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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呼唤伟大作品的时代。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伟大作品”的含义，它不是票房突破多少个亿的商业巨制，也不是长达多少部、多少集的宫斗戏，更不是戏说历史的搞笑神剧。这个时代，我们的人民需要的不是“娱乐至死”，而是真正的精神食粮。 那么，作为一个作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做一个本分的作家。 作为一个作家，抒写生养自己的那块土地，抒写生养自己的那个人群，是本分。抒写那块土地的历史文化和那个人群的梦想，也是本分。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生长在农村，对农民熟悉，所以我的创作对象一直都是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我从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农民们经受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面临着生存方式和身份的转变。农村处于历史蜕变的阵痛期：是继续守着土地，还是毅然奔向城市？进城，舍不得土地。改革开放让他们有了自己的责任地，可是很快地，农民工大潮又开始了。他们突然间发现，农民也可以有另一种活法。农民也可以离开土地，也可以进城生活。当然，对于有勇气的农民来说，这样的发现可以说是切身体验，而对于那些胆小的农民来说，这样的发现好长一段时间都还只能是别人的经验。手上抓着土地，目光却冲着城市，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农民都处于不知所措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农村、农民问题。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我至今还把自己当作一个农民。我虽然生活在城市，已经不用依靠种地来养活自己，但我依然感觉自己和农民最近，从血缘、感情甚至基因里，我都是一个农民。其实我想说的是，不论我们从事的是什么文学艺术工作，我们永远不能把自己当上帝，我们不是别人，我们就是人民。只有把自己跟“人民”放到一起，放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才能创作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作品。 以我的几部长篇小说为例，选材都涉及了农民在改革浪潮中的取舍和选择问题，是工厂还是土地？是留守还是远离？是打破传统敞开怀抱迎接新时代、走向新希望，还是死守传统，继续生活在闭塞、落后和愚昧之中？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给予他们一个指引、一个希望。这样的作品，因为太正太严肃，可能没有市场，甚至少有读者，但创作这样的作品，是我们作为一个作家的本分。 其次，我们得做一个有情怀的作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在这一点上，我很庆幸我是一名贵州作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贵州一直被认为是一块边地，有谚语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气候差，地理条件差，人也穷。可是，穷怕什么？苦又怕什么？当年，毕节作为一个脱贫攻坚的实验区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这是上世纪的事了，今天，我们贵州的GDP增速排名已在全国前列。4年前，我们贵州就实现了县县通高速，还有我们大数据行业的发展，以及世界最大的天眼工程…… 这些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事件！作为一个贵州作家，我们不愁没有写的，不愁没有创作源泉。我只需要本本分分地、脚踏实地地去创作，就一定能写出作品。 当然，我们还要出宏大的作品，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品，振奋人心的作品。这就不光要求我们要坚持本分，而且还要有情怀。 这两年，我连续创作了两部反映我们贵州脱贫攻坚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部叫《海雀，海雀》，一部叫《在路上》，两部作品分别发表在《中国作家》和《民族文学》上。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因为我们从上至下的努力和奋斗，我脚下那块土地已经不再是一块孤独和自卑的边地，我们进入了世界的视野，发出了历史的强音。曾经的“天无三日晴”，已经让我们变成了避暑天堂，“爽爽的贵阳”可以作证。曾经的“地无三尺平”，让我们变成了喀斯特奇观的旅游胜地。曾经的“人无三分银”，已经成为过去。如今，贵州14个贫困县已经全部脱贫摘帽，现在的贵州人，腰包鼓起来了，胸膛挺起来了。那么，我们是去写那些不着边际的畅销书，还是去写他们，去写这个伟大的时代呢？ 我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情怀决定了作品的高度和深度。 第三，我们应该做一个“心里有人民”作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作为一个贵州本土作家，我们能写的当然不只有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的伟大变革，还应当有我们人民在这个伟大时代中的不凡贡献。比如我们的文朝荣老支书，以30年的生命相搏，使他所在的海雀村发生巨变；比如我们的邓迎香，一个活脱脱的新愚公，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不等不靠，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麻怀出路”。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英雄，是我们要讴歌的英雄。 当然，除了他们，还有我们身边千千万万的乡亲，也在做着一点一滴的贡献。那么，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写小我，去无病呻吟，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去写人民，去做一个“人民作家”。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必须甘于平凡，不为利、不图名，只为情怀而写作。 我曾经把我的书送给我的家人，他们都是农民，我原本没抱着让他们去读的希望，完全是留作纪念的意思。但有一天，我的一个侄儿却对我说：“姨妈，你写的那些故事跟我们好像啊。”这话让我欣慰不已。因为家人在读我的书，也因为他们认为我写得像他们。后来，在清明节扫墓的时候，我把我的书拿到父亲的坟前，烧给了他。我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海雀，海雀》出版后，我重回海雀，将那本书烧到了文朝荣老支书的坟前。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希望，我的书他们能喜欢，人民能喜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