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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帝木那一年，我被一场噩梦放逐回我的城市。 我在巴黎无所事事了半年回到德国，放下一学期必选课，整天在哥廷根四处游荡。哥廷根是学生城，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比巴黎好不到哪儿去。我住在大学校园正中心的宿舍里，离讲堂和图书馆就几步路。每天过了中午，就有一群焦虑忙碌而又百无聊赖的学生们在讲堂和图书馆之间的空地台阶上坐着聊天。那一年我在哥廷根的游荡主要有校园的各个教室、倚靠在小镇后边的森林，到了晚上就去散落在老城圆弧上的六、七个酒吧。我选了一堆古希伯来语、现代希伯来语、古希腊语之类每天都定点要上几小时的没用的语言课，无非为了让我本已无形的生活多一些规律和仪式。 那一年，我陷入了一场与生活无关的绝望。 一开始，我以为这很平常，不过是青春期间歇性绝望的延续，那种大概每个人都会在某些人生时刻突然感到的什么都没有意义的情绪。后来，我慢慢发现这回持续的时间超出了预计，尽管在程度上相当平稳。没什么深重的忧郁，更没有歇斯底里的疯狂症候，绝望得没有任何起伏。在有条不紊的绝望里，我终日悠闲自得，听些无用的课，学些注定要被忘得一干二净的语言，想着那些失掉的愿望和还没失掉的日子。 也就在这一年，我认识了德国。 我从高一开始学德语，每天上几节胡闹似的德语课，本来要去大学读德语专业。临近开学时我突然恐慌，最终选择了出逃去美国念大学。大一一进校我就加入了人数少得可怜的德语社，组织了一场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纪念仪式，混了个社长，到了暑假就跑去德国交流。在哥廷根读研的时候，我自认为早已深谙德国文化，第二年就跑去巴黎交流，沾染了一身从二十世纪末遗留至今的颓唐。逃回哥廷根时才发现除了能说出几句依然不准确的德语，几个文化名人的名字，几种啤酒的标识以外，自己对身处之地根本一无所知。 不仅一无所知，我还看到了所知的不可能。于是我开始厌恶那些为了交流而交流的活动，一帮呆滞的、来练德语的亚洲学生对着一群带些优越感的、来解闷的德国中老年人。对那些看起来和德国学生打成一片的中国学生，我也嗤之以鼻；一听到他们用夸张的音调说德语，其实只是毫无诚意的陈词滥调，我就会双手捂耳，飞快地大叫着从他们身边跑过。我开始在文学课上公然对峙有名的教授和他虚伪的助教，我开始在酒吧门口同那些所谓“左翼”却只不过成天喊喊口号、抽烟喝酒吸大麻的嬉皮青年争吵。我开始地对每一个在街上搭讪亚洲女孩儿的男人冷嘲热讽——如果被搭讪的是我，我还会恶狠狠地瞪眼咒骂。我变成了一个古怪乖戾的人。 我的身边也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人，有几个都写进了这个絮絮叨叨的故事里。帝木是其中一个。现在的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当时是他眼里平和的绝望感染了我，同化了我的绝望，还是我的绝望渗透了他的目光。总之，在我遇见帝木的时刻，我知道自己也遇见了这个无论我再学多少年德语，读多少本名著，订多少份报纸，走多少座城市，爱上多少人都无法真正认识的国度。我欣喜若狂，他竟同我一样绝望！他热爱运动和音乐，不功利地念书阅读，有节制地饮酒。他关心时政，相信正义，面对问题时却唯唯诺诺。他迷恋相片里的影子，却早已没有了信仰。他的忧郁好像覆盖日耳曼的灰冷的森林，他的目光隐约透露出这片土地难以言说的秘密。 他的绝望是对“真实”强烈的渴望和彻头彻尾的怀疑。我把他的绝望搬进了文字，也为自己的碌碌无为感到无比骄傲。在这些游荡的、绝望的日子里，我好像又回到了一场梦。梦境是我们真正的故乡，也是我们都必须逃离的角落。 这场梦一直持续到下一年。2015年的夏天，我毕业了，最后一次漫无目的地一个人在欧洲大陆游荡。我从希腊穿过巴尔干到匈牙利，再坐火车回德国。最后经过奥地利萨尔茨堡的时候把钱全花完了，只好躲在古堡外面蜷缩着睡了半个夜晚，跳上一辆半夜三点的火车回慕尼黑。 我一上火车就震住了。昏白的灯光下是漆红的车厢，几个德国火车标志的红白字母若隐若现——在攒动的、几乎没有空隙的人群当中。整个车厢座位和地上全是人，大多数棕黑皮肤，有的穿得体面的在位子上，有的衣衫褴褛，挤缩在地上。女人抱着孩子，男人疲惫地睁着恐惧的眼睛，看向漆黑的窗外，跟着火车一起驶向一场陌生的绝望。 他们逃离了战争，离开他们的城市，桥梁，他们离开他们的时光。再过几天，默克尔将宣布接受难民；再过几个月，德国社会将因难民危机的激烈争论而出现分裂；再过几年，反对难民入境的德国极右翼激进政党将在二战后第一次进入议会。 我笨拙小心地走进车厢，踩到了好几个人拖在地上的衣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