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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鸦片是一个颇为常见的意象。鉴于近年有研究将夏洛蒂·勃朗特同鸦片甚至鸦片战争相勾连，本文在阅读相关文本、传记与批评后，分析鸦片在19世纪英国引起的争议，并进而探讨柯尔律治、德·昆西和夏洛蒂对鸦片的不同态度。作者希望结合文学文本的细读与社会语境的研究，对如上问题给出具有补充意义的理解。 Abstract Opium was quite a common image in the 19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Triggered by some recent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lotte Brontë and opium/opium war, the paper presents the debates over the issue of opium in the 19th century England a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aken by Coleridge, De Quincey and Charlotte Brontë. Combining close reading of literary texts with careful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ntext, the author aims to provide a complementary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ssues. 关键词 鸦片 帝国 柯尔律治 德·昆西夏洛蒂·勃朗特 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鸦片是一个颇为常见的意象，服用鸦片的文人也不在少数。国内近年有研究者不但将目光投向鸦片，而且聚焦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维莱特》，讨论这位维多利亚时期女作家与鸦片、与浪漫派诗人乃至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鸦片战争的关系。然而，鸦片对于19世纪的英国人，是商品、药品还是毒品？瘾君子柯尔律治与德·昆西对待鸦片和帝国，是同气相求，还是大有分别？夏洛蒂对鸦片究竟持何种态度？本文在阅读相关文本、传记与批评后，尝试用另一副眼光来回答上述问题，希望给出具有补充意义的理解。 一 鸦片：从商品/药品到毒品 在19世纪的英国，鸦片曾经雄踞于百药之长的宝座。因为止疼效果奇好，鸦片在伤亡枕藉的战场被大量使用，也被普通人当作无所不能的万灵药，不单对付头疼脑热、胃疼、痛风、歇斯底里等常见病症，甚至用于治疗破伤风、伤寒、霍乱甚至癌症等危险疾病。研究鸦片与浪漫主义文学的专家阿莱西娅·海特指出，在当时多数医生和病人的眼里，鸦片是富有疗效的镇痛剂和镇定药（analgesic），而不是危险的容易上瘾的毒品（addictive drug）。[1]其实在医学发达的今天，我们也经常与鸦片打交道：常用的药品，譬如复方甘草片和部分止咳糖浆，就含有鸦片的成分；目前医院大量使用的镇痛解热药，比如维柯丁、盐酸羟考酮、对乙烯氨基酚片剂、奥施康定，也是合成鸦片类的止痛药。《纽约客》杂志2013年11月刊载一篇文章，标题为“谁该为止痛药的泛滥担责？”，批评美国医院的医生为减少治疗的麻烦或为迎合病人速愈的期望滥用鸦片类止痛药，既未能达到真正根除病痛的目的，又违背医德，导致病人服药成瘾。作者说，通常只有两种情况才可以使用这类镇痛药：一种是针对无法根治的顽疾，比如癌症晚期，另一种是为缓解大手术的剧烈痛苦。[2]可见今天谈到疼痛管理（pain management），最有效的药物仍然同鸦片间接相关，并且迟至今日，滥用鸦片类药物仍然是医生和病人稍不留神就会跨入的误区。 鸦片在19世纪的英国以各种形态出现，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罂粟糖浆、鸦片酊、鸦片膏、鸦片粉、鸦片茶，甚至还有益睡的鸦片啤酒……其中最为常见的，当属17世纪英国医生托马斯·西登汉姆发明的鸦片酊。这是一种用酒精浸泡的鸦片制品，英文是“laudanum”。《鸦片与英国人》是讨论19世纪英国鸦片使用状况比较权威的论著，据该书作者贝里奇与爱德华兹的研究，鸦片的消费与买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完全不受限制”。医疗人员可以拿它来治病，非专业的人士也可以购买，不受任何法律的规约。贝里奇与爱德华兹指出：“19世纪头几十年，服用鸦片是很正常的现象，总体而言它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3] 不单文人墨客、社会名流消费鸦片，普通百姓也经常使用，几乎各家各户都备有一点，以对付小病小痛或神经性毛病，如同今天的阿司匹林一样常见。