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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顶上的下士》与王凯众多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趋向一致，采用军营日常为结构推进故事、聚焦连队主官与部分小人物，书写人性事实与职业伦理交织下的精神、心理与选择，小与大、个人与集体、微观与宏观，多重辩证关系搭建叙事在人文向度上的宏阔，从中不断生发小说的新意。《楼顶上的下士》在连队合编的大背景中，以指导员为中心视点，在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担当意识中铺展情节，看似平淡日常又互不相干的琐碎小事一齐指向合编合心的总目标，而故事结构的发散性也不禁让人细究起小说题目与叙事的关联： 小说的前半部分，楼顶上的下士姜仆射并不作为叙事的核心，他若隐若现、形象模糊地出现在连队管理、任职分工以及军营内外的生活现实中。自然而然的铺叙中，读者率先通过李金贵、王军以及围绕复员的一些现实逻辑和世俗方法建立起对指导员的信任感和同理心。及至小说的后半段，姜仆射作为故事里的“小”，形象逐渐突显，与以“大”为重的指导员互为各自转变的线索，“大”“小”之辨将有关自我价值、个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权衡和盘托出。 姜仆射对个人尊严有着高度的敏感，即便睡岗犯错也无法接受辱骂式批评。尽管读者早已从指导员对待李金贵的诸多细节里确认了他的尽职与善良，即便读者充分理解指导员寄希望于姜仆射实现转变时的苦口婆心，他们仍然普遍共情于姜仆射的坚持。姜仆射是个兵，应以纪律为重，但他又有实实在在的性情与个性，正如小说里的话，“难题都是给有本事的人出的”，作家王凯抛出一个难题，在部队里，他首先是兵还是人？指导员把楼顶上了锁，姜仆射失去了独处的空间，他因个性的被压制时常发精神性高烧。 王凯小说的结局从来不是大团圆意义上的好结局，却往往是极其适合的好。现代社会里，军队组织结构里的现代意识该如何认知、认同，个人价值与自我实现、对个性的尊重该如何获得？指导员从最初的点名和屋顶谈话就决心将姜仆射这位“神仙”请下神坛，最后个体作为自由取舍的权利主体，姜仆射主动上交退伍申请，而这也意味着指导员多番尝试的失败，他在结尾处也耐人寻味地自嘲起来，指导员始终不能从屋顶上的枯燥景观中捕捉姜仆射所觉察到的诗意，复杂精微的矛盾以一种审美意识的差距被具象地表达出来——或许是最好的调和，人格发育、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潜藏军营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不能凭借一种对自我的完全丧失融入集体，而集体也无法容纳不能做出任何妥协的个人。 王凯擅于描写当下军人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以普通军人关于军人职业与生命本质的思考彰显理想主义情怀与英雄主义情结。现代生活多少削弱了军队生活的传奇性，《楼顶上的下士》中，王凯选择直陈专业名词和相关知识术语，专业的姿态和军人职业标识经由日常化的简约笔调叙写，避免因艰深晦涩产生的阅读负担，又在陌生疏离中实现军人职业的荣光，并以此勾勒故事背景的可触摸性。 同样的，小说里有关姜仆射精神性高烧的情节设置延续了王凯将医学心理学介入小说的表现手法，我们由此洞悉作家创作行为上的自觉及其学养在解决小说艺术危机等方面的精神效果。心理学与王凯小说里关涉的内心救赎和人性伦理等精神困局颇为关联，而浓郁的抒情意味也与人文意义上的心灵建构一脉相承。 王凯的写作正是以对某种边缘性的观照显示出独特的理性与判断力，生活化的语言、平静的叙述，透视出作家对军营生活现实的细致探察，这也成为其小说破解军旅文学写作惯性的重要关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人性光辉、军旅小说作为题材创作的文学性，个体内在世界的呈现不依赖宏大历史和时代背景的营造，而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恰如其分地展现出特定的文学品质——不停地将故事人物置于困境之中，在解决困境的同时提供更为独特、更为本质的反观视角，以小人物内心的现代性焦虑激发读者关于伦理、责任、自我与他人等关系的思辨与探寻。 这种创作趋向不断拉近读者与特定题材文学之间的距离，正如《楼顶上的下士》，即便小说以连队合编为背景，作家也隐去了宏大叙事的必要，小说腔调仍是个体经验日常的、世俗化的娓娓道来。而作家则应先于读者意识到一种相反意义上的侧面，小说在通过个体及其事件建构了军营的整体性之外，有责任以文学的新气象实现强军文化、军人格局、职业光荣等复杂维度上更为崇高的超越。军旅小说的应有之意还在于对特定气质与内涵的宏阔呈现，我们喜爱军营里小人物内心独白的真实可感，也呼唤有灵魂、有血性的史诗式叙事和深植其中的爱国情怀、英雄气概以及生命哲学的重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