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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晨突然奇想，要建一条老实街，让街上都住的是老实人。当然他的这个奇想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只能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实现。于是他写了一部系列小说《老实街》。《老实街》共分十一章，每一章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短篇，虽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线索，但每一章里活动着的都是老实街上的人物，讲述的也都是发生在老实街上的故事。最终，这条被赋予悠久历史的城市老街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被拆迁了，老实街上的邻居好友们也作“风流云散”。王方晨的家乡在农村，他写乡村的小说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这一回，通过一条街的故事，王方晨将他长年在城市生活的体验以及他对城市的认识比较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看得出来，王方晨尽管对乡村和家乡充满了热爱，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城市的态度，他像爱家乡一样地也爱着他居住的城市。王方晨更是一位恋旧的性情中人，我从他写乡村的小说能够感到他恋旧的情感。他在城市生活中同样也是恋旧的，旧的街景，旧的市井，旧的人伦，缠绵在王方晨的心里。旧景旧情势必在城市拆迁中逐渐消失。当一座座洋溢着现代气息的高楼在拆迁的旧址上矗立起来时候，我们或许只有在王方晨的《老实街》里，寻找到城市曾经的模样。有评论家说，王方晨的《老实街》是济南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现代都市的一个文学地标，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 尽管王方晨懂得拆迁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城市，新有新的魅力，但王方晨内心是矛盾的，他期待城市之新，又不舍城市之旧。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构成了《老实街》的基调。他写《老实街》自然是看重“老实”这两个字，他在小说的一开头就为《老实街》定下了调子：“老实街居民，历代以老实为立家之本。”“老实之风早已化入我们悠远的传统，是我们呼吸之气，渴饮之水，果腹之食粮”。既然王方晨说得这么言之凿凿，那么他就应该在小说中清晰明了地讲述老实街上的老实人是如何老实的。但事实上，这部小说并不是一本为老实街写的评功摆好簿，甚至可以说，作者花更多的笔墨在写老实街上的不老实。当然这样说也不准确，因为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会发现，王方晨对于什么叫“老实”也是处在犹疑不定的状态之中。老实，是关于道德、伦理、风气等概念最形象的代名词。王方晨的《老实街》就可以概括为对一座城市的市井伦理的书写。 王方晨对中国乡村社会非常熟悉，乡村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完备和有效的伦理传统。中国乡村的伦理传统对中国的城市生活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来自乡村的王方晨显然对此深有感触，他发现伦理在城市的市井生活中具有与乡村同样强大的粘合力。但是，现代化和都市化使得城市的人际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那种与乡村伦理传统有着相通性的城市伦理已经无法将城市新的人际关系粘合起来了。中国的城市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正经历了这样一个剧烈的震荡期，表面上看，整个社会处于道德沦丧、价值崩溃的状态，不少作家对此也曾表达过强烈的忧虑，忧虑固然有必要，但我以为也不必过分忧虑，因为这种状态很难简单地将其判断为是社会的倒退，它其实不过是说明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在进行道德和价值的调整，在其调整过程中，旧有道德体系逐渐在失效，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并接续起社会功能来。王方晨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后记”中说，《老实街》写的是“认老理的老济南人”，他们“在经历了漫长岁月而形成的民风民俗包围之下”生活，但现在“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就一定相信那些虚幻的道德想象，因为世道的嬗变不仅是传说，更为他们所一次次亲身经历。”[①]王方晨正视“世道的嬗变”，忠实于“一次次亲身经历”，他才不会随大流地将老实街的变化简单地归结为城市的道德沦丧和价值崩溃。