鸦片在药店有售，街角的杂货店也能买到，价格还惊人地便宜，费不了几个便士。[4]寻医问诊在当时费事又费钱，因此在工人与中产阶级当中，以鸦片对付病痛的自我诊治（self-medication）非常流行。虽然西方医学自亨特兄弟（威廉与约翰）在18世纪下半叶相继发表解剖学的奠基性著作，对于人体结构的认识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然而制药与配药尚在草创未就阶段，医学实践仍然保留许多从中世纪甚至古希腊时代流传下来的治疗手段。夏洛蒂·勃朗特的父亲接受白内障手术，医生为他消炎，采用的仍然是中世纪流行的水蛭放血法。据勃朗特先生自己回忆：“一次用了8条水蛭，还一次是6条。”[5]鸦片镇痛效果惊人，相比于周期长、见效慢、方法原始、价格昂贵的医疗手段，对备受煎熬的病人自然具有无形的吸引力。《鸦片与英国人》辟有专章讲述鸦片在医疗实践中的使用，详细解释了原始传统的疗法（通过放血、水蛭、排毒等方式改善体液失衡）如何让位于鸦片治疗，鸦片对哪些疾病有明显疗效，医学人士就鸦片之利弊发生了怎样的争执，结论是：“一直到19世纪60、70年代，鸦片都是医学实践中最有价值的药品之一。不但医学权威课本推荐使用，也真正运用于日常医学实践。”[6] 鸦片除镇痛外，还有娱乐功效。它能麻醉神经，减缓压力，令人体会到难以形诸语言的欣快。但是，极乐体验需要付出极痛的代价：长期服用鸦片会摧毁人的免疫力，损害大脑中枢神经。为求欣快体验却落得鸠形鹄面甚至命丧黄泉者，不在少数。如此一来，鸦片就从药品转变为毒品。两者界限并不分明，很多人是为了缓解病痛才服用鸦片，逐渐上瘾而欲罢不能，柯尔律治与德·昆西皆属此类。所以，英国一直有反对鸦片的声音。反对既有宗教的驱动，也有社会的原因。从宗教角度言，1829-1853年，英国以福音派为主导兴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禁酒运动，希望通过抑制酗酒来净化信徒灵魂，进行社会改革。鸦片瘾与酗酒同属纵欲、过度行为，很容易成为宗教改革人士的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从社会角度看，高频次、大剂量吸食鸦片令人萎靡不振、毁损健康，还招致各种社会隐患，其中最拷问英国人良心的，莫过于频现于报端的弑婴惨剧——初为人母的女工为了外出工作，给婴儿吸食鸦片，不慎过量而造成孩子夭亡。 宗教和社会的反对呼声虽不绝于耳，英国医学界对于鸦片的利弊却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18世纪以来，既有亚历山大·门罗之类的医学名流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鸦片会对整个神经系统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害”，[7]也有像威廉·休森这样的权威人士——18世纪英国著名生理学家、解剖学家，1770年入选皇家医学院——以实验为依据，著书立论，写下《鸦片性质之实验调查》，探索鸦片的功效。据他观察，鸦片引起了大多数医生的关注，关于它的作用却是众说纷纭。他自己认为，鸦片对治疗斑疹伤寒、天花、肺结核等多种疾病疗效显著，称得上 “最有价值的良方”。[8]1804年，药剂师约翰·穆雷发表《药品与制药方法》，称鸦片是“药品当中最有价值的止疼剂与缓痛剂，其地位无可替代”。[9] 赞成使用鸦片的医学人士又分作两派：一方追随古希腊名医伽林的理论，宣扬鸦片的冷效应，即催眠与麻木神经的作用，另一方则以爱丁堡名医约翰·布朗为代表，看重鸦片的热效应，即刺激神经、使之兴奋的奇效。[10]两相较量之下，前一派观点逐渐占了上风，及19世纪末，正统医学界才将鸦片的刺激作用完全排除在外，不予考虑，只关注镇定与镇痛的疗效。[11]限鸦片效用于镇定和麻痹，这是去魅的理性主张，使得鸦片从无所不能的魔药、万灵药转变为在医生或药剂师指导下有节制、有限度使用的药品。我们也要看到，从英国医学界形成理性客观的知识，到政府出台各项措施限制鸦片使用，再到民众在医学专家与政府政策的指引和疏导下，普遍认识到鸦片虽有止痛、镇定的神效，过度使用却可能造成精神疾病乃至戕害生命，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868年，英国议会通过《药房法案》，明文限制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规定只有注册药剂师和医药从业人员才能出售鸦片。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医学人士为本行业争取权威的一次努力。鸦片引发的问题虽未得到彻底解决，然而，通过政府与医药界人士的合作——借用福柯的术语——通过权力与知识的联手，英国人成功地区分开了鸦片的合法医疗运用与危害健康的非医疗运用。 二 两位瘾君子 柯尔律治和德·昆西是真正意义上的瘾君子。他们皆因病痛始尝鸦片，屡试戒毒却至死未能戒除，又皆在鸦片的刺激下进入或瑰丽诡谲或凶险可怕的想象世界，写下火候纯熟的传世名篇。可是，如果仔细探究他们对于鸦片和帝国的态度，我们会发现两人其实大有分别。 