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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对现象学的吸纳与转换 徐文贵：我想从这篇论纲中的现象学要素出发来谈一下看法。如果我们要梳理批判理论如何寻求与现象学对话的历程，至少可从两方面着手。首先，从外部事实看，批判理论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通过两条不同的线索与现象学建立起直接联系：一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二人在共同的导师科尔内留斯指导下，对现象学萌发强烈的兴趣。霍克海默在导师建议下，于1921年去弗莱堡参加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课堂。而阿多诺1924年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即以胡塞尔为题。另一路径为马尔库塞，他曾在1928年担任海德格尔的助手，并试图将海德格尔的思想嫁接在马克思主义上。 此外也可从思想的承继与批判方面，内在地把握批判理论对现象学的吸纳与批判。前面汪尧翀谈到，20世纪30年代的阿多诺与其同时代的哲学、尤其是现象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大家知道，阿多诺学术研究的起点即其博士论文《胡塞尔现象学对物体与意识的超越》。在这篇论文中，阿多诺站在导师立场上，为内在性的纯粹哲学摇旗呐喊，反对胡塞尔《观念I》的先验唯心论转向。当时阿多诺认为，事物既不是超越的实体，也不是直接的体验，而是由意识的连续性构造出来的直接体验之法则。他批评胡塞尔的“意向对象（noema）”概念，认为他假定事物拥有其自身之中的意义，因此错失了先验观念论的真正意义。 到1930年代中期，阿多诺采取了意识形态批评和认识论批判立场，从而更新了对胡塞尔的认识。1937年的《认识论的元批判》再度批评胡塞尔未能接近实事本身，但这次的结论不是他未能走近唯心主义，相反，是过于紧跟唯心主义。《关于哲学家语言的提纲》的具体写作日期尚不能确定，但应与1931年《哲学现实性》及1932年《自然历史的观念》为同一时期作品。从内容上看，三者也关系紧密，构成一出短小紧凑的“哲学三联剧”。流亡牛津大学期间（1934-1937年），阿多诺还写了一部关于胡塞尔的手稿，其中一篇以英文发表，即《胡塞尔与唯心主义问题》。以上这些文章，是理解阿多诺语言批判不可或缺的背景材料。阿多诺认为，其所处时代的哲学探讨正是在胡塞尔现象学、尤其是后胡塞尔现象学语境中展开的。他所谓后胡塞尔现象学，指的主要是舍勒和海德格尔对现象学本体论的改造和推进。在《哲学的现实性》与《自然历史的观念》中，阿多诺对这一现象学语境有过简洁的梳理。 他将胡塞尔视为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精神的继承者，即沿“自主理性”（autonome ratio）的思路，试图通过后笛卡尔式主体性悖论式获得客观性。阿多诺认为先验自我的理想的起点是先验唯心主义，它力图摆脱一切事实而在自身之中达到完全的自足。与此同时，超越于主体之外的“实事本身”只不过被胡塞尔设定为意识的封面画，最终可被还原为先验意识的某种权能。阿多诺指出，尽管胡塞尔给出了“被给予性”、“范畴直观”和“意向性”等新的操作手段，但最终他还是将存在还原为意识内在的直接经验，其理性的裁断（Rechtsrechnung der Vernuft）仍是先验唯心主义的货色。胡塞尔的功劳在于，将唯心主义从过度的思辨中拯救出来，以现象学操作方法使之达到其所能抵达的最高实在性。但这种试图在唯心主义内部突破唯心主义的计划，注定是失败的，它反映出现代本体论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试图让超主观的存在消融于理性的自主性和自发性之中。 如果说胡塞尔最终错失了“实事本身”而倒向了主体性，那么舍勒则促成了现象学从形式的唯心主义转向质料的客观领域，努力克服主观主义。舍勒构建了某种质料形而上学，似乎完成了在永恒观念与实在之间的转渡。但问题是，这种从形式倒向质料的操作，仍无法摆脱第一阶段现象学的危机，即理性仍不得不面对基础本体论范畴的不确定性。借用海德格尔对本体论所做的一个基本区分，即存在者范畴与存在论的差异，可认为舍勒的基本范畴不是从存在、而是从存在者中推导出来的。存在者自身的不确定性，仍是一个致命的疑难。质料本体论固然可摆脱胡塞尔形式化、主体化的色彩，但它仍未能回答存在与意识、超主观之物与主体性如何“相应地”关联这个问题。并且，在阿多诺看来，这一虚假的“客观”指向与胡塞尔一样，完全是非历史性的。在现象学源头中就存在的自然与历史的二元性，不但未得到弥缝，反而一直保持断裂。 在这种情况下，海德格尔拓宽了对现象学的理解，提出新的本体论计划即“基础存在论”。通过对某种特殊存在者即“此在”的拷问，海德格尔试图重新赢获存在的本真意义，展露存在的真理。这意味着，舍勒质料本体论又被替换成主观性领域，尽管这是一种特别的主观性。海德格尔使得存在者自身变成了意义，用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筹划（Entwurf）取代胡塞尔和舍勒超历史的存在。阿多诺指出，这种新本体论已摒弃某种柏拉图式的理念王国，同时又将存在体认为活生生的在场。海德格尔意欲以此打破形式化和静态化的现象学本体论，将时间本体论化，将时间性与历史性指认为此在的生存论本质。