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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洪子诚：感谢清华大学图书馆、邺架轩书店和北京大学出版社邀我跟解志熙老师一起跟大家座谈。开始，我要说一点我对解志熙教授的印象，不是八卦，跟我下面要讲的内容相关。我们都是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阅读带有公共性质，但同时也是很个人化、有私密性质的行为。在我写的文学史中，可以看到我对一些作家作品的看法，不过私下问我最喜欢哪些作家、作品，我可能不告诉他，或含糊其辞。 阅读——选择什么，怎么读，有什么感想——跟个人的生活经历、修养、性格有密切关系。我想，今天跟解老师座谈，可以是一个显示差异性的对话。我们都研究现当代文学，他侧重现代部分，我侧重当代部分，在专业研究的阅读的动机、方法上，肯定有共同点。但是我们也有很大不同。这个不同，粗粗想来有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我出生在1939，他是1961，我们相差有22岁，22岁是什么概念？我生长的年代，或者世界观、思维方式形成是50到60年代，按照电视剧说法是“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解老师上大学是在80年代，改革开发，整体的环境，社会文化氛围，可以说和五六十年代形成对比。这在我们的性格里面会留下深刻印痕。 其次，虽然我年长22岁，但是很惭愧，他当教授比我要早一年，他是1992，我是1993年。这说明在基础和学识上存在差距。记得解老师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钱钟书先生曾给他信，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说他的博士论文“高见新义”，“迥异常论”，而“既感且佩”；说“欣悉已金榜题名，可喜可贺，不喜足下之得博士，喜博士中乃有学人如足下也。”大家知道，钱钟书先生高傲、轻易不表扬人，他对解老师的表扬发自内心，这可以见出解老师的学问；没有广泛、深入的阅读、思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经历、生活地域不同。这一点很重要。解老师家乡是甘肃环县，昨天我还查了地图，环县在甘肃东部。环县我没有去过，但是紧靠环县西边的固原我去过。固原在宁夏南部，它和西吉、海原等六个县统称西海固。这是黄土丘陵地带，干旱，水土流失，土地贫瘠，70年代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张承志90年代初写有《离别西海固》的散文，里面这样说：“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是的，我就是因为读了张承志才知道西海固。这篇散文在90年代初很出名，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张承志和张炜被认为是占据精神高地，以笔为旗的作家。环县的地理环境、气候可能和西海固差不多。解老师父亲是乡村教师，在网上我见过他的照片，就是西北乡村老农民的样子。解老师从那块土地，从父亲那里，不仅继承质朴，也培养了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书法等）的热爱，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古典诗词很有素养。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质朴和高雅是如何在一个人的性格中融合的？也许，真正的高雅原本也就是质朴。 我不一样，我出生在粤东的揭阳。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汕头、潮州应该听说过：揭阳和汕头等过去称为潮汕地区。我对解老师家乡，包括中原、西北的乡村可以说没有什么了解，一星半点的知识、印象，基本上是从书本，特别是小说里得来的。在生活、观念、情感方面，用现在的流行语，解老师很“接地气”，我却常常有悬浮在半空的感觉，因此常茫然、慌乱。解老师没有寻根的问题，我就有一个总也不能落实的虚构“家谱”的焦虑。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不同影响了我们对作品的选择、评价。举个例子说，最近跟他通信，谈到对当代两部作品的评价问题，一部是柳青的《创业史》，一部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解老师虽然主业是现代文学，但是写了评论这两部作品的文章。他评价都非常高，而且确是从心里喜爱，他的文章投入了炙热的感情，联系他生活经历的体验。但是我对《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说老实话并不是太喜欢。或者说，我认为它们是当代文学里面的重要作品，但是评价不如解老师那么高。 平常聊天，或者到学校讲课，这个问题经常会被问到：你的文学史里面为什么没有《平凡的世界》？每次我都支支吾吾。2013年的时候，《文艺报》的李云雷跟我有一个对话，也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当代文学史”1999年的初版本，应该写到却漏掉的，不只路遥，还有王朔，还有王小波。修订版补进去王朔、王小波，但是《平凡的世界》还是没有关注。这大概是一个失误。后来怕又被问到，我就准备了答案。我说，当代人写当代史肯定有很多疏漏，很多失误、偏见——如同唐人选唐诗。