柯尔律治幼年就因病痛接触过鸦片，19岁入剑桥念书，不久因风湿病发作接受鸦片治疗。据传记作家理查德·霍姆斯，浪漫派诗人通常体弱多病，对于痛苦表现出惊人的敏感。他们的书信充斥着可怕的关于病痛的记述，从肠道紊乱、肺部感染、前列腺发炎，到牙疼、高烧、风湿、头痛、结核恐惧……描写事无巨细，不厌其烦，而柯尔律治与其他人相比，又是记述最多、抱怨最勤的一位。[12] 诗人与鸦片有过短暂的蜜月期。此间鸦片于他不单是缓解病痛的妙药，还是令他诗情喷涌的灵丹。作于1797年10月的传世名篇《忽必烈汗》，据诗人在序言里介绍，就是在服用鸦片酊后顿入美妙的幻境才成就的杰作。其早期书简还如此称颂鸦片的神奇：“鸦片酊给我休憩而不是睡眠……这休憩是多么神圣——多么令人陶醉！那样一片绿洲，清泉流动，鲜花盛开，绿树掩映，恰好就在荒漠的中心！”[13]赞美溢于尺牍，毫不掩饰。 然而，柯尔律治很快感受到了鸦片带给他的痛苦与危险。逆转发生在1804年。这年4月，柯尔律治远航马耳他。他在日记里承认自己已沦为鸦片的奴隶，决心设法戒绝，希望地中海的气候能助他滋养身心、恢复健康。他曾在六年内七次戒瘾，甚至专门雇人看管自己，负责在他按耐不住毒瘾去药店买药之际，将他生拉硬拽出来。这样苦心孤诣地想办法，无奈还是频频失效。1808年，他又一次尝试彻底戒绝鸦片，还致信友朋，谓此举一旦成功，定将切身经历公之于众，以己之痛警醒后人，还说这是“神圣的义务”，因为“吸食鸦片的风气已很可怕地传播开来——整个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来一点鸦片，已经变成底层民众司空见惯的事情。药剂师告诉我，在索普这个小镇，市场上每天售给工人的鸦片竟有两、三磅，鸦片酊达一加仑。毫无疑问，到了法律必须介入的时候了。”[14]1816年，柯尔律治经人介绍认识詹姆斯·吉尔曼大夫，戒瘾才渐有起色。但这场斗争极为痛苦，一直延续至生命的终点。对于鸦片的危害，诗人称自己不幸受了鸦片“表面神奇疗效”的蛊惑，一脚堕入“致命的漩涡”，沦为“痛苦与恐怖的牺牲品”。[15]柯尔律治与鸦片的搏斗，其实是一个悲剧。其间的痛苦与折磨，恐怕也只有诗人自知。这里边是没有半点浪漫可言的。 论主观态度，柯尔律治无疑对鸦片抱有嫌恶与憎恨；而论鸦片之于诗人的客观影响，阿莱西娅·海特的一番话说得相当中肯。她说：鸦片对于德·昆西，是“一生执着的追求，对于柯尔律治广博复杂的思想与情感，则只是纷杂元素中的一种。一桶红色的染料或许会改变一池水的颜色，但如果倒入浩渺的大海，那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16]柯尔律治曾向朋友吐露，他深恶德·昆西的《鸦片客自白》，称之为“邪恶的书，可怕的夸张”，[17]还指责德·昆西将自己内心裸呈于公众、毫不遮掩的做法是“病态的虚荣心作怪”，把不幸与痛苦当作资本来夸耀。他断定，这本书将会“诱导人放浪形骸，沾染这让人日渐枯槁的恶癖”。[18] 德·昆西在浪漫派文人中以散文与批评见长，《鸦片客自白》是其代表作品。《自白》开篇不久，作者就援引药剂师奥西特的话，赞成鸦片将日益流行，却对“这必成为一场普遍灾难”的结论不以为然，认定是空穴来风的愚人之忧。另一处，他将医学教授的话一概斥为谎言，叫这些“可敬的医生们”“靠边站去”。[19]巴里·米利根一针见血地指出，德·昆西的态度用非医学（non-medical）还不足以形容，他是反医学（anti-medical）——站到了专业知识的对立面。[20]自诩为鸦片专家的德·昆西事实上是阻碍了英国社会对鸦片形成理性认识。 《自白》在整个19世纪畅销不衰，除了利用反医学的立场替它博取眼球，当然也有它本身的魅力。德·昆西散文造诣高，词文美，有如霓虹落霰，这是众所周知。他赞美鸦片，不吝频繁使用富于宗教色彩的语言：“天赐乐趣”（11页）、“天之神药”、“神圣的享受”、“幸福的秘密”、“化解人间一切悲愁的万灵药”（43页），“像一把万能的钥匙，能使一切情感俯首听命”（50页）；他称颂“公平、美妙、强大”的鸦片“握有天堂的钥匙”，“在黑暗的中心，运用头脑幻想的意象，建造起城市和庙宇，其手艺的精巧盖过菲迪亚斯和普拉克塞特勒斯，其辉煌的程度胜过巴比伦和希卡托皮罗斯”（51页）。德·昆西承认鸦片并不创造新事物，却能够激想象于天地，发幽思于重渊，令人才思飞扬，文情郁兴。“此乃鸦片论题的正宗教义，我得承认，我是此正宗教派的唯一成员，”1856年的修订版将这句话中的“唯一成员”改为“教皇”（45页，220页）。瞬间，一个志得意满、信心爆棚、视自己为唯一权威的形象跃然纸上！鸦片从私人癖好上升到被敬拜的神物！德·昆西将社会公认为害不浅的毒品拔高到信仰和宗教的高度，这是他文辞富有魅力的秘密，却也是他普种苦果孽缘的源泉。 当然，德·昆西也讲服食鸦片令他噩梦频发，陷入“沦肌浃骨的焦虑和阴暗的忧郁”，“宛如堕入天堑巨壑和不见阳光的深渊”（66页）。但他笔锋一转，很快将梦魇的源头指向各种不祥、危险、可怖的东方意象。先是不请自来、“一脸凶相”、“宛如大猫一般”的马来人，有好几个月，马来人变成他的噩梦（57页）。接下来，矛头转向中国：“如果我被迫离开英格兰，而到中国去的话，学着中国人的举止、生活方式，我一定会发疯的……我宁愿同疯子、野兽生活在一起。”（70-1页）各色东方意象在德·昆西的噩梦里交杂相呈：他好像被埋葬在金字塔中心的冰冷石棺，与木乃伊与斯芬克斯同居一室，令人恐怖、恶心的鳄鱼舔舐着他的身体。