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来。南都记者 谭庆驹 摄 8月10日，2018年南国书香节暨南方文学周在广州拉开帷幕，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阿来作为南方文学周嘉宾，带着今年1月推出的《机村史诗》（六部曲）来到广州与读者见面。 18年前，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而《机村史诗》（六部曲）是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巨著。这是一部关于一座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通过六个小长篇，十二个关于新事物和各式人物的短篇故事，构建起来的长廊式画卷。 如果说《尘埃落定》写的是历史，那么在阿来看来，《机村史诗》关注的就是现实，而现实更难写，也更沉重，但这样对社会的认知价值也更大。 这本书为啥叫《机村史诗》？ 《机村史诗》原名《空山》，如今距《空山》初版已过去十几年，为什么再版会以“机村史诗”的名字，以及“六部曲”的形式来重新呈现？ 阿来表示，机村的“机”，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根”，乡村就是他的根，乡村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根。通过对具体而微的乡村人事变化的呈现，包括人心的异动、信仰的消弭、村庄的散落、森林的消失等等，阿来想要为之作传的，不仅仅是这座历经半世纪社会变革涤荡的“机村”本身的历史，他想要记录的，是被裹挟在城市化浪潮中反复断裂和重组的最为广大的乡村。 其实，《机村史诗》才是最早就拟的题目。提到“史诗”，人们会想到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修记》，想到弥尔顿的《失乐园》、想到《战争与和平》，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写出属于我们的史诗吗？还能创造出怎样的史诗体裁呢？ 阿来说，这个书名来自批评家布鲁姆对他的启发。布鲁姆曾说，史诗写作的题材在发生变化，从写英雄写神灵转变为写人，尤其转变为写普通人，变成散文诗的赞颂，其中只有一个意义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歌颂人类在艰难前进的过程中，面对各种障碍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气质，这是史诗的本质，比如《老人与海》。 “当一个人在面临琐碎的日常显得困顿没有希望时，我们还是会为了生存不屈不挠地前行。史诗在每个普通人身上闪耀光芒，我想从普通人，甚至是人生非常失败的人身上发掘这种史诗精神。”阿来说。 传统乡村小说写不下去了 阿来并不想读者把“机村”看成一个藏族村庄，或是一个异族文化样本。“机村”其实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所有乡村的缩影。 从他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当下是传统乡村的破碎和解体，今天已经很难把农业农村与城市截然分开来谈，乡村大量经济来源渠道在城市，农业产品定价也不是农民定价。 “丰收的概念都变了，”阿来接着解释，过去多收500斤麦子是丰收，但现在如果期货市场价格降了，这就不意味着丰收。过去靠天吃饭，现在靠定价吃饭，定价在城市在国际，不在农村。这是农业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 换句话说，传统的乡土小说已经不能再写下去了。乡村的经验和历史，都已在城市化进程的辐射作用下，变得零碎和断裂，很多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并不像《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传统乡村题材小说里写的那样有一个大事件贯穿始终，过去那种长河式的小说也不可能写了。 既然如此，阿来也采用破碎的结构来表达。《机村史诗》六部曲中，不再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是各自独立成篇，但在地域、人物、情节上互有映照和衔连。通过为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物画像，搭建起一幅藏族乡村人物的时代群像。 把家人送去旅游，自己在家写小说 《机村史诗》六部曲写了不同时期不同人，阿来写完还不过瘾，走不出小说境界，他总觉得，还有些边角材料没有用完，应该再写一些。阿来回忆说，当时正值过年，家里闹哄哄的，为了写作，他跑去旅行社，给全家人订了去泰国的票。 于是，“大年正月初一，全家人都去泰国旅游。他们以为我也去，送到机场我转头就回家，一个人在家写完了《机村史诗》笔记。” 在《机村史诗》笔记中，阿来写下了每一种新的人事物在乡村的出现。他认为，文学就是写人的：“有人说，文学要表达思想，你思想写尽了哲学家干什么？有人说，文学要写时代变迁，但那是历史学家干的工作；有人说文学要写文化，你把文化地域都写尽了，人类学干什么？