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 马原，当代著名作家，曾任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3年出生于辽宁锦州。1982年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藏，任记者、编辑。同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牛鬼蛇神》《纠缠》《湾格花原三部曲》《我的祸福相依的日子》等。曾是先锋派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日，马原携新作《姑娘寨》亮相南国书香节，与读者分享了他在云南秘境的生活。七年前，因一场身体的变故，马原告别了上海的讲台和书斋，远走海南、云南，最终定居在南糯山姑娘寨上。曾中断小说创作20年的马原，在姑娘寨获得了回归小说创作的力量。 壹 我没有故乡， 我寻找一个归宿作为故乡 羊城晚报：国内外许多作家写作都会以自己的故乡作为叙事的背景，您的作品却都没有选择以您的家乡辽宁锦州为背景，而是以藏区、云南为写作背景，这是为什么呢？ 马原：因为我没有故乡。我出生在城市，小时候的房子半个世纪前就被拆了，街道变化也很大，你看我哪有故乡。我读中专的时候，特别羡慕家里是乡下的同学，他们会说我们屯背靠什么什么山，前面有条什么什么河，聊这些的时候他们特别开心，我就会很失落，因为我没有故乡。 故乡是指老家、过去的家，但是我把未来的家当故乡，以“故”字用在我这里是不正确的。我在西藏的时候，觉得西藏像我的第二家乡，我爱那里，就把那里当家乡去写。我总是在寻找第二故乡，或者说最后的故乡。姑娘寨其实是我最后的故乡，从一开始来到这里我就认定，这是我的终老之地，是我上辈子来过这个地方。 羊城晚报：您的第二故乡，西藏、姑娘寨给您的写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您认为这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马原：最重要的是背景不同，背景不同就带来一系列的不同。比如，我在西藏的时候，我一个汉族的背景当然与藏族不同，习俗、观念、信仰、价值观，基本上都不一样。在不一样的背景下，首先就是观念的冲撞，不同观念形成冲撞，本身就会生出故事。如果把你扔到埃塞俄比亚，这一定会生出故事的，因为你马上就面临沟通、生存、与陌生人相处的问题，故事就出来了。 我一生有两次机会面临两块宝地：一块是西藏，一块就是南糯山。这两块宝地给我相似的新鲜感，就是观念的冲撞。这对一个小说家而言，可能比对一个不是小说家的普通人来说有更多的刺激。因为这里面还有美学、哲学、信仰的冲撞。这些都是我在小说写作里格外关注的部分。 所以我说自己是幸运的。29岁去了西藏，59岁到了哈尼族的南糯山，哈尼族跟藏族又不一样。我熟悉了藏族以后，藏族不再有新鲜感了，这次又到一个完全陌生、充满新鲜感的地方。 羊城晚报：您在这个充满新鲜感的地方写出的《姑娘寨》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有哪些异同？ 马原：还是相同多一些。一方面有当下，一方面还有玄幻、天马行空的东西，这是小说家的天性使然，我们即使在当下也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象。比如说在姑娘寨，村民没看到的东西我能看到，我看到几百年前僾尼人的英雄帕亚马、九十多岁的老祭司，他们都说没有，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既然你有想象力，你就能遇到别人遇不到的人。 贰 面对死亡的态度不同，才让他们的生与我们不同 羊城晚报：请您详细说说这种冲撞在美学、哲学、信仰方面带给您的变化？ 马原：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死亡。生存是抵御死亡的一种方式。每个人生下来的那天就是奔着死亡去的，死亡是最大的命题。 藏族人认为人死了是要上天的，所以他们举行天葬，把去世之人的肉一条条割下来喂鹰，由鹰把你躯体的碎块带到天庭。这当然是想象了，因为鹰最后还是会落下来休息，但至少鹰在那个瞬间会把人的某个部分带到天上，光是这种想象就特别壮美。 哈尼族是祖先崇拜，如果说哈尼族有神，那就是他们的鬼。汉族的概念里，神、鬼通常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哈尼族的神和鬼都是死人，就是他们死去的先辈。 所以《姑娘寨》这本书的主题，其实就是死亡，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族群、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族群，他们面对死亡的一种态度。 死亡是全人类必须面对的、最要紧的问题，不同的族群面对每个个体生命的死亡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因为面对死亡的态度不同，才让他们的生与我们的生不同。比如，哈尼族有个习俗，生了一个孩子就去栽一棵树，到这个人寿终的时候，就把那棵树砍下来掏空，两边一堵就成了这个人的独木棺。也就是说，他们生的那一刻，他们的父母就在为他们的死做准备。所以这个民族面对死亡不是恐惧，他们很从容。 哈尼族的支系僾尼人都住在山上，所以他们的坟地通常叫坟山，那里面很漂亮、很有秩序，因为他们是祖先崇拜，鬼上升到崇拜意义上的时候，鬼就被神化了。 由于宗教信仰不同，对死亡的态度就发生了逆转，这些都是冲突。 羊城晚报：您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50年代出生，80年代因写作声名鹊起，1991年到2011年整整二十年文坛沉寂，后来又得重病，选择归隐疗养，这些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尤其是疾病，对您的文学观乃至实际创作有什么影响？ 马原：影响很大。我1991年离开小说，写作就停止了，但我不是主动停止，是被动的，想写写不出来。一直到2011年，这中间二十年我不写小说，去当学者了。2008年得了大病，这场大病让我一开始很沮丧，但是也给了我提醒：也许我的时间不是无限的，我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计时。我开始面对生命的问题，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也就是哈姆雷特的问题。当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被哲学”了。 这场大病是生命中最大的馈赠，对我来说价值非凡，没有这场大病，我回不到小说。我经常举的例子，墨西哥作家鲁尔福写了《佩德罗·巴拉莫》，也就是拉美爆炸文学的开山之作，之后就没写了；钱钟书写出了《人鬼兽》《围城》，成名后也没再写；沈从文也是，他的小说作品止于四十年代末。几个前辈同行已经作出例子。我前面也写了20年，作品量也不少，小说也超过100多万字，甚至进了文学史，也是所谓成名了，这个时候可能多数作家都回不来，绝大多数有过中辍的都没回来，我回来了。2011年我开始写《牛鬼蛇神》，这本书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作品，因为集纳了我三十多年来的多篇小说。这七年里我也写了好几本书，平均至少一年写一本书。 所以我个人以为生病是上天眷顾我，没有这场大病，没有对生和死那么深切的感受体会，我回不到小说来。我认为我“被哲学”的结果，打破了一个魔咒。一个成名作家如果中断写作，如果他还有可能回来，那就是上天给他一场大病。 叁 我们写作的人不关心是不是“先锋”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您的作品被贴上“先锋”的标签一事？ 马原：我们写作的人不关心这个事，这些都是批评家、文学史家关心的，因为他们要有一套价值体系，要归纳、要有成果、要观照历史。观照历史本身不是小说家的事，小说家就是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通过虚构建起海市蜃楼，这是小说家真正关心的事情，那些主义、那些理论不是小说家的兴趣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