他好不容易挣扎着逃出去，却发现自己才离虎穴又入龙潭，竟然跑到了一间中国人的居室。马来人、中国、埃及成为德·昆西释放仇恨、宣泄恐惧的媒介。鸦片引发的一切负面作用发生了转移，仿佛惩罚、威胁、恐怖不是来自鸦片，而是来自那些笼统模糊的东方意象。 如果说《自白》还只是惧怕东方，等到德·昆西专论中国，他那目无余子的帝国心态才完全显露出来。1857年，德·昆西为詹姆斯·霍格的《泰坦》杂志写了两篇论中国的文章，其中一篇讲，广州的兴旺全赖清廷与大英帝国的贸易，可这里的居民非但不感恩，反丧尽天良，在街巷遇上单身的英国人，常常将他无情地砍成碎片。这些“邪恶居民”对思辨的真理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或热忱。他将在此传播福音的耶稣会会士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比作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边的普洛斯彼罗与凯列班。甚至还说，莎翁的卡利班至少还懂得听命于人，还有驯服的可能，中国的凯列班们则是“可恨的贱奴，/好东西一丁点也学不到”。[21] 文章的一个背景，是1848年江苏青浦县附近发生的山东籍漕运水手殴伤三名传教士的青浦教案。传教士最终被县令救出，英国领事阿礼国却趁机挑起事端，谋求英国在华的更大利益。他命令英船停止缴纳关税，封锁海口，派军队前往南京要挟两江总督，要求严办地方官员与闹事水手，并提出扩张租界的要求。阿礼国气焰嚣张，肆意妄为，连英国国内的强硬派也认为他做过了头。但中国政府官员一味委屈退让，最后应允了阿礼国的非分要求，为日后处理中外纠纷埋下隐患。德·昆西赞成阿礼国的所作所为，认为中国就应该不断让步。 德·昆西自诩为哲学家，并且说一个哲学家应有一颗包容的心，对于一切人，无论贵贱，有无教养，都应该平等相待。他自己年轻时受一位风尘女子的照顾，与之结下温暖的情谊，日后在《自白》中不顾体面社会的禁忌，倾吐他的思念；他在伦敦闲逛时同贫民交心，嘘寒问暖，为他所“目睹的苦难陷入深重的忧郁”（50页）。这跨越阶层的深情追怀与诚挚同情，是德·昆西性格中颖脱不羁、任真自得的一面。然而，一旦涉及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度，他就像自己笔下那位一度供给他住处的律师，将“他的良心放到一旁”（23页），听由偏见蒙蔽双眼，不吝刻薄尖酸之语，把哲学家应该包容一切的箴言全然抛在了脑后。能够超拔阶层的偏见却不能逾越民族或种族的偏见，这在中国的读者看来，自然觉着遗憾。遗憾之余，我们还可以透过偏见，看到英国文学与帝国建构之间的共谋关系。德·昆西所以对中国心存鄙夷与敌视，与其子被派往中国服役期间染病身亡的个人境遇，与英国国力日益强盛、帝国心态日趋膨胀以及中英外交两度失败、日渐处于敌对的现实环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代表了当时英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很典型的帝国心态。 然而，并非所有英国文人都像德·昆西那样，认同政府的侵略立场，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帝国姿态。我们来看柯尔律治。诗人虽然在1804年一度动了随同约翰·华兹华斯赴广州疗养的念头，但他的作品很少写到中国，除了那篇赫赫有名的《忽必烈汗》。彼得·基德森注意到此诗作于1797-8年，正是马戛尔尼出使清朝之后英国官方叙述的形成期，而诗作发表的1816年，又恰好是阿美士德再度出使中国的那一年，这样的巧合促使基德森同另一位浪漫主义专家奈杰尔·利斯克一道，将此诗解读为一个政治讽喻，即诗人以东方大汗的行乐宫来讽刺乔治三世的奢华以及摄政王在19世纪初采用中国风建造的布莱顿穹顶。[22]基德森的思路颇有意味，为《忽必烈汗》的阐释添了一种张力：柯尔律治究竟是受了中国风的影响颂扬东方的宫殿，还是借忽必烈汗反讽乔治三世的荒淫？可惜其解读仍然是基于历史语境的假设，未能提供直接的文本证据，难以形成定论。可以肯定的是，柯尔律治对中国、忽必烈和上都知之甚少，哪怕将这首诗读作反讽，暗示柯尔律治对中国提出批评，那他批评矛头对准的仍然是英国的君王与政府。正如我们读哥尔德史密斯的《中国人信札》，切莫以为其目的就是要赞美与宣扬大中华文化，其实那是作者借自己设想的理想异域来反讽本国的社会现实。借他乡陌生人之口，月旦人物，针砭时事，这是欧洲的一个文学传统，法人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英人霍勒斯·华尔浦尔的《叔和通信》都属于这一类体裁。 东方在柯尔律治笔下，其实更多是驰骋想象力、渲染异国情调的广阔天地。鸦片或许激发了诗人的东方想象，为诗人提供了素材，但鸦片在诗中没有出现，上都也始终呈现为一个绚丽、神秘、奇幻的世界，不同于德·昆西笔下的肮脏、恶心、恐怖的埃及、南亚、中国，更没有出现负面情绪的转移，将鸦片招致的痛苦、不满甚至仇恨转移至东方意象。柯尔律治在政治上立场坚决，反对暴力和战争。他对奴隶制与帝国政策的抨击，可见于《咏逝水流年》、《孤独中的忧愁》等诗篇。