所以，文学写的是人，它会涉及各种学科，但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终是我们运用来写人的。” 我的小说不想教导别人 六卷本的《机村史诗》在结构上花了很多心思。阿来说，很多人写长篇小说不注意结构，不管什么东西都丢进小说里去。但西方作家是很注重结构的，长篇小说应该当作一个有体量的、真正的建筑来经营，好的长篇小说主要体现在建筑感、音乐感，如同交响曲的多个乐章，和谐匀称。 《机村史诗》从第三卷开始探讨人与森林的关系。他说，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里很少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不关心自然界，土地、森林、河流、天空……而《机村史诗》里一半是草原，一半是森林。 “我的小说不想教导别人，只想表达我的认知，如果有一点希望，希望每个人都负起责任，在环保等方面，每个行为都有约束有改善。” 而什么是好小说？布鲁姆提出的三个标准，对阿来很有说服力：一是审美的光芒，二是认知的力量，三是智慧，“作家要有天分，还要勤奋，觉得我多少有一点。” 他从不称自己为“职业作家”，因为从年轻到现在，一直有可靠的收入来支持写作。他认为，写作者不能太算计，否则就会远离初心。过去他写《尘埃落定》写了4年，等了4年才出版。但阿来坚持认为，自己写得非常好，除了错别字别的坚决不改。“我从不算计，也不算账，”阿来说，“对于写作，我的初心是善，我的追求是美。” 对话 中国文学有点片面强调苦难， 难道我们不能用文学来表达幸福吗？ 南都：你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小说以外，其实你也是一个诗人。诗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来：诗歌意味着我的青春时代，青春时代就是两个东西：诗歌和爱情。年轻的时候，对这个世界会有很多自己的感受，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在朋友圈里发几个字，其实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写作就这样开始了。 我的小说创作中，受到早期写诗的影响，比如说诗性的表达。但诗歌它确实有局限，它只适合表达这一些东西，没法表达另外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写小说、写散文。不用去区分说我是写诗的、写散文的还是写小说的。因为我们就是用文学表达这个世界，适合用什么形式表达，我们就用这个形式表达。 南都：能不能谈谈你的阅读？ 阿来：我阅读很晚，自己出生在一个小村子里头，正经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快到20岁左右才接触到，除了学校里的课本外，几乎就没有书这个东西。书店、图书馆都是旧的东西，或者说我们说是经典化的东西，当下的东西很少。 南都：对于书的饥渴是不是也是一种很深刻的记忆？ 阿来：我是在恢复高考以后，考进学校，到了大一点的地方，才有书店、图书馆。我想对于书的那种如饥似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现在是一个书籍过剩的时代，好书很难挑，你走进一间书店，有没有好书，有，但是大量的都是很一般的书。那个时代我们读书都是很用功夫的，有时候一天就读一本书，到深夜读完才睡。 南都：阅读喜好是怎么样慢慢建立起来的？ 阿来：就是读到一本书，你突然发现：噢，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然后再去找类似的东西来读。但是我也会找跟这种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喜欢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宽广，但跟他同时代，还有一个女诗人狄金森。狄金森就是生活范围很小，很幽闭，写的诗体量也很小，她甚至都没有很好地恋爱过，当然我也读这种。这种阅读刚好就形成对照，最后你发现自己还是会喜欢更宽广的东西。 南都：你如何理解文学中对苦难的表达？苦难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吗？ 阿来：其实所有的生活，苦难也好、幸福也好，都是源泉，就看你怎么利用及表达。只是我们中国文学有点片面强调苦难，难道我们不能用文学来表达幸福吗？ 南都：你是否觉得，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史的评价系统里，过于重视这种苦难的记忆了？ 阿来：也可能跟中国这一段历史确实苦难多于幸福有关吧，甚至可能我们有些作家连幸福怎么表达都成了一个问题。不管是文学的现实表达还是理论梳理都跟这段历史记忆有关系，因为我们上世纪的100年，很多都是战争、饥荒的记忆。 主持：胡群芳 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实习生 林兰英 摄影：南都记者 谭庆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