尽管这种观念很流行，甚至王方晨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但所幸的是，一旦进入写作阶段，王方晨并不会被观念牵着鼻子走，而是听信自己体验和情感的调遣。他既恋旧又喜新，既欣赏旧街的“老实”风尚又明白今天的“老实”已不同于往昔。这就构成了他的闪展跳脱，他也坦诚地以犹疑不定的处理方式来讲述“老实街”的故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老实街”上的不老实。 “老实街”上不老实，就在于把握住了老实街所处时空的特殊性。从时间上说，老实街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节点。在此之前老实街有着“济南第一”的美誉，而从这个节点起，老实街开始难负盛名之累，“老实”之风流转，直到老实街被拆迁。 从空间上说，老实街是一座城市的老街，它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城市和乡村的裂缝越来越大，老实街犹如海洋上的一座孤岛。在这样的时空节点上，王方晨对“老实”的二重性看得格外清楚。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了这一认识，他说：“人类最好的打扮就是道德，同时道德也是人类的生存手段。别说‘济南第一’的大老实不老实，每个人都不老实。只不过老实与不老实之间，有一道门槛，而这道门槛也并不是金刚不坏。”[②]这也就是说，老实作为道德的代名词，既体现为老实街这条街上的民风淳厚，也体现为这条街上的人们都以“老实”为荣，换句话说，“老实”只是这条街上的人们极力维护的一张“面子”。小说第一章写的就是一个“面子”问题。老实街来了一位理发的陈师傅。老实街上的老实楷模左门鼻要将一把剃刀送给陈师傅，但陈师傅认出这是一把名贵的大马士革剃刀，觉得礼物太重，不敢收受，第二天慎重退还回去，两人来来回回送了三次也退了三次，竟成为老实街上一段佳话，也足见两位老人都是高风亮节的君子。但细细琢磨就能发现两位老人还是有所不同。陈师傅是的的确确为人老实，不愿掠人之美。而左门鼻显然是一个“面子”问题，陈师傅来老实街后不仅手艺令人赞誉，而且为人也令人赞誉。左门鼻不想让陈师傅的风头压过了自己的风头。“面子”受到伤害，才有了后来的虐猫事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老实”的另一面，“老实”不仅教人做好事，而且也能成为一件伤害人的武器。陈师傅最终被老实街的“老实”所伤害，因为他受不了人们对他的误解和猜忌。左门鼻因为“面子”而伤害了陈师傅，他本人又未尝不是一个“面子”的受害者，因为他为了维护“面子”而使自己远离“老实”的本义。小说在不同章节都广泛涉及“面子”问题，这是旧有的伦理道德最致命的问题，旧道德面对新的现实越来越失效，因此它作为一种精神面具的特征就更为突出。 “老实”的二重性还体现在道德要求与人的精神诉求上的不一致。老实街上的人们虽然看重道德标准，但他们并不是严酷的卫道士，他们理解人性，尊重人的精神诉求，因此他们会以一种宽容的方式来处理道德要求与人的精神诉求上的不一致。王方晨同样花了不少笔墨来写老实街上在这方面的故事。 鹅是老实街上的一位漂亮女孩，年轻小伙都想娶她为妻，但她却未婚怀上了孩子，她的行为显然不合老实街的道德要求，但老实街仍然宽容地接纳了她，仍然继续同情和帮助她。至于我们如何评价鹅这个人物，其实也是在考量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道德。道德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它必然要约束人的个人性，这种个人性也包括了人的欲望诉求，但显然又不是欲望所能涵盖的。比如鹅的故事，人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鹅敢于突破道德的约束追求自己的欲望。如果这样来理解鹅的话就窄化了这个人物。鹅对于人们的启示决不仅仅是在肯定人的欲望这一点上。鹅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好人，以最“老实”的方式带大了鹅。鹅愿意做一个老实的女孩子，但她也有自己的爱情向往，她常说的一句话是“你青春我年少”，这句话大概就保留着她对爱情的美好回忆。她的初恋是谁，小说并没有透露，但也有一些蛛丝马迹供我们研究，如年轻时的高杰曾爬到鹅家的屋顶上不小心掉进了鹅家的茅坑，如鹅专门打扮一下到大街上去送别被执行枪决的大龙。她的初恋为什么被扼杀我们不得而知，但小说告诉我们的是，鹅从此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她成为一个敢作敢为的女人，生活再艰难，她也能寻找对策好好活着，无论现实中她遭到多少冷遇，她总能坚守着自我，让自己的内心保持着平静和温暖。我宁愿将鹅视为一位勇敢追求女性解放和心灵自由的女人。在老实街上有不少她喜欢的男人，但没有一位能够真正成为她的爱人。这并不是她的错。鹅令我们同情，也令我们惋惜，更令我们深思。鹅的遭遇并非控诉道德的无情，只不过是揭露了道德的失效和无力。鹅是老实街上最抢眼的“不老实”，然而我们应该对这种“不老实”投以赞叹的眼光。由鹅还牵出了老花头的故事。 老花头是老实街上最会说媒的，他的一双眼“总能看到人心深处去”，凡经老花头说媒撮合的，“无不金玉良缘”。但小说并没有重点去说老花头如何成功说媒，而是重点说了他的一次失败的说媒——为鹅说媒。老花头关心鹅，一心想帮鹅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他劝过鹅，鹅很感动。