当然，反思帝国政策，由此而生内疚，并不意味着诗人反对一切殖民统治，但是废奴主张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殖民与帝国策略的反思、焦虑甚至抵制。 东方的妖魔化其实有一个过程，如果捋出一条线索来，那么柯尔律治应当处于这条线的开端，甚至之前。中国在英国的形象，从18世纪的启蒙时期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经历了一个从好奇、钦慕、肯定到轻视、贬低、否定的变化。柯尔律治是在18世纪成长和接受教育，所以他的思想更接近于18而不是19世纪。这种变迁，反映出英帝国为开疆拓宇、攫取商业利益而粉饰自我、贬低他者的思想趋势，也对应于英国在商业文明的推动下国力上升、野心勃勃，中国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日渐僵化停滞、丧失对手尊敬的客观事实。 三 夏洛蒂与鸦片 夏洛蒂·勃朗特的家乡霍沃斯是处于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群山中的小镇。19世纪英国有两个鸦片泛滥的重灾区，一处是涵盖林肯郡与剑桥郡在内的东部沼泽区，居民因低洼潮湿的环境而深受疟疾、痛风、神经痛等疾病的困扰；另一处则是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工业区，包括离霍沃斯仅有4英里、勃朗特姐妹时常走去借书的基斯利。 两勺醋，两勺糖浆，60滴剂鸦片酊，早晚各服一茶勺，这是19世纪用以治疗咳嗽的配方。勃朗特家里藏有一册《现代家庭医药指南》，作者是托马斯·约翰·格雷厄姆。这本书对于勃朗特们十分重要，是她们赖以自我诊断的医药工具书。《维莱特》的二号男主约翰·格雷厄姆·布雷顿大夫的职业与姓名均取自此书作者，可见夏洛蒂对它不是一般地熟悉。关于肺结核第三阶段的治疗，格雷厄姆建议病人“服用儿茶提取物与鸦片酊的混合液”。艾米莉和安正是死于肺结核。但是，即使在病入膏肓之际，她们也从未想过用鸦片来缓解痛苦。艾米莉个性强，有主见，病危之际不肯服药，也不许“毒害人的医生靠近她”。 “毒害人”（poisoning）一词颇有深意，表明艾米莉不信任医生，也不信任医生使用的很可能包含鸦片在内的常用药品。安性情温顺，患病后比较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1849年夏洛蒂致信W.S.威廉斯，提到安正在试验一种新药，名唤“戈德博尔德止咳膏”，安觉得效果甚好，还说这是“第一次发挥作用的药”。[23]这个药从配方看，其实就是醋、大蒜和大量的糖。可见，勃朗特姐妹身处的时代，不但现代医学刚刚起步，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也处于雏形阶段。当时药品掺假很普遍，药店缺乏检验药品质量的手段，市场上充斥着各种糖浆、乳剂、滋补品。这也是鸦片在英国泛滥的一个客观原因。 三姐妹既然生活在自我诊治司空见惯的时代，且鸦片如同今天的阿司匹林一样普及，为何却在疾病缠身、死神迫近的情形下，坚决不碰鸦片？我们今天揣度其中原因，不可忽视她们那位沉溺于酒瘾和鸦片瘾，自暴自弃，一命呜呼的兄弟布兰韦尔。鸦片的毒害，于她们实在是镂骨铭心。 布兰韦尔是家中的独子，在中产阶级女子难有谋生途径的大环境下，他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原本是要当顶梁柱，撑起整个家庭的。可是，他做家庭教师的时候同女主人私通，复因爱情失意陷入绝望，以酒浇愁，以鸦片麻痹痛苦，最后颓废地死去，三姐妹眼睁睁地看着“一盏有可能灿然发光的灯火过早地黯然熄灭”。[24]这个兄弟，是三姐妹心中永恒的伤痛。《呼啸山庄》的希思克利夫、亨廷顿，《女房客》中的阿瑟、洛博勒，均有布兰韦尔的影子。 安的《女房客》有一幕写格雷厄姆太太带着小阿瑟去邻居家作客，主人给孩子斟上葡萄酒并殷勤相劝，由此引发一场关于教育的争论。劳伦斯冲米尔沃德牧师说的一番话，表达了安对鸦片的看法：“您也许还以为鸦片酊是上天的恩赐呢……不过，您会赞成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最好碰都别碰这玩意儿，哪怕知道适可而止也别去占惹。”[25]视鸦片为“上天的恩赐”，正是德·昆西的余音回旋。勃朗特姊妹对于鸦片的态度，在这里表露得很明白。 再看文本证据。细查夏洛蒂的所有小说，明确提到鸦片的地方，仅《维莱特》有一处。上下文中的sedative，palliatives, narcotic, drug，elixir，draught，poison均指这一次。其中，palliatives是“缓解剂”，“draught”指药水剂量，“drug”含义宽泛，可指麻醉剂、毒品、通常意义上的药，这些通通是中性词，不含感情色彩。poison是毒药，很明确的贬义词。容易引起争议的只有elixir，因为它含有鲜明的褒义。elixir是the elixir of life的缩写，指炼金术士的灵丹妙药。那么它在小说里是否确指鸦片呢？《维莱特》四次用到这个词，其中一次明确指麦芽啤酒。波莉要喝约翰杯中的酒，这浪漫、有情色意味的一幕，给露西那双敏感、暗含妒忌的眼睛捕捉下来。