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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文艺高峰的应有态度与方法 攀登文艺高峰离不开时代和人民的选择，也离不开创作主体的素质和态度。习近平同志在这方面的论述精辟深刻、引人深思，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攀登文艺高峰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克服浮躁之气，防止“劣币驱逐良币”。习近平同志中肯地告诫：“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文艺既要有体量的增长，更要有质量的提升。要生产出文艺精品，就须得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上下功夫，就须得“用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从事创作。古今中外，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其魅力无不是充实内在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正是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呕心沥血的精神，才使文艺的观念与手段、内容与形式、艺术要素与技术要素得到深度融合，进而打造出“高峰”之作。习近平同志说：“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就是创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把握创作对象、提炼创作主题，同时又以什么样的态度把作品展现给社会、呈现给人民。”创作态度对作品“分量”和“高度”的重要性一目了然。 在具备“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基础上，习近平同志关于“典型人物”的论述，对攀登文艺高峰具有美学方法论的意义。与以往理论不同，习近平同志把“典型人物”塑造同能否创造出文艺高峰联系在一起。他说：“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同时认为，“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这些见解，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而且切中肯綮地道出典型人物“高度”与文艺高峰之间的关系。“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同作品高度和时代艺术高度成正比关系，这是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一个创造。我们有理由说，塑造具有时代高度的“典型人物”形象，是文艺登上“高峰”的不二法门。 另一方面，创作文艺高峰需要有理想信念的支撑。“高峰”不是形式的存在，而是精神的凸显。文艺创作有理想信念才会有筋骨，有崇高的价值系统才会深沉而厚重。文艺创作倘若理想信念滑坡，那将是最为危险的事情：缺少理想信念的充盈，表现形式再丰富，创作也会变得苍白和无力。历史经验表明，伟大的艺术来自伟大的灵魂，只有在理想信念旗帜高高飘扬的地方，才有可能产生文艺高峰。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关键就在这里。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列宁自豪地宣布：“我们也是站在‘当代文化的顶点’上。”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自信地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郑重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他坦言：“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 文艺家要攀上“高峰”，修炼自身精神境界和锻造先进的世界观极为重要。习近平同志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认识肩上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高峰”作品发挥着一般文艺作品难以企及的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作用。他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里的“让人动心”，是情感、理想和信念使然；这里的“灵魂经受洗礼”、发现各种“美”，是优秀文艺的功能；这里的“最高境界”，则是铸就“高峰”的必备要素。 为达此境界，习近平同志主张“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为达此境界，他不赞成“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反对创作上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要排除这些妨害攀登文艺高峰的拦路虎。 习近平同志还有一些有关攀登文艺高峰的论述。比如，文艺家要“坚定不移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文艺家“须有史识、史才、史德”，“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创作要“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面对祖国和时代“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无不为我们指引通往文艺高峰之路，深具启发和价值。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