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文化传播、交往、接受、融合之中，这些由少数民族所带来的视角转换，激活了一度沉寂的文学遗产，敞亮了被遮蔽的文学地理，让“世界”的图景更加完整，也成为建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种有效途径。“世界文学”的新视野，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理解亚非拉的文学渊源，重建亚洲与欧美文学的结构性关系，进而构造一个超越性的文学理想，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文学未来生态，都有着莫大的启示意义。 单面的“世界文学” 谈到“世界文学”，人们的印象往往来自于歌德与马克思的论说，在他们的认知中，随着工商业和交通科技的发展，“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文学的空间扩展，从而达到一种超越了地域、族群和语言的普遍性交往。 但这种理想愿景深受现实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地缘政治与文化差异性的制约，很难一蹴而就。至少就中国而言，现代以来所形成的关于“世界文学”的观念与实践基本上是以西欧、美日文学为主要内容和标准，其他地区的文学即便没有被完全忽视，至少在文化权重之中也不占重要地位，这显然受制于一系列由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所构成的全球文化等级制——强势文化带来了强势的文学，其中尤以欧洲的现代性先发国家为主，它们通过在经济、军事、政治、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将自己的地方特殊性书写成了一种全球普遍性，从而形成了文学评判的标准，进而辐射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学无论从技巧到美学、从文体到思想都接受了欧洲现代文学观念，源远流长的本土古代文学遗产也在此种观念中被重新整饬、梳理与重塑。 这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观念，戏仿一下埃里克·沃尔夫的说法就是“欧洲与没有文学的人民”——欧洲之外存在的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与人物在这种观念里是“存在的缺席”。按照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说法，此种文学是由老年、白种（盎格鲁-萨克逊）、男人的作品所形成的经典化序列所构成的秩序，塑造出一条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正典脉络，并且以其强有力的传播与接受效果深刻地左右着全球的文学格局。中国近现代历史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受挫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扩张，为了在万国竞争的世界体系中谋求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改弦更张，从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中断裂出来而追求国富民强，进而不断从“西方”寻找学习与模仿的对象。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俄为师”，再到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走向世界”，并且学习的对象日益集中到西欧与北美。于是，“世界文学”在这种视野中被窄化了，并且构成了文化传播的单向道，其后果是一方面东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地方的文学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了，另一方面则是本土文学传统的失落，文学的评判依附于西来的尺度。 但是欧洲中心的文学等级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冲击：一是欧美文化内部力量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话语的自我反思，或者说审美现代性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叛逆；另一则是伴随着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而兴起的第三世界文学崛起的抵抗与竞争。尽管因循已久的文化势利观念依然在现实的文学场域中发挥着巨大的惯性，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布克文学奖、普利策奖等仍然会被视为有着世界性影响力的评判标准，但无疑文学的多元主义势头已经难以遏止，它已经并将持续发挥效力，扭转并且重绘着“世界文学”的图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