另一次是布莱顿家的女仆给病中的露西倒上一杯黑色药水，露西问道：“这是守护神的灵丹妙药还是魔法师的蒸馏水？”我们注意，这里是一个问句，黑色药水也没有确指鸦片。露西将约翰写给她的信比喻成“新近从无比荣耀的甘泉打来的圣水（elixir）”，圣水自然是指如甘泉一样的爱情。而当露西说“我要品尝那丹药，即便是自尊也打不翻这个杯子。”上下文告诉我们，“elixir”隐喻前文“一句亲切的话”，一个“温柔的眼神”，很明显，它在这里也喻指“爱情与友谊”。[26] 再看narcotic与sedative。narcotic是损害神经系统的麻醉剂，影响大脑的致幻剂，吸入后会让人犯困，犯傻，思维麻木，神志不清，显然是贬义词。sedative译成中文是“催眠剂和镇静剂”，在德·昆西的《自白》中没有出现。Narcotic出现两次，但德·昆西明确表示不赞成将鸦片归入这一类：“当然，鸦片通常被列入麻醉剂，也许它最终会产生一些这样的效果，然而鸦片的主要效用，在最高等的意义上，总是刺激神经系统，使它处于兴奋的状态。”（47页）显然，德·昆西强调的不是鸦片的镇静和催眠效用，而恰恰是它刺激神经、让大脑持续兴奋的作用。将鸦片视为兴奋剂还是镇静剂，这个至为关键，因为它直接关涉到我们在第一节谈到的医学争论。奈杰尔·利斯克也注意到，当时反对滥用鸦片的医学家，比如托马斯·特罗特，在《论酗酒》中强调的正是鸦片“麻醉与镇静的这一面，而不是它的刺激与兴奋效果”。[27]毫无疑问，德·昆西的《自白》反复援引的，正是以约翰·布朗为首的这一派医学观点，所以他说鸦片“能让思维变得异常活跃”（48页），“将最精美的秩序、法则与和谐纳入思想的活动”（44页）。反观夏洛蒂，《简·爱》中提到的黑色药水和《维莱特》中出现的鸦片，均是为了起到镇定与催眠的作用。 当然，露西的夜游，也确实令我们联想到德·昆西的《自白》。尤其是像这样的句子：“整个场景具有梦幻一般的性质：每一个形体都在晃动，每一个动作都在漂移，每一个声音都像是回声——半含嘲弄，变幻不定。”[28]夏洛蒂无疑熟悉德·昆西的作品。可是，她笔下的鸦片意象仍然不宜放大。虽说她凭借主观想象揣想了露西被动服药后可能经历的幻象，而且据盖斯凯尔说揣想得十分精准、生动，然而她不像德·昆西，并无颂扬鸦片的目的。夏洛蒂与浪漫派诗人的契合点，不在鸦片，而在敏感的天性、汹涌的激情和对自由的珍视。另一个更重要的连接点，则是惊人的想象力。浪漫派诗人对想象力的推崇，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历史学家彼得·盖伊指出：浪漫派之前的启蒙哲学家也重视想象，但他们认为想象力是建构师而不是神（a builder not a god），只有到浪漫派手里，想象才出现了神化的倾向。[29]夏洛蒂笔下的露西说，想象“奇妙通灵”，她视之为“亲切的救星”，“神圣的希望”，“比人类理智更温柔善良的神灵”，假如可以“膜拜上帝以外的神明”，那她一定跪倒在它“那优美地展现于高山或平原、长着翅膀的雪白的双脚下”。[30] 夏洛蒂对于小说的贡献，正是将浪漫主义诗歌的想象与自我引入了叙事的文体。[31]戴维·塞西尔曾经说，夏洛蒂的想象力是受到内心生活的激发，不同于狄更斯与萨克雷受外部生活刺激而爆发的创造力。[32]塞西尔举了两个例子：十岁的简·爱被舅母关入小红房过夜，所感受的恐怖，比麦克白面对班柯的血污鬼魂还要毛骨悚然；露西在布鲁塞尔孤独的一天所感受的寂寞，比鲁滨逊在荒岛放逐十年还要可怕。1851年，夏洛蒂受出版商乔治·史密斯的邀请，前往伦敦访问。她在这里参加的几乎所有活动，像观画、看戏、听音乐会、参观水晶宫，后来都成为《维莱特》的素材。这些在读者看来很普通的事件，原本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一经她想象的幽光，便平添神秘的色彩和魔幻的力量，要么光彩夺目，要么阴森可怖。 夏洛蒂的想象力一旦触发，笔下便落英缤纷、意象纷呈：当露西坐上窗台，双脚踏上屋顶，任狂风暴雨唤醒她诗人的天性和内心的渴望；当她被保罗关进老鼠、黑甲虫和蟑螂出没的场所，忍饥挨饿地背诵戏剧台词；假期患病的她，看到一张张苍白的床铺变成幽灵、每个枕头变成死人的头颅；进入音乐厅，被眼前五彩斑斓、流光溢彩的景象所陶醉；给约翰大夫写信，在理智与情感之间苦苦徘徊；在烛光昏暗的房间看到幽灵一样的修女；舞台上看到瓦实提冉冉升起，放射出苍白的光华和深沉的威力……每一个场景，或美轮美奂，或惊心动魄，或毛骨悚然，所具有的震撼力，不亚于露西被迫服下鸦片后夜游的场面。所以，鸦片在《维莱特》仍然出于情节的需要与安排，而不是激发想象力的必要手段，更不是德·昆西在《自白》里反复颂扬和推崇的“天赐的乐趣”、“迷醉人的力量”、“天堂的钥匙”（11、51页）。夏洛蒂没有将鸦片刻意浪漫化，也没有凸显它的作用。在《维莱特》这部小说中，鸦片既不是重点，也不是寓意深远的意象，只是被作者客观地借用其药效来推进剧情。 如果说鸦片是柯尔律治一度依赖的灵感源泉，是终生激发德·昆西想象的催化剂，对于夏洛蒂，则只是一个戏剧化手段，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道具，而且是她有意模糊、淡化的道具。她作为鸦片吸食者的家人，曾经深受其苦。她本人及其作品，同鸦片和鸦片战争，也没有特殊、刻意、紧密的关联。