他也郑重地将老常介绍给鹅，但遭到了鹅的拒绝。老花头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鹅，直到最后老实街都拆了，已经卖掉房产与老婆一起迁到美国去的老花头还要回到老实街，寻到鹅开竹器店的旧址，睡在鹅遗弃的大竹椅上聊以自慰。老花头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王方晨似乎要写出这样一层意思：老花头关心和帮助鹅不仅仅是在做利他的“老实”事，而且他自己也从中获得了心理的满足和愉悦，甚至在暗中都对鹅动了欲念。这个人物从另外的层面阐述了“老实”的二重性。 但这种含蓄、内敛的处理方式也给小说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可能会让某些章节的叙述显得语焉不详。举例来说，朱小葵这个人物的命运转变。作品用世故老人“歪脖子病不好治”的规训，与朱小葵涉世未深的单纯和一厢情愿做对比。朱小葵怀有治理社会的良好愿望，关注民生，为社会弱势群体鼓与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导致被社会不良势力围攻，并失去了来自“权势”的支持，在与心爱的人告别之后，毅然选择了失踪（其实是去做高官的情妇，投靠新的“权势”，借更大的“权势”以伸张正义）。由于作家为了增强作品的审美而曲笔暗写，把激烈、时新的社会“热点”事件转化为老实街“老实”和“不老实”两种观念的潜在交锋、冲突，不是很容易被人理解个中缘由。又如小耳朵似乎是作为老实街的一个奇人来写的，他自言有一双奇异的耳朵，能听到“八百米下水声大作”，后来就有人想利用他的这一神奇功能去探听地下什么地方藏有财富，而他既不情愿，又无法推托，终因看透世相，遂果决地借儿子之手剪掉自己的耳朵。仍然鉴于作家不愿直接说破生活真相，增加了读者认识的难度。但仔细分析，就可捕捉到其心理发展的蛛丝马迹。小耳朵的好伙伴在知青运动中命丧他乡，对小耳朵打击很大，让他主动追随好伙伴的足迹，并在穷乡僻壤“插队”数年，其间经历了什么，不言自明。回城之后的小耳朵，显然是一个被时代摧残的形象，如实说来精神已不正常，从此带着时代创伤，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安排工作并成家立业后也曾在老实街过了一段好日子，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所就业的劳保厂破产，只留给他一串钥匙。没有人会确信不疑一个人的耳朵会灵敏到真的能够听到地下八百米的水声，而作家事实上也一直用宽悯与调侃参杂的语气，来描绘他惨淡而奇异的生活。真不真假不假，王方晨最终让他以“独耳人”的畸零形象阻挡了老实街人对他进一步的侵扰，而回归于一个常人的平淡，并于老实街拆迁之后放下毫无意义的老实街人的成见和矜持，与妻子在洗浴房做起了曾经不屑的按摩师的工作。其实写出老实街如何对待一个有奇异功能的孩子，就能看出市井伦理在这条街的状态。平淡的下面常常涌动着一股暗流，我认为对于穆大穆二两兄弟的叙述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穆大穆二被老实街的人叫做阿基和米德，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与老实街的特别关系。他们似乎与老实街毫无来往，老实街的人却又十分好奇他们所住的那个紧闭的门洞，并觉得有责任保护他们。而且的确正是老实街的市井伦理无形中保护了他们，因为他们家庭的复杂关系在那个政治风云浓烈的年代随时都有可能引来灾难。但也有可能老实街人的保护帮了倒忙，比方斯先生的来访就被老实街人生生地挡了回去，尽管小说没有说透斯先生的真实身份，但也许他真的是来寻找亲人的。对于穆大穆二的叙述尽管一直是在平淡的状态中进行的，但它一路又留不多少悬念和疑案，让你不断地有所期待也有所思量，其整个叙述浑然一体，与作者犹疑不定的思索构成呼应。 “老实街”上不老实，还体现在王方晨讲述故事的方式“不老实”。王方晨自称：“我爱写言外之意，寄寓弦外之响，你以为我写的是这个意思，其实我另有所指，有时还会声东击西。”他的这一特点在《老实街》上表现得犹为突出。这似乎是王方晨的有意为之，因为这样一种曲折、隐晦的叙述方式能够贴切地传达出他内心的犹疑不定，能够准确地呈现现实社会的复杂诡秘。王方晨承认《老实街》“并不是一篇能够让人一眼看到底的小说”，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写，他也说得很明白：“这个世界如此复杂和深不可测。直接张口说出故事的真相，是很容易的，那样又有什么叙事艺术和境界可言呢？”[③]我很欣赏王方晨自觉的艺术追求，重要的是，他的艺术追求能够与他的思想相吻合。 《老实街》的叙述者基本上是老实街上一群满街乱跑的孩子“我们”，“我们”到处窥视，虽然窥视是人们普遍的心理，但大人们窥视的时候内心已经变得相当阴暗，只有孩子是不会带着阴暗的心理去窥视的，他们除了好奇就是好奇。所以王方晨要以孩子们的眼睛来窥视，这样就保证了叙述的干净。窥视其实揭示了市井伦理装扮门面的特点，在伦理的掩饰下，人们总想获取隐藏的真相。窥视撕开了伦理道德的面纱，能更好地表现出“老实”的二重性。窥视的叙述视角加强了叙述的神秘性、隐蔽性，有时候，就感觉王方晨是在以讲侦探故事的方式在讲述老实街上平常日子，足见王方晨在叙述上的精心。当然，“不老实”的叙述方式尽管使小说跌宕起伏，但有时候过于倾向隐蔽和曲折，也会使本来该明了的情节变得费解，从而对主题的表达有所伤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