“人”之共性，有着“人”之普遍性，有着生而为人的闪闪发亮的东西。这个“我”也有着独特性。赫尔岑的周围集结了一批欧洲当时激进的思想家，借助赫尔岑的主观描写，与某种不可言喻的戏剧性，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广阔、真实、入木三分的图像。 对于恰达耶夫，尼古拉一世宣判他是“疯子”，而赫尔岑说《哲学书简》是黑夜中的枪声；“别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跃、最容易激动、最富裕辩证精神的勇猛战士”，而斯坦克维奇“不仅理解力强，富有同情心，而且善于调和矛盾”；加里波第具有“以自己的勇敢使久经沙场的老兵折服的人民领袖的本色”，通过与马志尼的长期交往，赫尔岑展现了意大利革命者更多的、更复杂的层面与内部斗争；斯图亚特·穆勒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自由作了有力辩护，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则被赫尔岑定义为“蓝胡子式的丈夫”的暴力威权；赫尔岑对罗伯特·欧文满怀同情，赫尔岑认为，对欧文的认识，应当归结为：“理性观念和精神独立是否与国家意识并行不悖？” 少年赫尔岑与友人奥加辽夫一起在莫斯科的麻雀山上宣誓，“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青年赫尔岑对人和人类，对追寻个人的自由、现在的自由有着深刻的信仰，这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难以实现，因此他不得不远赴异域。中年赫尔岑是一个成熟的、充满斗志、意志顽强且依然虔诚地致力于社会重建事业的人，将炽烈如焚的激情倾注于一系列的政论、批评与随笔。 赫尔岑在清楚认识、逐渐深入西方的过程里，也在不断寻找直面真理的勇气。在他对西方的吸收与批判中，我们能感受其精神探索的全部深刻性，还有其理念的未完成性。赫尔岑曾经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革命的 “堂·吉诃德”，正因为如此，明知自己投身的社会理想距离实现无限遥远，而奋不顾身、一往无前，这里面包含的热情和真切的痛苦，是“一个人”全部的付出。 （《往事与随想》[俄]赫尔岑/著，项星耀/译，四川人民出版2018年8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