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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葛亮新的小说集《问米》，心中难免疑惑陡生。《北鸢》的出现曾经令人感到欣喜，作者特有的来自于民国的语言质地和抒情方式，让读者们翘首期盼，期待着作者带来更加醇厚的文化感动。在读者们心中，作者带有着家族史色彩的文学叙述，已然让葛亮带上了民国文化传统遗子的光环；甚至在评论家眼中，这部小说充分演绎的民国美学，大概也有着20世纪历尽创伤的中国中兴复元之“一线生机”的意涵。 正因为葛亮先是被这样接受，《问米》的出现才让人感到目眩。人们愿意相信，这样一位款款从民国走来的作家，同时也会写悬疑题材的小说吗？并且作者声称，他最初受到悬疑小说的震撼来自于一位20世纪的日本作家横沟正史，而并非是我们的蒲松龄。续接在这一疑惑后面的问题是，那个曾经令众多读者感动的，《北鸢》中的“文化中国”与“古典中国”的历史叙述是真实的吗？它造成的当代文学出版界的盛况，又是如何产生的？ 因而在进入《问米》之前，我们必须回过头看看《北鸢》与《朱雀》。葛亮大概不是大家心中的那个越过了共和国的历史，直接从民国坠入当下的文化遗子，他的写作动因与写作前史，可能都是需要我们仔细甄别的。在2017年接受《东方》记者采访的时候，葛亮曾谈及他进入写作角色的原动力。曾经在南京成长因而沐浴过六朝烟水的他，并非就是在南京产生了必须写出这种古典历史遗韵的迫切，只有当他登上了维多利亚港，并在快节奏的香港生活学习的时候，那些曾经鞭策他修习传统文化的父祖辈，以及传统士人的道德及其生活方式，才逐渐在作者那里显现出被书写、被重新体验的必要：“我到了香港以后，反而感受到南京是如此的慢节奏、如此有历史底蕴，它能够在现代化的侵蚀下，仍旧保持古典的气韵和尊严。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形成了让我去表达它的动力。”[1]《朱雀》与《北鸢》的写作，是在文化板块的碰撞中被激发出来的。葛亮在另一篇采访中谈到，他在儿时受到家学的熏养，尽管长辈们严厉，但那时他并不感到这些知识的重要。我们或许可以想象，成人之后求学香港，作者在纷杂的、早已搅入全球化的现代都市里，如何又回溯儿时的记忆，找到自己的父祖辈，并重新指认自己的身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作者这里，家族史与民族传统，或亦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耦合跟互认，《北鸢》以家族史的面貌出现，则并非是一件无可细思的事情。 而阅读过关于《北鸢》的众多评论，便能了解读者在捧读小说时究竟期待些什么。“葛亮的语言有久别重逢的欣喜”（黄子平）；“《北鸢》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而引领读者一起，重新打量那些生长在传统内 部的、被我们慢慢遗忘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能量。”（张莉）小说帮助读者打捞起共和国诞生之前的历史与美学经验，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语言及历史情怀被目为陈词滥调暂时抛诸脑后，他们欣喜地发现了民国与古典传统，如同是一场亲友的“久别重逢”。这是一场集体性文化回溯中的单个事件，《北鸢》被接受、阅读为“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其中包含着的动容、感怀、记取的种种，都是人们调动记忆、强化认同、汲取力量的文化实践。 回头看《北鸢》与《朱雀》再次确认了一个事实，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的产生，意义的创造，只有放回到特定的语境之中，才能够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域来观照它。葛亮是一位十足的当代作家，他的写作内容与风格，他的被阅读、接受，都含有浓重的当下文化交往的痕迹。如此，才能够理解从《北鸢》到《问米》之间的风格跨越。这不是一位民国遗子突然的宗系改换，他本就身处于来自不同时空的文化遗产的包围之中，因而随时拥有选择与继认的权力。