还有一个理由，我说，19世纪40年代的别林斯基，他敏锐地发现普希金、果戈理，正确肯定他们的价值，但是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我说，才华横溢的人尚且这样，就不要说我们平庸之辈了。这个回应，其实不大厚道，属于狡猾搪塞之类。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阅读排行榜，《平凡的世界》在我国好几所著名大学的学生中，都名列前十之内。这让我很感慨，不大明白是应该高兴还是悲哀。不过，这么多人喜爱这部书，评价这么高，真理肯定是在多数人这一边。我的问题出在哪里，还需要我认真想想。 类似的还有《创业史》。最近好像对它评价也越来越高，或者说是在一个圈子里面，不一定整个当代文学研究界都是这么认识。60年代初我刚大学毕业，对这个作品还是很喜欢的，对西北农村的风俗，农民心理的描写达到的成就，在十七年作品中属于屈指可数之列。而且当时也喜欢叙述人那种“强势”的，居高临下的议论和抒情。当时年轻，内心其实狂放，喜欢这种叙述的口吻。“文革”前夕，在《创业史》论争时，也认可柳青那种证明社会未来规划的创作理念，所以写过批判严老师的大字报。到八九十年代写文学史的时候重读，感受发生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叙事口吻上。这里我用一个可能不恰当的词，觉得这种叙述有点“自恋”。这个感受无关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涉及合作化运动的功过。许多人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范例，但我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谈问题。 阅读的第二个问题是，读书的人选择书籍，书本也选择、塑造人。台湾大学周志文教授在他谈音乐的书《冬夜繁星》里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我们的生活乐趣，我们的幸福感不只来自当下。“当下”自然很重要，美景，美味佳肴，与喜爱的人相伴，事业有所成就……但是我们的快乐、幸福也来自过去，来自历史。周志文举例说，如果怀念以赛亚·伯林，我们可以从书架上拿下他的书来读，如果喜欢许纳贝尔，他的CD就在案头。许纳贝尔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裔钢琴家，我对他不熟悉，他主要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所以唱片很少，大多是单声道的。周先生说这不妨碍他的演奏的精彩。我们生活在21世纪，却能容易地读埃斯库罗斯，读《唐·吉诃德》，能听到许纳贝尔钢琴、富尔特文格勒指挥的交响曲——细想想，能不感到幸福吗？ 跟过去，跟历史建立的联系，对我们的生命是重要线索，也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感受、思维方式的重要来源。所以我们读书，听音乐，寻访古迹，从过去时代留存的器物里发现微妙的信息。我住在蓝旗营，走过围墙的小门就是你们学校，经常到清华园散步。清华园里面的建筑、树木，池塘，如果不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平淡无奇。了解它们的历史线索，感受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西边那个不大的湖和小河，因为朱自清的《河塘月色》就熠熠生辉，大家就在旁边流连忘返。万泉河流经北大蔚秀园、承泽园旁边然后贯穿清华园。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沙土的河岸，泥沙杂草柳树，水流也充沛。不知什么时候用水泥砌成笔直的河堤；大多数时间河里没有水，还不时散发臭味。不过，在介绍清华园的文章里，你会读到这样的描写：清澈河水蜿蜒其间，西山叠峦在望；这是吴宓读书所称的“世外桃源”。这样，我们即使走在发出臭味的河边，也会很“文青”地产生“先知的话语在寂静中传递”的幻觉。这让我想起美国学者斯威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这本书开头讲述的细节，一对德国夫妇第一次到苏联访问他们父母居住的柯尼斯堡，也就是加里宁格勒，在普列高利雅河边，蒲公英和干草的气味，让年事已高的男人感动地跪在河边，捧起故乡的河水洗脸……而这条河，据俄国记者说，有多少垃圾和有毒废料倾倒在里面。 阅读有可能织成个人的“怀旧”的网，不过，对过去的幻想、怀念、追忆，也直接影响我们的现实和未来。检讨我自己，虽然这辈子读的中外文学作品不少，说起来，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可能还是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文学；恍惚间以为是个从未去过的家园。这真是容易让人忘却现实地沉落，“混淆实际的家园和想象中的家园”，如博伊姆说的，是对错位和时间的不可逆性的哀悼……这在解老师那里就不可能存在。我想他不需要，他有稳定的生活和精神的根基。 1998年，我主编过一个丛书，叫《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这个从书由先锋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女性小说、诗歌、学者散文、作家散文六个选本组成。丛书完全是社科院文学所的贺照田、吴伯凡他们的功劳，我其实没有做什么事，和另一位主编李庆西先生至今也没有见过面。这套书的编辑过程很有意思，不在这里说了。学者散文卷《冷漠的证词》中，选了陆建德先生的《麻雀啁啾》。