我们不要将一个上下文情境中含义中性的药品赋予过多的道德、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内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室 通信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社科院外文所英美室，100732 手机：13522994208 邮箱：zhouying@cass.org.cn [1] Alethea Hayter, Opium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Berkeley: The U of California P, 1968), p. 29. [2] Celine Gounder,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ain-pill epidemic?” New Yorker, Nov. 8, 2013. [3] Viginia Berridge & Griffith Edwards, Opium and the People: Opium Us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Allen Lane, 1981), pp. 3, 22, 37. [4] Barry Milligan, “Morphine-Addicted Doctors, the English Opium-Eater, and Embattled Medical Authority”,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33, No. 2, 2005), p. 542; see also Virginia Berridge, “Opium Over the Count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Pharmacy in History (Vol. 20, No. 3, 1978), pp.91-3. [5] Julia Barker, The Brontës (London: Abacus, 2010), p. 599. [6] Viginia Berridge & Griffith Edwards, Opium and the People, p. 72. [7] Alexander Monro, Experiments on the Nervous System, with Opium and Metalline Substances, http://ota.ox.ac.uk [8] William Hewson, An Experimental Inquiry into the Properties of Opium (Edinburgh: Charles Elliot, 1786), pp. 136-139. [9] Viginia Berridge & Griffith Edwards, Opium and the People, p. 63.贝里奇与爱德华兹援引穆雷书1832年版，此书最早发表于1804年，参见《牛津国家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John Murray词条。 [10] 布朗的忠实信徒中有一位托马斯·贝多斯，其子T.L.贝多斯与柯尔律治、德·昆西相交甚厚。编纂柯尔律治书信的学者莱斯利·格里格斯推定，诗人读过布朗的书，受其医学理论的影响。Earl Leslie Griggs and Seymour Teulon Porter,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nd Opium”,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17, No. 4, Aug., 1954), p. 358. [11] Viginia Berridge & Griffith Edwards, Opium and the People, pp. 64-5. [12] Richard Holmes, Coleridge: Early Visions, 1772-1804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p. 15. [13] Earl Leslie Griggs ed.