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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因感而生，乘兴而作，兴尽而止，但进入写作状态后需要更多地调动生活与知识的积累，这就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探讨文章写作的无心与有心，似应将文思来袭后，作者调动起写作热情，运用才情、素养、知识积累，使胸宇中的感触形诸文字的复杂情况考虑在内。像明代袁宏道、唐顺之那样为了反对复古模拟，忽略作者主体因素对文章的影响，一味肯定贩夫野老未经审美加工的发声，断言写作是情感驱动的下意识行为是不对的。文思袭来后作者会有一系列积极的思维活动，生活积累、知识积累的有效参与可以使文思的建构更加丰满充实，形诸文字时还有孰先孰后的安排，同样的文思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词、文句的选择都需要作者认真的思考。 诗文同源，我们以诗歌文字的选择与组合为例。王安石的“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常为人称道，词语的搭配堪称一绝，用中国古代诗评家的眼光看，那叫险对，这样的险对岂能没有巧思？王诗有关暮春的描写极多创新。落英缤纷是自然现象，一“细数”，就融入了人的活动，而当“细数落花”与花下“坐久”组合之后，审美的内涵获得了极大的彰显。细数与缓寻、坐久与归迟，语词搭配堪称精妙，得力于诗人的巧思。同一自然现象还曾出现在杜甫的诗中，“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杜诗伤春，但别有会心，风飘万点，纷纷扬扬的落花构成一种独特的自然意象，杜诗选词炼句，仿佛随处都能有神来之笔，让人难以企及。由此可见，生活中有了感触，产生了表达的欲望，还需具有表达技巧，文思的蕴酿、提炼，结构的安排，修辞造句，都需要作者的殚精竭虑。苏轼《范增论》属于史论小品，篇幅短小，内容却极为丰富，文章中作者充满心机的安排不难把握。赞范增弃羽，这有前人的言说，而恨其去之不早则发人之未发；称项羽不杀沛公“有君人之度”，又责其弑义帝为不智，君人之度与小人的不智，两两相对，突现了人物性格的分裂。继以“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将文意向更深处拓展。苏轼是绝顶聪明的古人，欣赏自然而然的写作状态时岂能罔顾文章需要作者不断完善构思、行文时要有独特的安排这一常识性的道理？事实上他在著述中经常有关于文章写作方法与技巧的探讨。《东坡志林》复述欧阳修的写作经验，说是要多读书、多写，从中揣摩、提升写作经验；《与谢民师书》讲文章要写得如行云流水，这些都是基于作者对于写作的理性思考。 总起来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于文章心理动因的这一说法，在古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肯定作文受情感驱遣、摒弃为文造情，并不否认写作中应有主体的自觉，好的文章应是有心与无心共同作用的产物。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很能理解各地为作家举办各种学习班，致力提升作家的知识积累，促进其写作水平提高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