陆先生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原来是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后来担任过文学所所长。《麻雀啁啾》讨论的是《日瓦戈医生》这个小说，就是俄国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长篇。 《日瓦戈医生》1997年有了首个中译本后，中国文学界普遍评价很高，包括对小说的主人公。陆建德先生提出了质疑：“日瓦戈医生不是一个精神完美的形象”。陆先生说，日瓦戈最后回到莫斯科时，他蓬头垢面，心力交瘁，妻儿流亡巴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是个落难公子，全靠在他岳丈家当佣人的马克尔的帮助才有栖身之地。马克尔的女儿玛琳娜深爱他，和日瓦戈一起生活七年，几乎牺牲自己的一切来含辛茹苦照顾他。但是这部小说里，陆先生说，没有玛琳娜的位置，日瓦戈既不爱他，叙事者也不肯给她丝毫的同情和尊严。这种阶级偏见限制人的想象力，也影响对社会问题所作的处理。 陆建德的分析、批评是有道理的。他从单一叙事视角的文本的光滑表面，发现了裂痕，阶级偏见的裂痕。不过，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我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写在《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里，收入《我的阅读史》。陆先生将日瓦戈和书中另一个人物斯特列尔尼科夫比较，说后者是海燕，日瓦戈则是燕雀。我们熟悉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在激变的时代果敢决断，把暴风雨当成千年盛世的前奏，在风暴雷电中毫无惧色地飞翔，而日瓦戈这只燕雀，在暴风雨来的时候，寄居在檐下，“避世且以庸乐自居”。 我的异议有两点，一个是他对这人物思想性格的概括，并不符合书中的描写。斯特尼科夫斯基并不那么光辉，而日瓦戈也不是那么低俗。另外一个是，即使承认日瓦戈是燕雀，那也是值得尊敬的物种；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在人格上，精神高度上，一点也不比那个被称为“海燕”的人物低，甚至更高。当然，我也不赞成好莱坞电影将斯特尼科夫斯基漫画化，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没有这样丑化的动机。所以，我做了这样的辩护：做这样的燕雀并非易事；在那样的时势中，那样的乱局中，不愿趋炎（潮流），拒绝附势（权力），坚持自己确立的志向，这哪里是“庸乐自居”的燕雀能够做到的？我说，正是有这样的勇气，他才能察觉到以无情的手段来推进人性理想的设计的虚妄和危险。 这种解读角度，以及对燕雀的更多的同情，当然来自我的生活经验，我的性格、世界观，而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也部分来自俄国文学。80年代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日瓦戈这样一段话触动我，他——那是他参加革命，而对革命产生的精神损害有深刻体验之后——这样说，在俄国文学里头，我最喜欢的是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他们不空谈世界的未来，而且也无需他们去谈；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死亡做了很多准备，他们一直在探索人生的意义，不断进行总结，而普希金与契诃夫潜心于自己的艺术活动，度过他们的一生。不应该把日瓦戈，或帕斯捷尔纳克看作是不关心世事的“纯文学”信仰者，讲这些话有特定的背景。书里还引用了普希金的诗句，“我现在的理想是有位女主人，/我的愿望是安静，/再加一锅菜汤，锅大就行……”一百年后的瞿秋白也有类似的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是《多余的话》的结尾。这些话都包含着令人深思的苦涩和无奈。 俄国文学的阅读经验，会延伸、辐射到我对中国当代作品的评价上。譬如说，对统一模式，历史必然性的质疑，对偶然性、现实无法预见性、历史悲剧性的感知，对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苦难的态度、处理方式等等。我不大喜欢渲染苦难的作品，包括80年代的伤痕文学，不喜欢张贤亮那样的炫耀苦难，将它作为索取情感和利益资本的写作心态。“文革”期间有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中国很轰动，大家说看这个电影要多准备几条擦眼泪的手绢。我也带了手绢，可就是怎么努力也没有哭出来。看到周围流泪的观众，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为自己的冷漠真不安。俄国的诗，小说，较少以表现苦难作为关注点，虽然从19到20世纪，许多俄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很悲惨。如40年代贵族出身的十二月党人，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许多经受监禁、苦役的磨难，不少流放西伯利亚，以至萨哈林岛，也就是库页岛；有的没有走到终点就死掉了。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写了黑暗和残酷，但也不是聚焦于苦难的哀诉。这个情况可能跟宗教的传统有关系。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有一句话，当俄国作家都背叛基督教的时候，他们写作的主题将是基督教的。