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Oxford: Oxford U P, 1956-71), vol. 1, p. 394. [14] Earl Leslie Griggs & Seymour Teulon Porter,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nd Opium”, p. 359. [15] James Gillman, The Life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1938), pp. 246-7. [16] Alethea Hayter, Opium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p. 195. [17] Daniel Sanjiv Roberts, “Exorcising the Malay: Dreams and the Unconscious in Coleridge and De Quincey”, The Wordsworth Circle (Vol. 24, No. 2, Spring 1993), p. 96. [18] James Gillman, The Life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1938), pp. 248-50. [19] Thomas De Quincey,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1821-1856), The Works of Thomas De Quincey, Vol. 2, ed. Grevel Lindop (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pp. 12, 44. 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20] Barry Milligan, “Morphine-Addicted Doctors, the English Opium-Eater, and Embattled Medical Authority”, p. 543. [21] 这句是普洛斯彼罗责骂凯列班的话。Thomas de Quincey, China, A Revised Reprint of Articles from “Titan”, with Preface and Additions, ed. James Hogg (London: R. Groombridge & Sons, 1857), pp. 6, 10-12. [22] Peter J. Kitson, Forging Romantic China: 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3), pp.187-8. [23] Margaret Smith ed., 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ë (Oxford: Clarendon, 2000). Vol. 2, pp. 153, 152, 201. [24] Margaret Smith ed., 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ë, p. 122. [25] Anne Brontë,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Oxford: Oxford UP, 2008), pp. 37-8. [26] Charlotte Brontë, Villette, ed. Helen M. Cooper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04), pp. 313, 188, 281, 530. [27] Nigel Leask, 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 Anxieties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2), pp. 175-6. [28] Charlotte Brontë, Villette, p. 501. [29]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The Science of Freedo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pp. 211-3. [30] Charlotte Brontë, Villette, p. 256. [31] 凯思琳·蒂洛森指出，夏洛蒂的探索对于小说确有开创意义：以往的小说中，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穿透“自我幽暗深渊”的连续不断的光束，孤独的自我从来都是诗人独占的领地。Kathleen Tillotson, Novels of the Eighteen-for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pp. 260-1。 [32] 戴维·塞西尔：“夏洛蒂·勃朗特”，载《勃朗特姐妹研究》，杨静远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317-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