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具体的德行，古人对于“文”、“武”的理解是对举的。文德主内心慈惠，武德主外力暴戾。《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刚强直理曰武，威强睿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穷曰武。”(19)这些材料可能经过后人整理，但也反映出古人对于文武之德，尤其是对君王政治品格的重视。作为三代圣贤政治的核心，古人推崇文武兼备、华实相符的理想德性。如《诗经·大雅·江汉》“矢其文德，治此四国”(20)，《大雅·崧高》“文武是宪”(21)，《小雅·六月》“文武吉甫，万邦为宪”(22)，《鲁颂·泮水》“允文允武”(23)，《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24)，《管子·霸言》“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25)。季镇淮据此认为：“‘武’字表示人的一种事功(征伐)，偏于政治的意义；‘文’字表示人的一种行为态度，偏于伦理的意义。”(26)随着文德意涵的不断扩充，早期的文德、武德开始衍生出文质的意味。文德重内心修养，武德重外在武力，文质则重文、野之辨。《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晏集解：“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文质相半之貌。”(27)《礼记·表记》：“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孙希旦集解：“至矣者，言其质文不可复加也。加乎虞夏之质，则为上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则为后世之虚饰。”(28)文质包含了文德、武德的思想内蕴。在古人看来，过质之野蛮与过文之虚饰，均非理想状态，只有文质兼备，才是完美的德性。 伴随着春秋以来“文”义的泛化，“文”之含义，无所不包。凡人生一切德行修养，皆可通称为“文”，“文”也就涵括了敬、忠、信、仁、教等意味。典型的例子，譬如《国语·周语下》记载晋悼公的德性，云：“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韦昭注：“文者，德之总名也。”(29)晋悼公具备敬、忠、信、仁、义、智、勇等十一种德性，单襄公用一个“文”字来归纳。对此，饶宗颐认为：“‘文’字可说是一个典型的道德综合体，实在具有道德文化的全体意义。”(30)礼乐教化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君子之文德品行、文雅气象，直到汉人仍然是这样理解的，如《礼记·乐记》：“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31)《说苑·修文》：“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32)源于这样的思想传统，齐梁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感叹“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33)，也就不难理解了。他所秉承的是周人以“文”为德行的言说路子，其中的思想文化脉络依然清晰可见。 随着晚周以来文德思想的泛化，古人开始在德行、文辞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儒家有关德行与言说方面的论述，譬如“修辞立其诚”(34)、“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35)等，开启了尔后文学思想层面“文德”论的先河。 在解释《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时，孔子认为：“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36)孔子认为君子不能欺世盗名，而应进德修业，居上位不骄，居下位不忧，如此这般，即便身处“危厉”，也会“无咎”。紧接着，孔子提出“修辞立其诚”这一命题，将言辞和道德的关系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修辞”与“立诚”的关系，当代学者虽有歧义，或认为两者是一外一内的两件事，或认为两者是一前一后的同一件事(37)，但对于言辞和道德之间的紧密关联并无异议。关于德行与言辞之间的关系，孔子时有论述。在《论语·先进》中，有“孔门四科”的分类，德行与言语、政事、文学并举，孔子以此将弟子的特长进行分类(38)。在《论语·宪问》中，孔子直接将“德”、“言”并举：“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在孔子眼里，德行是言说的基础，但两者之间出现背离，也不是不可能的。 德行与言说之间的关系，是尔后儒家学者言说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对公孙丑解释“何谓知言”时，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39)在孟子看来，偏颇不全面的言辞、过分的言辞、不正当的言辞和躲闪的言辞，源于思想德行方面的片面偏激、背离正道以及理屈词穷；要放淫辞、息邪说，首先就要正人心。在《正名》篇中，荀子论及著书立学的道德操守问题。他认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冶观者之耳目，不赂贵人之权势，不利传僻者之辞。”(40)在荀子看来，君子辩说，不为众人的非议或赞誉而动摇，不修饰言辞去遮掩旁人耳目，不巴结、贿赂权贵，不传播邪说，而要坚守仁心、学心、公心。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较早谈论文章与道德关系的思想家。虽然孟子和荀子在人性论上认识不同，但都认识到心是道德得以成立的根源，而道德是言辞得以表达的基础。重视德行与言辞的关系，是儒学一脉相承的传统。《礼记·表记》：“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41)德行、言辞与容仪、服饰具有内在一致性，其中，德行是最根本的。