他们有一个观念，认为人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这跟我们的生活哲学不大一样。这是一个传统问题。 最后，谈谈阅读的乐趣。我跟解老师都是做文学研究的，我们阅读大部分都和专业相关，可以说是专业性阅读。这种阅读有它的乐趣，但也很痛苦。夸张地说，研究当代文学史特别痛苦。那么多枯燥无味，没有个人性情的社论、报告，长篇文章，不少当代作品怎么咀嚼也索然寡味。由于政治环境，要发现冗长文章中暗藏的“歧义”，真的要费相当的功夫。其实无论哪个时段、那个领域的研究，都不会轻松，都要有忍受痛苦的过程。只有当你从纷杂的对象中寻绎到它们内在的线索有所发现，才有了快乐的感觉。黄子平先生跟我说过，无论怎样公式化、枯燥的东西：文章，小说，电视剧，他都能读、看得津津有味，那是他透彻知晓这些“文本”的编码程序、技术，这种程序里面的计谋、无奈、苦涩……快乐就来自对它们的拆解。我就办不到；或者说，要等到鼻孔里塞满无人光顾的书刊积聚的灰尘之后，快乐才慢慢获得。 这种“专业阅读”，已经极大损害正常的阅读习惯、感受。当拿起一本书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预设目标（写论文，准备讲座，跟上形势免得落伍的焦虑……）在前面等待。虽然要改变这个习惯为时已晚，但还是要争取能有一种放松，快乐的阅读。不一定事先预设一个目标、或一定从里面提取什么概念，发现什么人生意义或写作技巧。不必那么自找苦吃。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这类阅读，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刚才说到的态度，另一个是对象。有些书，需要下功夫才能了解，不是随意的阅读就能把握，包括背景的，相关的外缘性的知识，作家思想传记，以至文学史上的情况。有一些，可能这方面的准备就不那么必要。 前些天偶然读到以赛亚·伯林的一篇文章，叫《威尔第的“素朴”》，收在他的《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里。他说，从任何寻常意义上说威尔第“素朴”是荒谬的，他这里的“素朴”，来自席勒1795年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席勒这篇文章很有名，上大学学西方文论是必读材料。过去，我们通常将席勒说的素朴和感伤，看作是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区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素朴的诗人，在他们自身和环境之间，或他们内心意识不到有任何裂痕，而意识到这种裂痕的是感伤的诗人。因此，感伤的艺术家的效果不是快乐祥和，而是紧张，是和自然、社会的冲突，难以满足的渴求，现代人的神经质。伯林说，读感伤艺术家作品，听他们的音乐，通常需要有相关的外缘性知识，包括对艺术家身世、思想的了解。而“素朴”的作品就不大必要。“理解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不一定非得了解他的政治观点，这种知识或许有益，但并非必不可少”。伯林将埃斯库罗斯、荷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赫、亨德尔、莫扎特、海顿、歌德、普希金、“忘记他的信条和负罪感时”的托尔斯泰，以及威尔第、普契尼等，归入“素朴”艺术家的行列。说只要有人类的基本感情、问题的了解，就能理解他们的作品。伯林的说法虽然有点绝对，但我想是能成立。威尔第的歌剧，是各国歌剧院现在上演剧目频率最高的，《纳布科》、《弄臣》、《茶花女》、《游吟诗人》、《阿依达》等等。而且也不必听（看）全剧，也可以将选曲分离开来。我们听巴赫、莫扎特、海顿音乐，作曲家个人的观点或态度，他的生活或其社会历史环境等等，这些知识都并非必要。我记起台湾的吕正惠教授——他也是解老师的好朋友——用“纯净”两字来概括莫扎特的音乐性格。他说，听了他的钢琴协奏曲慢板，“就仿佛他在跟你说，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很难过，然后他就哭了”；“莫扎特是个天使，当天使来安慰你的时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是的，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这是因为他的安慰，是真诚的，孩童式的安慰，不涉及任何深奥的人生哲理。 可是，我们身处的是冲突、渴求、欲望、神经质和内心分裂的时代，因此，“高贵、简单、具有一定整体活力与组织的天然力量”的作品很难再出现。所以，伯林说，“威尔第是一个已然消失的世界所发出的声音”，是最后的一位素朴诗人。 解志熙：我首先得抱歉地说明一下，我本来就不善言谈，普通话也说不好，而且最近半年一直在治牙，安了临时性的假牙，很不稳当，说话更加口齿不清，其实是不适合在公众场合讲话的。但张雅秋约我陪洪老师座谈，我还是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洪老师是我尊敬的老师，他对我的夸奖，体现了前辈的善意，其实我是个很普通的学者。下面我就接着洪老师说点话。我是1986年到北大读博的。那时洪老师多大年纪？ 洪子诚：40多吧。 解志熙：那时候还算是“中青年教师”啊！ 洪子诚：那时候是中年吧。 解志熙：不过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与洪老师交往不多。我们那时候读博是不上课的，我又住在校外，在中关村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院内租了一个房子住，与系里的老师交往不多。