海德格尔重新退回到主体性深处，退回到克尔凯廓尔的存在哲学，改变了前期现象学对客观观念和客观存在的追寻方向。但海氏所津津乐道的“上手状态”，本质上仍是非辩证法的、前辩证法的，而其对历史维度的引入也是虚假的。海氏貌似非形式化的某些范畴如被抛、操心等等，仍无法抵达存在的丰富性，仍摆脱不了抽象化嫌疑。可惜的是，海氏对现象学的改造与拓展，已耗尽现象学自身的可能性，导致其解体。依阿多诺的解读，海氏的此在现象学仍与胡塞尔一样，未能脱离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基本思路。 总的来说，阿多诺对现象学的本体论计划是拒斥的，认为它并未跳出传统唯心主义的窠臼。现象学本体论的一般特征被他归结为：以自主理性及其语言为手段，为主观之外的存在提供最终依据。但其根源处的自然与历史的割裂，使之要么完全忽视历史维度，要么以非辩证的虚假历史观摆脱历史。阿多诺认为，应将历史视为如自然一般的本体性存在，历史与自然二者间存在着辩证的交错关系。应引入一种历史哲学的本体论，以便能将历史还原为辩证的自然。而现象学对内在性的沉迷，使之像守财奴困守家产般足不出户，无法真正抵达事物和客观性；由于必须借助某种主观的建构，又使得现象学欠缺社会批判的能力。现象学未能意识到，理性（意识）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始终是一种非同一的辩证关系，无法还原为其中的任何一方。任何还原的企图，都是对历史维度的忽略或遗忘。 如果说哲学批判就是对哲学语言的批判，那么这篇文章主要批判了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哲学语言：前者致力于形式化的符号语言，它最终可被还原为无言的主观意图；后者则试图利用和改造传统语言，以此“解释”其所谓真理。这两种语言共同的错误是：它们都是中介性的，即都不直接展示概念与实事之间的关联；它们都是还原性的，即作为某种表征手段它们最终都可被消解。真正的哲学语言应该取“第三条道路”，即致力于构型性语言：它既不属于逻辑范畴，也不能被形式化。对于这种真正的哲学语言，无法抽象地命名，只能辩证地思考。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面对的是已然崩解的形而上学语言，必须拒斥任何在先给予性。但我们并没有传统之外的语言资源，亦无必要重新发明新的哲学语言，而只能以之前哲学语言的废墟为材料，按照词语中的真理强制来实施词语构型。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这种构型性语言是一种“概念与实事在辩证意义上彼此交叠以及阐释意义上不可消解的”统一体，而非海氏“解构”意义上的语言。 在这篇文章中，阿多诺不仅消极地解析现象学本体论及其语言观，同时也积极指出语言批判的任务及其构型性语言观。不仅如此，他在批评非历史的、中介性的传统语言观的同时，也成功实施了其哲学语言策略。正如他并未将传统本体论问题完全抛弃，而是以认识论补充它，让二者在保持差异的同时又相互渗透；他也并未一味拒斥现象学哲学语言，而是采用传统哲学用语的同时对之进行构型化处理，使之成为逃离了还原论的新型语言。我们不妨举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他如何构型性地使用现象学术语，以达到其语言分析和哲学批判的目的。第一组术语是：实事/含实事性/含实事的（Sache/Sachhaltigkeit/sachhaltig），第二组是：相即/相即的（Ad?quation/ad?quat），第三组是：存在者状态的/存在论的（ontisch/ontologisch）。第一、二组源自胡塞尔，第三组则源于海德格尔。 众所周知，胡塞尔现象学的口号是“面向实事本身”！（Zur Sache selbst !）胡塞尔语境中的“实事”，一是指被给予之物、直观之物，一是指以自身被给予方式显示出来的问题。在《观念I》中，胡塞尔还赋予“实事”以特定的“基质（Substrat）”含义。而“含有实事的”一词，当它指意向相关项一侧时意为“可感知的”，指意向活动一侧时意为“质料的”。“相即”本是传统认识论的一个术语，如阿奎那就将真理定义为“事物与思想之间的相即”。在胡塞尔那里，“相即”有两层含义：狭义的“相即”意味着绝对的被给予性，即“相即的明见性”，亦即一个意向在直观中得到最终的、完全的充实，所被意指的东西就是被给予的东西。此外，还存在着“不相即的明见性”。通过前面对胡塞尔和舍勒的本体论批判可见出，阿多诺显然不会在原本的意义上使用这两组术语。 在拒绝了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和先验主体性及重新评判其明见性和意向性概念后，阿多诺显然改造和转换了这两组术语的内涵。取一种介乎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立场，通过辩证的批判，阿多诺保留了“实事/含实事性/含实事的”，使之既成为与主观性相异的维度，又避免了在质料本体论的意义上使用它们。而“相即/相即的”也不仅仅在认识论意义上得到理解，它们也为事物与思想之间的辩证差异与交错，提供了一种构型性的理解。对“存在者状态的/存在论（本体论）的”术语的保留和运用，也应依照构型性语言之策略来理解。他既不同意海氏的生存本体论，也不同意舍勒从存在者状态方面解释“实事”。阿多诺认为，我们有可能、也必须在摧毁传统本体论的前提下对哲学语言进行重新构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