战国后期以及秦汉之际的文献中，有关德行与言说方面的论述亦屡见不鲜。 伴随着经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文德成为汉代经学阐释的重要问题，加之学术分化，文人群体的出现，儒士与文人之间的矛盾对立，有关文人道德、文章的言论，成为汉末思想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论衡》中，王充阐发了孔子有关“德”、“言”的论述，首标“文德”。《论衡·书解篇》：“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42)王充此论，言“德”内“文”外，不可分离，基本上是对孔子思想的阐发，无甚新意。《佚文》篇有“五文”之说，论及文德，却颇有新意。《佚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43)王充一生都想见知于朝廷，他对东汉章帝执政的时代颇为赞颂。在他看来，汉承周之礼乐法度，“五文在世”，故而文人理应遵行。虽然“五文”中，王充评价最高的是“造论著说”而非“文德之操”，但首标文德理想，明确了道德内容决定文章形式，且以此为标准努力践行(44)，所以直到近人章太炎，仍然认定王充是第一个提出文德思想的人(45)。纵观其思想，有关文德的论述，与文质、实诚的论述，在价值取向上一致，均洋溢着浓郁的德性优先、德充文昌色彩，代表了有汉一代经学主流话语，也成为尔后文学批评意义上“文德”论的范本。 自东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辞赋之士完成了社会政治层面角色的蜕变，也导致了儒士与文人冲突的加剧，形成了一股儒士批评文人品行不端的社会舆论。对于辞赋之徒的批评，王符已发其端。在《潜夫论·务本》中，王符以本末论“德”与“辞”，他认为：“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服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他批评“学问之士”好言虚无，“品文少识”、“伤道德之实”，批评“赋颂之徒”、“苟为饶辨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的“不诚之言”(46)，形成了以道德为本、以言辞为末的基本看法。曹魏时期，“文人无行”成为社会的流行看法，故而曹丕《与吴质书》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47)的断言，这也成为这一时期评论文人缺乏文德的重要论断。曹丕据此在《典论·论文》中列举了“文人相轻”、“贵远贱近”、“向声背实”(48)等毛病，在文学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纵观整个六朝，对于“文人无行”的批评不绝于耳，譬如北齐杨遵彦《文德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49)的断语，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以“自古文人，多陷轻薄”(50)批评三十六位文人的品德，在文学思想史上影响都是很大的。而对此一问题愤愤不平，一心想为文人正名的，则是齐梁时期的刘勰。《文心雕龙》全书，论及德行与文章问题的地方颇多，文德业已成为全书批评伦理的重要规范。譬如《宗经》“文以行立，行以文传”(51)、《祝盟》“立诚在肃，修辞必甘”(52)、《谐隐》“曾是莠言，有亏德音”(53)、《诸子》“立德何隐？含道必授”(54)、《序志》“君子处世，树德建言”(55)等等。而专论文人德行的《程器》篇，更是言辞急切，针对的就是曹丕“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的断语以及韦诞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苛评。为了纠正时人对上述言论的随声附和，刘勰遍举十六位文人在品行上的瑕疵，诸如“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仲宣轻锐以躁竞”、“丁仪贪婪以乞货”等，与此对照，又列举七位古代将相品德上的瑕疵，如“管仲孝窃”、“吴起之贪淫”，以此说明人人皆有缺点，即便是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也不例外。接着，他又列举六位具有美德的文人，诸如“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等，以此说明并非所有文人都不注意小节。最后，他指出理想的文人应该是“梓材之士”，具备“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质，豫章其干”的品行。在刘勰看来，只有文质彬彬、文武兼备的文人，才能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成为大才，“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如此这般，方能“瞻彼前修，有懿文德”(56)。总体来看，在《程器》篇中，刘勰由于过多地举证反驳，有关“文”与“德”关系的论证反而被疏忽，因而对于批评伦理意义上的“文德”论而言，理论贡献并不明显。 古人有关文德的理解，自汉代以来取得道德、文章的明确含义后，大体呈现出两种主要的价值取向：文德并重、重德轻文。有关德行、文章并重的看法，较早的论述如晋代的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葛洪对于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文章之与德行，犹十足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57)为此，他以“精粗”为喻进一步阐明文章的重要性，并认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也。吾故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不亦可乎？”(58)在他看来，德行与文章乃伯仲之间，同等重要。这是历代“文德”论中较为公允的主流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