我们知道，洪老师在退休之前主要做当代文学史研究，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等著作非常有名。但我念书的时候，这些书都还没有出版。我说一句不很恰当的话吧，洪老师大概是属于“大器晚成”的学者，在我念书的时候，好像比起北大的其他几位先生，洪老师的名气不是很大，这其实跟他个人的那种很沉稳、很深切、很内向的气质有关。 洪子诚：我插一句话，活跃一下气氛——我退休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河南的硕士生，说要来报考我的博士生，我的学生贺桂梅对他说，洪老师已经退休了。这个考生非常吃惊，说，他不是刚冒出来的新人吗？ 解志熙：这个事情怎么造成的？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跟洪老师的性格有关——据我了解，在北大，他这样性格的学者是不多的，北大大部分学者是比较能够领先的，总是能够赶在一个个学术、思想浪潮的前面。洪老师好像不是这样，他是慢几拍；另一方面与他的学术品格有关，洪老师是一个非常沉稳、深切，追求深度、追求精度、追求确切性的学者，所以他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洪老师在90年代以来出了几本好书，比如说《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特别的有名，一下子把整个当代文学研究，从那种即兴的粗糙的评论推到真正有历史感的文学史研究。这几部书写的非常好，有大量的材料，有他独特的着眼点，有对文化制度的研究，而且他往往隐在后面写，很客观。将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是从他那儿开始的，对整个当代文学学科的科学化、学术化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所以是典范的作品。 刚好把这几部书写完之后，洪老师就退休了。刚才洪老师也说到他当教授比我晚，这其实是莫名其妙的原因造成的。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地方评教授很难。我当年在北大毕业以后，回到河南大学。那时候河南大学没有一个博士点，校内大部分教师都是本地学者，在外面念过书的人很少，所以我回去大概算是新人，学校格外优待，评职称就比较快，这是占了一个便宜，而且不是我愿意占，我说我申报一个副教授就可以了，学校命令说，那不行，副教授可能还要占名额，还有老先生跟你竞争的，你干脆申请教授吧。为什么呢？因为申请教授可以破格啊，破格就不占学校的名额，如果成了，你给咱们学校多争一个名额；不成，你还年轻，你明年再申报副教授。这是学校的命令，必须这么填，我就这么一填，稀里糊涂的，第一年直接把我破格成教授了，所以是一个很荒唐的幸运故事。反过来讲，北大的洪老师、钱理群老师都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们是我的师长，却被压到这儿了，这是不公平的。“地方”和“中央”在评职称上是有这样的差别，在“地方”上倒占些便宜，我自己也感到很惭愧。好在洪老师的性格和职称虽然慢一点，但是他沉着深思，对一段文学史做非常深切、客观的富有历史感和学术性的研究，这样的著述一出来，就成了里程碑式的著作。反过来看那些先进的弄潮儿，可能就是一时的热闹议论，甚至可能就是乱说而已，与洪老师是不能比的。 但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问题与方法》这两本书也有局限。这个局限并不是洪老师造成的，而是因为当年他写这几部书是为了讲课而编的教材，编教材是有特定要求的，只能讲大的文学史背景、大的文学思潮、诗歌思潮，包括文学生态、文学生产机制等等大问题，而对具体的作家和作品反而解析少了，这是限于篇幅，不可能讲得那么细致。我觉得这对洪老师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洪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感受力的、有艺术敏感的、很能体察作品奥秘的人，可是文学史写作不允许他那样做，他由不得自己。幸好退休以后，洪老师又继续做这个工作，写了现在我们拿的这两本书，一本是《我的阅读史》，一本是《读作品记》。在这两部书里面，我们看到，他弥补了此前的文学史研究由于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局限。这里面大量讲的是洪老师自己的阅读史，他对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甚至包括音乐作品的阅读理解。在精细解读的过程中，体现出洪老师作为一个批评家的那种敏感，那种深入体察作品的能力，同时他又是作为一个文学史家来写这样的阅读史，体现的是个人阅读史的脉络和某一个重要作品在学术史上的脉络，这两个点非常好，很有深度和启发性。 洪老师的这两部的出版后，我也认真拜读，真是受益匪浅。我实话实说，洪老师，我还真不是当面恭维您，我实在是更喜欢这两本书，它们正好体现您作为一个批评家，作为一个高级读者对这些重要作品的理解，而且写的那么深切、体贴入微，并且又是那么含蓄婉转，我看了非常喜欢，所以我也很乐意向同学们推荐这两本书。刚才正好洪老师把这本书赠给咱们图书馆，同学们在这里借阅，不仅可以分享阅读的快乐，而且可以领受到阅读方法的启迪。 这一次对谈，本来应以洪老师为主，我来陪他聊，原以为补补缺、帮帮腔就可以了。可是，洪老师坚决要求我们两个“对等平分”时间。洪老师是北大人，特别讲究平等，坚持给我一半时间，这其实是不必要的，但是师命难违，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就说点话填填空吧。