特别是《问米》这篇获得了17年百花文学奖的作品，它几乎完全丧失了从前葛亮那种干净温厚的语言风格——从前这是葛亮的身份特征，而带有着当下快销文化的塑料与俏皮。这里并不是要贬低后者，语言的风格与故事的情节和人物设定紧密关系，而只是想强调语言的表演性，它作为一种表征物的特质在葛亮的身上是如此鲜明。 有意味的是，作为一本悬疑题材的小说集，《问米》恰恰处理的是假象/真相关系的主题。作者着迷于悬疑小说里生活的假象与真相之间存在的认知势能，两者的视觉差会给读者带来震撼，而这也是作者苦心营构之所在。小说集里的七个故事，聚焦于当代普通人生活中的迷局，生者寻觅、投入、争取，却无可避免地遭遇掣肘；逝者盘亘人世，为了过往的恩怨搅扰生灵。在这一过程中，人与生活的关系始终是焦灼的，他们偏执于私欲，想凭一己之力去抗衡周遭复杂的世界，结果却发现自己从来抱持的都是一孔之见，生活也因此跌入绝境。利用叙述视角的转变、叙述主体意识的分化，作者构造出的小说结构，大致呈现出“大故事套小故事”，或是戏剧化的突变带来的真相大白这两种类似的形态：《问米》中曾经被通灵师阿让改变了“世间无灵”想法的马达，最终也从其口中得知了这位昔日的剧团演员，为了常年保存一个女人的尸体而骗做通灵者的事实；《不见》里的图书馆馆员杜雨洁在与中年男人聂传庆的恋情中小心谨慎、亦步亦趋，却在探得这位男人背后残忍的复仇行径后丢掉性命；《罐子》中好心收留小易的侉叔，待到酿成的命案，才知晓招来的是一只专来索命的鬼魂；《鹌鹑》中因为凌羽的离奇失踪，与他有着不同社会关系的人共同来到一家酒店寻找他的蛛丝马迹，当所有人都断定他死于酒店店主露姨的手中并要缉拿凶手时，却发现这位露姨不过是一位用鹌鹑鸟做实验的病人，与凌羽的失踪毫无关系。这些因“悬疑”而集结在一起的小说，分有着相似的故事构造，甚至是叙事节奏。葛亮在小说的后记中提及自己喜爱的推理小说作品，“氤氲着一种强烈的等待感”，指向的便是从假象到真相过程中暗涌的叙事张力与蓄势待发的情感冲击。 这是一本纯粹字面意义上的“好看”的推理小说集。葛亮在后记中说，“悬疑小说真正吸引我的，与其说是逻辑的力量，不如说是‘造境’之趣。造人境，也造心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讨论过“造境”，“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自然，“造境”的趣味属于理想的、自在的，与现实相差甚远。这些构造精巧、细致打磨的当代悬疑故事，如同是那些修剪得巧妙的盆景，每一剪每一枝都恰到好处，但读之总觉得飘忽，缺少更掷地有声的，能够引人思考的叙述。考究的故事，似乎是为了博得读者的震撼，但过于整饬的格局，使得本想出人意料的叙事，实际已然在读者意料之中了。 细究起来，《问米》里的人物，未免都显得过于羸弱与无力。他们无法安排好日常，平凡的生活被过得险象环生，在强大的世界面前缺乏把握自己的能力，不过被迫卷裹进他人搅动的漩涡里。《问米》讲述的是生活里弱者们的故事。《北鸢》里那些踌躇、徘徊，在介入与抽离之间犹疑的民国人，其性格中是否也有着柔弱的一面？卢文笙从军队里退出，由“国”而回“家”的举动，是在动荡的年代里自我保存的智举，还是缺乏担当的闪躲。 葛亮说，希望自己的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美的。这一点他做到了，他是天生的小说家。只是文学的维度是否除却美还能兼及当下，是否能够稍稍偏离于造景与把玩的趣味，做到触底现实。我想《北鸢》之所以如此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景致够美，还因为它触动了日渐“崛起”的中国，对于悠久文明的文化记忆和自我想象，愈加“现代”也愈加西化的国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辨认出了他们的文化原乡，也再造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这和作者在香港回到南京，见到民国的写作经历是何等相似。而作者之所以愿意耗费七年的时间构思、虚构自己的家族史，大约也起于作者在繁复的当代文化交往中体会到的回到民国、续接传统的责任心罢。 （沐澧，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