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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为作文，文思自来”，自然而然地进入写作状态，这是部分文坛前辈的经验。写文章为文造情，苦思冥想，费尽心计，却不大容易写出好的文章；反倒是凭着自然来袭的文思，辅之以润色、提炼，往往会有出色的发挥，写出来的文章能够打动人。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产生这种尴尬情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苏轼（《南行前集叙》）称：“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不能自己而作”，“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话说得很直接：文章不是要写就能写的，而是由某种生活事象触动了文思，率而命笔、欲罢不能。苏洵多次说到这层意思，他曾以风水相激来形容写作的动因，认为写文章应当是自然而然的行为。《仲兄字文甫说》认为好的文章应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一正一反，说的都是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意思。写作是因为强烈的情绪驱动，有感而发，并非存心作文。陆机《文赋》探讨写作驱动力时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认为文思之来：一感于物，一本于学，又以“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来形容文思之来难以预料、不宜操控的特性。文学史上那些感人至深的名篇，像司马迁《报任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大多是临事后作者不能不有的表达，而其内容不过是作者积累胸中、感受极深的思虑。 “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是苏轼一生的秉持，他的不少文章率性自然、绝少斧凿之痕。苏轼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评文》，《苏轼文集》卷六十六）他后来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时也说写文章应如“行云流水”，有感而发，兴来而发，兴尽而止，来不得半点勉强。并非有意写文章，就能写文章；更不是有意写文章，就能写出好文章的。而文思泉涌，兴会淋漓，只需尽情挥洒，这样的写作境界谁不歆羡？苏轼集中如《赤壁赋》这样的随笔小品，大多是触景生情，胸中块垒必欲一吐方快。像“寄蜉游于天地，渺沧海于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被人说成是“神来之笔”，其实都发自作者的内心，是其平日反复况味人生时的感喟。 明人方苞《杨千木文稿序》说自周以前，学者未尝以文为事，而文极盛；自汉以后，学者以文为事，而文益衰。写文章的积极性愈高，写出来的文章愈是低劣，愿望与效果大相径庭，问题出在哪里呢？文苞认为，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言有物”，触物生情。情动于中、有感而发，才可能成为上品文章。为文造情，“质衰而文必敝”。桐城被时人称为天下文章的渊薮。从好的方面说，大多与作者有话要说、言之有物相关。方苞的小品文章便颇有可观。但桐城派得名之后，以文章高自标示，提出了义法的要求，对文字的布局、遣词造句有太多的考量，写文章的规矩越来越严格，刻意为文的印痕也愈益明显。束缚一多，失了自然的真趣，其末流不免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竭力要扫除的文化垃圾，早没了昔日的辉煌。 根据阅读经验：朴实、素雅鲜有厌者，相反，光昌流丽读得多了，却往往让人腻烦。文章“做”的成分愈多真情实感便愈少，就难以打动人。文学史上韩愈是刻意为文的代表，“文起八代之衰”，写文章很自觉，赵翼说韩愈有心学杜，偏于奇险，“然奇险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得，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少了杜甫的自然，多了刻意为文的心计，所加雕琢必多，这一少一多，较量得失岂可以道里计？周作人说韩文搔首弄姿，装腔作势，是典型的“策士之文”。上世纪60年代，文坛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崇尚宏大叙事，气魄、胆量确实很大，但缺失了真实性、趣味性的要求，无中生有、编出来的文章充斥文坛，这样的文章用郑燮的话来说就是“不待人烧，彼将自烧”。 客观地讲，写文章有意为之，作文之意强旺，与中国传统文化夸大文章功用的价值评估不无关系，写文章遂成为许多读书人眼中的名山事业，孜孜矻矻，或明或暗都存着青史留名的一份心思。苏轼论文，“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摒弃功利意识，彰显的是一种新的作文境界，其用意与欧阳修“言不可恃”，似乎都是对着那种将著书看作立言不朽的态度唱对台戏的。其积极的方面就是抛弃了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恶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