关于专业阅读的问题，洪老师刚才讲了，我们两个研究的都是现当代文学，这方面的问题，洪老师讲得很好，而既然老师在场、有言在先，我岂能再班门弄斧！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讲现当代文学的问题了。好在洪老师刚才还说到，业余的爱好的阅读跟专业的阅读不一样，业余的阅读可能更愉快。我很赞同这样的观点。我恰好是一个古代文史的业余爱好者，在座的同学可能也对古典文学感兴趣。我这里就举几个古代诗文的例子，基本上是大家在中学就读过的，对这些诗文都有常规的解读，可是那样理解就对吗？借此可以说说我们在阅读古代文史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它们。 第一个作品很有名，是晚唐词人温庭筠《菩萨蛮》词的第一首：“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这首词并不难懂，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一个美女，大概家境不错，生活条件很好，应该是很年轻漂亮。她可能是盛年未嫁，还没有遇到良人，也可能是良人外出，她一个人寂寞地独守空房，情绪有些不佳，所以早晨醒来就有点想赖床，“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当然，她也不能老闹情绪啊，何况是个年轻美女，凡事总会望好处想，正如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所写的那样——“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不久，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于是她起来，梳妆打扮，又是个快乐的美女了：“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衣服上贴着双双金鹧鸪，那是成双成对的意思，寄予着她对生活的理想。整个作品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 可是我上了大学后，突然发现这个作品第一句就有问题：“小山”是什么东西？据教材里的注释，“小山”居然有好几种不太的讲法。其实我们不去求解那个“小山”，也完全无碍我们理解这个作品，欣赏的阅读是不必把什么都考证清楚的。可是一些专家、学者非得把那个“小山”考证清楚，而历经考证，有人说是“山眉”——像山一样的眉毛，有人说是“山枕”——像山一样的枕头，有的人说是美女头上的梳子，有人说是“山屏”——美女旁边的屏风，屏风上面有山，有人说是香炉，有人说是美女的发髻，总之有五六种说法。可是我们得注意，“小山重叠金明灭”里的“小山”是个暗喻，要证明它所暗喻之物即是“山眉”、“山枕”、“山屏”、“山炉”或小梳、发髻等实物，那些东西就得合乎“像小山”且能“重叠”并能“金明灭”三个条件才行。而“山眉”等等都是明喻，它们虽都能合乎一个条件、甚至不无合乎两个条件的，却没有全合三个条件的。所以哪一种解释都说服不了我。 其实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有时候需要点想象力，有时候还需要点生活经验。我对“小山”有点自己的理解是在十七岁的时候，我上大学的头一年。那是来自我的一种生活经验的启发。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是要带被褥等东西的。我有一个堂兄，我上大学时他送给我一个绸被面，我母亲给我做了一个绸被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盖绸被子。那时候我年纪小，喜欢赖床，有时候早上没课，就不起床，醒来后看到外面的光亮透过窗户照在我的被子上，或者是屋里的灯光照到被子上，是不是层层叠叠像山峰一样，而且金明灭吗？我于是恍然大悟，温庭筠《菩萨蛮》词里的“小山”不就是美女身上盖的绸被子、当时叫做“罗衾”的吗？我们看第一句“小山重叠金明灭”，就是一个全景镜头，写这个美女早晨醒来了，不想起床，绸被子搭在身上像山峰、浪峰一样。然后移到美女的头脸上来了个特写镜头：“鬓云欲度香腮雪”，多么美丽啊！所以我觉得把“小山”解释成美女身上的绸被子，一切情境都符合。当然，我这个想象也未必是确定的解释，但基本上符合词的情景。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要有一点文学想象力，并且要尽可能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解读作品。 可是，也有些作品确实事关重大，牵涉到历史上的重大人事、而不是一般的儿女情长，那我们的阅读就不能想当然，而需要参考专家的考证和注释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专家们的考证和注释，也不一定对，我们得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里我举的第二个例子，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词——范仲淹的《渔家傲》。大家应该在中学里面就学过这首词，上片是“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下片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词写得很好，因为范仲淹是北宋的名臣，又出任边帅，也是一个军事家，他在西北率领大军抵抗西夏的时候写了这首词，可是我们历来对它的理解是有一些问题的。 