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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鲁迅与顾颉刚之争影响深远，要厘清鲁、顾之争的来龙去脉并不困难，因为不乏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还原两位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与纠葛。但是超越事件本身，提供更具价值的洞见和新的思考维度却不容易，问题在于多数研究者恰恰在挖掘出“真相”之后得出的结论总是难免落入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窠臼中而不自知。事实上，无论是偏袒鲁迅，以他的立场批判顾颉刚，还是以顾颉刚的立场批评鲁迅，都能讲出一通说得过去的理由，但这只是皮毛之见，根本上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关键与实质。问题的要害在于破除立场的界限，在更高的维度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这一事件背后所蕴涵的文化史意义，王富仁的《鲁迅与顾颉刚》的价值与意义正在于此。清理这桩“积案”，并不意味着一概抹消既有的研究成果与相关文献，而是要区分不同的事实层次和价值维度。众所周知，现代学术史史料众多，信息丰富，口径芜杂，作为中心人物的鲁迅又关涉着错综复杂的牵连，所以必须对史实、资料以及当事人的精神世界与思想倾向进行细致的辨析与梳理。本书跳出了在两位当事人的立场中做选择题的庸俗窠臼，而是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谱系中综合考量两位当事人的分歧及其所代表的不同学术文化传统，挖掘出分别源于章太炎和梁启超的两种思想脉络，而这两种不同的传统和文化选择的历史脉络与思想根系又肇端于两汉之际的今、古文学派分野，两种学派、思想经历代的消涨起伏，到晚清之际分别由章太炎和康、梁承其余绪，成就最后的辉煌。鲁迅和顾颉刚虽然同为新式知识分子，但他们各自所秉持的历史与文化观念判然有别，其对峙也由隐然到公开乃至最终成为公共事件，实际上揭示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分化与转折，以及晚清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肇端的整个现代学术路向的分野和学人之间的代际转折。 必须承认，抛开鲁、顾之争不论，鲁迅与顾颉刚的学术活动与社会关怀均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必须予以肯定。但是，不能因为鲁、顾同属新文化阵营的现代知识分子，就认为他们在思想上是同质的，然后据此得出争执双方必有一方错误的简单结论。事实上，本土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之间思想和意识相差很大，而亲炙欧美文化的知识分子与欣赏日俄文化的知识分子其价值理念与道德取向又差别甚远，即使是在亲慕欧美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推崇美国文化的胡适与崇尚英伦文化的林语堂在知识趣味、价值认同方面也不尽相同。在承认共性的前提下，王富仁敏锐地指出，新文化共性表象之下鲁、顾二位当事人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传统和学术路向，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路向本身就存在重大的分歧，进而精确地辨析出鲁迅与顾颉刚之间历史观的本质差别，这才是鲁迅与顾颉刚从交好到决裂的内在根本原因。这种细微而又根本性的差别被新文化的共性所笼罩，导致研究者习焉不察，这才是鲁、顾之争的研究难以获得突破的关键。而在这种表面的共性被揭去之后，通过王富仁先生的精到辨析，我们才发现，原来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的分歧与差异是如此显著而深刻：从道统承续来看，鲁承古文经学，顾承今文经学；从师承来说，鲁师事章太炎，顾私淑胡适；鲁迅秉持进化的历史观，顾颉刚尊奉疑古证伪的虚无主义历史观；在治学风格和学术路向上，鲁迅重事，即重视对事物、对象的认识与理解，顾颉刚重人，即重视师门传承的思想与秩序。由此可见，鲁、顾之间在基本观念、学术路向、精神气质等各个方面简直是完全扞格，那么二者的矛盾与冲突最终激化乃至公开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同时，本书的研究结论也再次证实了鲁迅所言的“非为私怨，实为公仇”。 韦伯提出，学者在研究中应该秉承价值中立的立场，目的即是要避免研究主体的过度涉入，王富仁先生也提出，学者不是法官，学术研究的目的也不是要进行事实裁定和价值判断，而是要在厘清史实的基础上，阐释道理和事件发展的深层逻辑，进而揭示其之所以如此的必然性。如果学者不能设法使自己进入事件发生时的学术情境或历史情境，就很难理解事件的真相及其背后的逻辑。笔者以为，这样的研究要求至少包含三个层次，一是经验事实的梳理，二是逻辑脉络的辨析，三是阐释框架的确立。简而言之，研究者一方面要呈现事件发展的复杂性、流变性，另一方面又要提供合理、简明的阐释框架和研究结论。历史情境与后设叙述总是不会完全重合，所以一方面要关注史料记载和历史细节，看到复杂历史真实有其不同的侧面与折射，另一方面又要有超然的视角，意识到这些参差有别的每一侧面、每一折射都有它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即使是对历史事实的偏离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同样可以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王富仁的研究向来以理性、客观、深刻，富有思想冲击力而著称，总喜欢以独有的深刻和剀切，挑战既有的“定论”和“常识”，给人以知性的冲击和震撼。鲁迅与顾颉刚这一题域中牵涉的人和事，现代时局、学术、思想乃至人伦的嬗变被梳理出清晰具体的线索和脉络，事实的层次，人际关系的深浅，历史伦理的善恶，思想意识的真伪乃至学术思想的分野变得清晰可感，知识、思想、学术谱系的流变、追踪也更为丰富、立体。 鲁迅曾提出过正面文章反着看的“推背法”，王富仁也提出 “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是鲁迅的‘尅星’，鲁迅也是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的尅星”。意指对立面的存在有助于认知与把握更为清晰、深刻。刘易斯·科瑟也意识到，讨论一位思想家的贡献，绝对不能忽视他的朋友与对手的意见和反应，上述观点，实际上都潜在地提示了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正是本书贯穿始终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手段，通过细致入微的辨析与比较，本书呈现出了鲁、顾两位当事人的内在考量和思想角力，也是通过比较，凸显了鲁、顾各自所代表的思想和学术传统在基本观念和认知结构上的巨大分歧，还是通过比较，鲁迅的“中间物”自我意识与顾颉刚的“精英”心理认同截然分明，鲁迅以“良知”为基础的文化立场与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以“权力”为基础的文化立场同样在这种比较中得以呈现。王富仁并不讳言，更多的理解和同情给了鲁迅，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站在鲁迅的立场拉偏架，而更多是因为在精神气质、思想性情方面的共鸣而导致的灵魂接近，对于鲁迅来说，“横站着作战”是一种常态，他也未必需要这样的辩护和帮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