通常认为，这首词是范仲淹率军守延州即延安时（康定元年到庆历元年即1040-1041年之间）所作，并且通认“将军白发征夫泪”就是范仲淹的自述，范仲淹当时也将近六十岁了，他自叹“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于是人们就觉得这首很苍凉悲壮的好词，结尾不免有点“衰飒之气”，有人甚至讥笑范仲淹是个可怜的“穷寨主”、不像个“真元帅”。这成为这首词的一个遗憾，现当代的词学家也都觉得这首词虽然好，可惜结尾不够劲，太悲凉了。可是，向来这样理解，就对吗？其实，范公之守边非止一年，期间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也有一个攻守易位的曲折过程，达六七年之久，岂能一概而论、笼统解词？看得出来，《渔家傲》着重抒写的是守边将士日对千嶂之艰苦与深夜思乡之寂苦，这表明此词的历史背景当是宋军解除危急、处于以守代攻以逸待劳阶段的情况，时间比较靠后了，大体的写作时间可能在庆历二年的秋天到庆历四年的秋天之区间，词里所谓“塞下”、“千嶂”、“孤城”也不在延州区域，而应该是临近西夏的前线环州之景致。并且词里所写的将军也不可能是范仲淹。范仲淹是以文臣的身份出任边帅的，整个北宋是重文轻武，文臣地位很高，而范仲淹是开整个宋代儒学先河的，他也是儒臣，是瞧不起军职的。他在西北帅边时，绝不可能把自己当作一介将军。词里面的将军其实是范仲淹手下的一个将领，叫种世衡。种世衡比范仲淹大两三岁，当时确实是白发老将了。因为种世衡与环州边境上的诸羌关系很好，所以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特意奏调种世衡知环州，大大改善了与环州诸羌的关系，使他们成为宋军边防力量的一部分；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命种世衡在环州诸羌所在地重筑细腰城，此时已是白发老将的种世衡带兵昼夜奋战，帮助范仲淹完成了这项重大的战略举措、巩固了西北边防。可是种世衡筑好了城，自己却“城成而疾作”，时间正到了庆历四年（1044年）的秋天。当范仲淹得知爱将种世衡病剧的消息，当然很关心也很感念。所以这首词准确来讲，是因怀念种世衡这个边疆老将而作的——这首词的词题正是“秋思”，则“秋”应即是庆历四年的秋天，所“思”的人正是病剧的白发老将知种世衡以及跟随他戍边的兵士。也就是说，词中所谓“将军白发征夫泪”，实乃身为统帅的范公对守边将士寂寞与苦辛的同情体谅之词，正表现了范公的仁人忠厚之心，与“衰飒”有什么关系呢！转眼到了庆历五年的正月，种世衡就病逝了，范仲淹为他写了情深意长的墓志铭，我们看看那个墓志铭，就不难知道《渔家傲》写的是谁。可历来对这首词的解读都有误解。这提醒我们，对一些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题材的古典词章，我们的阅读不能掉以轻心、只靠想象力去读解，而应联系具体的历史背景和人事关系等等，才能求得比较准确和中肯的阅读理解。 古代文、史、哲不分，有时候我们会读到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我们也得想想，历史记载就一定可靠吗？不一定。也就是说，我们的阅读还需要一点批判性的反思。下面举两段历史文献，两个著名的历史故事，从来没人怀疑它们，其实是很可疑的，借此说明我们读古书，也要有点批判和反思的精神，不要不加思索地全盘接受，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啊！ 一个著名故事，在小学历史课本里就选过，那就是东汉著名清官杨震“四知却金”的事。《后汉书》的杨震传里面就记载说，有一年杨震调任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今山东巨野），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密愧而出。”昌邑令王密是杨震以前举荐的青年才俊，如今杨震路过昌邑，王密自然要尽心接待，白天来看望一次，没问题，晚上又来一次，出事了——他送了杨震“金十斤”，这触怒了清廉的杨震，他严词拒绝了王密，留下了“四知却金”的故事，从东汉流传到现在，成了反腐倡廉的典范事迹。这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历来都那么理解它，可它真是那么回事么？我有些怀疑。第一点，我要纠正一下，所谓王密送给杨震的“金十斤”，一般都理解成“金子十斤”，这不对，千万不要简单地相信一个小县令一送人就是十斤金子，他哪来那么多金子？其实，东汉流通的钱币是“铜”，但通称为“金”，所以“金十斤”就是“铜十斤”，并且我们要知道东汉的一斤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半斤，这样算来，王密送给杨震的“金十斤”，也不过“五斤铜”罢了，那就是一个小小昌邑令正常积攒下来的俸禄而已。第二点，我们要注意，杨震明知道他路过昌邑，他举荐过的王密肯定要感谢他，那他为什么还要去？我猜他是做好了拒绝王密“贿赂”的准备，计算好了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他就耐心地等着，后来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说来，杨震大半生以清廉自许，自奉甚俭，有时让人看了很不忍心。王密就是这样，他白天去看杨震，并没想送什么，可是他发现杨震过得太苦了、太俭省了，心有不忍，于是晚上又去一次，我估计是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俸禄——五斤铜——送上，其意不过是略助杨震的行程而已，哪里是什么贿赂！可是，早就准备好的杨震不由分说，斥责他一顿，让他羞惭而退。第三点，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事除了天和神，只有杨震和王密知道，可是为什么后来变成天下皆知的事情，那么是谁说出的呢？我想，羞惭的王密不会给人说，剩下的也就是杨震自己了——当然是他自己传播出去的啊，除了他还会有谁知道？发现这一点让人震惊，真是人心难测啊！由于这个故事，杨震真是声名大振，以至于他的后代都受这个光辉事迹的恩惠，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他家是“四世三公”，成了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看来，杨震精心设计的这个故事让他一家赚了够，可怜的王密则被他算计后惨遭世人唾弃而遗臭万年，那是很冤枉的。大家看，这个历来无人质疑的著名故事背后，很可能掩盖着不美好的真相，有人为了成名，不惜设计他人，想想多可恶。当然，这也只是我的谬说，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启发大家，“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得留点心眼。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东晋王子猷雪夜访戴的著名故事，《晋书》和《世说新语》都有记载。后者是这样记载的：“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即王徽之，他是王羲之的五儿子，王家本来是琅邪名门望族，后来移到江南也是名门望族，就住在会稽山阴即今天的绍兴。故事说是有一晚下大雪，王子猷半夜醒来喝酒赏雪，吟咏左思《招隐诗》，很风雅的啊，后来他觉得还不过瘾，想起一个朋友戴安道在剡即今天的浙江嵊州，于是他就命令仆人驾着小船送他到那个地方去访他的朋友。可是刚到戴安道家门口，王子猷突然说回去，不见戴安道了。为什么呢？他说我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啊！这个故事很有名，成语“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这是魏晋风流的一个典范事例，多么潇洒、多么放达，于是成了千古美谈！可是我们仔细想想，一个人半夜里让仆人驾船出行，一路上没有人，下雪天也不会遇到人，何况是晚上，朋友也不知道他来，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传出去的？说是“人问其故”，可既然没人知道，谁会来问啊？我想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子猷提前安排好了采访的人，就在岸边等他回来、给他传播这个故事。于是乎，王子猷成名了——他一辈子别无建树，就是造作了这么一个故事，成了那时著名的“网红”，并且“流芳百世”。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王子猷风流自赏、高自标置，根本不关心、不在乎朋友，可怜的戴安道只是被他“乘兴”利用，成了他成名的垫脚石。 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一下：我为什么会对这些达官贵人、风流才人有所质疑呢？这就说到我跟洪老师的区别了。归根到底，洪老师出自南方文化发达的地区，而且是基督教家庭出身，有深挚的宗教信仰，有更深厚的知识背景，读书论文就比我宽容得多。我是从西北最偏僻的、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来的，是农民家庭出身，哪怕是上了北大、成了博士、当了清华教授，我骨子里的农民根性还是在的，所以我往往会用农民的眼光来看那些著名的作品、著名的美谈到底是怎么回事。顺便说一下，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美的偏至》，研究唯美-颓废主义。这本来不该我这样的人研究，只是因为那时没有人研究，我就“承乏”写了那本书，后来有个西方学者高利克先生看了，还专门找到我，很高兴地说：解教授，你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唯一不好的是名字。我说怎么了？他说：那明明是美的高峰呀，你怎么说是美的偏至？我听到他的批评就笑了。高利克是西方的一个著名汉学家，人和学问都很好，就是有点天真。我说高利克先生，我是以一个农民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的，我作为一个农民，以我的趣味和教养，怎么会喜欢唯美-颓废主义那样病态和变态的东西？所以我不会认为它是美的高峰，自然觉得它只是美的偏至，你要认为它是高峰，你给它评价高点不就行了吗？于是高利克说：你是个中国农民的后代，我是个欧洲农民的后代，我们中西两个农民且来讨论唯美颓废主义吧。我说这有点煞风景、伤大雅啊。说实话，有时候我的确会不由自主地用一个农民的眼光来看社会上层阶级和文人雅士的一些行为，因此不免对那些高大上的做派有些质疑，这质疑来自农民的朴素常识和生活直觉，这在我真是根深蒂固、禀性难移，很难改变了。 我就简单地说这么点，归纳一下：一是我们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需要一点想象力、领悟力，要贴着作品去理解它，并且要尽可能地要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参悟作品。第二，有些作品牵涉历史与古典，阅读它们就需要相应的背景知识，当然可以参考专家学者的考证和注解，但我们自己也要动动脑子、独立思考。第三，我们阅读古代文史，有时候也需要一点批判性的眼光和反思的态度，不要盲目地相信书本、简单地全盘接受，尤其当你面对那些名人美谈的时候，当你读到那些风流潇洒的作品的时候，一定要留点心眼，要留心它们到底是什么趣味、反思它们高大上背后的真相如何？这样的质疑和反思，可以让我们少上点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