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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而丰富的文化意义 《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42](P67-68)刘勰认为诗的产生是诗人受到外物感染而抒发情志。就宋代藏书诗而言，外物对诗人感染来源多途，不仅有静态的藏书之丰富，更有动态的藏书之利用。因缘于创作背景复杂性和创作内涵多样性，宋代藏书诗体现出多方面的文化意义与影响。 1.“家庭精神”与“书种”意识 “家庭精神”是黑格尔在论述中国文化根本原则时提出来的概念，他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43](P114)黑格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文化具有“家庭精神”，特征是以人为本、道德至上和修身致知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反映在宋代藏书诗创作文化中，就是将藏书作为珍贵的“精神”遗产留传给后人。 唐代及以前图书因为主要是钞本，复制很难，故藏书家多不愿借人，而明清时期典籍极易获得，藏书家转而重视古本、孤本，图书版本价值远超史料价值。两宋时期，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非常频繁，他们更注重典籍的文化价值，以之教育子弟，以之传给后人，“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⑦，意思是说掌握万卷图书的一介寒儒比占有万顷良田宰相更为富有。“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28](P87)，黄庭坚的诗歌也强调这样一个道理：诗书传家才能创设出更适合后代成才的环境。 众多藏书诗表达这个愿望，如南宋方回《寄寿牟提刑献之巘》诗说： 七十闲人两地仙，恰如同见会昌年。诗名我愧刘宾客，心事君真白乐天。致仕元无官爵累，藏书各有子孙传。[44](卷二十一，P176) 方回创作此诗时，与牟公献先生皆年满七十，两位古稀老人最为开怀的是藏书满室，有子孙承传。同样，嘉祐间苏辙回忆在家乡读书交游生活时，曾创作《寄题蒲传正学士阆中藏书阁》诗： 朱栏碧瓦照山隈，竹简牙签次第开。读破文章随意得，学成富贵逼身来。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更把遗编观得失，君家旧物岂须猜?[45](P162) 诗题中的“蒲传正”即蒲宗孟，“传正”是其字，四川阆中人。进士及第，曾官翰林学士兼侍读，同修两朝国史。蒲为苏家亲戚，三苏出蜀经过阆中，曾光顾蒲家藏书楼，苏辙诗句“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一直成为宋代文人藏书指导思想。 此外，藏书在文化绵恒和人类进步进程中承担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藏书之火不熄，则人类精神永在。宋代藏书诗于此理解颇深，多首诗作形象地把藏书称为“书种”。笔者检索全宋诗，这样的诗句主要有： 家薄有书种，客多成笑林。——陈著《示王侑翁二首》其二 墙东有寒士，书种世相传。——戴复古《见名园荒废有感》 端的传书种，分明是福胎。——戴复古《侄孙景文多女贺其得雄》 书种开风气，儒声动海涯。——杜范《挽周迪功二首》其一 儿辈政忧书种断，灵胶忽至凤麟洲。——葛立方《张千里惠诗次韵》 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刘过《书院》 书种传来直到今，读书几似孝标淫。——楼钥《以六经左氏传庄子遗伯中第有诗来谢次韵》 传家只要存书种，学道当知养圣胎。——陆游《杂题四首》其三 但令书种存，勿愧耕垄亩。——陆游《东斋杂书十二首》之十二 高文大册传书种，怨句愁吟恼化工。——杨万里《送李待制季允擢第皈蜀》 我家有书种，谨守勿或坠。——周密《示儿诗》 《齐东野语》卷二十《书种文种》记载说：“裴度常训其子云：‘凡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期间有成功能致身万乘之相，则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似祖裴语，特易文种为书种耳。’”[46](P380)“书种”意思是藏书好比种子，代代相传必然结出硕果。众多诗人不约而同地给藏书这样形象的比拟，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文化昌明的总体特征一致的。“书种”之说，表明宋人认为图书有生命力，可以延续人的智慧和精神，与“家庭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2.藏、读结合的文化旨趣 藏书与读书是一对孪生姐妹，藏书提供更多的可读之书，而读书多了，见识大长，更有眼光搜集鉴别，利于藏书。宋代藏书家多好学，他们博览群书，对藏书和读书关系多有清醒认识，如尤袤尝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⑧，千古传为名言。宋代是倡导全民阅读时代，社会形成了“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47](卷五，P666)的风气。绝大多数藏书家通过藏书而读书，而治学，进而走上了仕途，他们对于读书十分看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众多藏书诗对此有所反映，如刘过《书院》写道： 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48](卷十，P82) “会有岁稔时”，宋代读书人充分自信，只要刻苦读书，定会有丰厚的回报。宋人读书勤奋程度为他朝所难及，时人用“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32](《夜行》，P3839)描绘夜读情景。欧阳修记载钱惟演读书习惯说：“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两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49](卷二，P24)而欧阳修本人也是把读书当做人生最大的要务，他说：“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19](卷九《读书》，P349)宋人以读书为乐，阅读过程就是不断汲取源头活水、生命元气不断丰融的过程，他们享受到生命有所悟解的体认之乐，并将之视为无可替代的人间至乐。 “宋儒真知灼见人之心性，与天地同流。故所言所行，多彻上彻下，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50](P578)，宋代藏书诗在记载宋人读书活动时，深契这一文化人格。如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的邵雍，寓居洛阳近40年，与洛下士人交好，韩维《过邵先生居》描写其住所说： 竹坞斜开径，茅檐半卷书。幽闭入高卧，淡薄见平居。乱水随酾引，残花不扫除。因君动高兴，回首想吾庐。⑨ 邵雍在其居所最主要的活动是读书，他爱读书，几乎无书不读，求学中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刻苦。如“邵尧夫居洛四十年，安贫乐道……读书燕居……尝有诗云：‘斟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31](P1385-1386)邵雍诗是自我写照，他悠闲自适，但恬静中透出无限智慧。 3.雅传千古的藏书诗作 从诗歌艺术性上来说，宋人创作的藏书诗尚未形成专门诗风，甚至各种诗话中也没有提及这种创作现象，因此，诗学艺术并不明显。但是，宋代藏书诗大量而全面地反映了宋人藏书生活，升华他们的精神世界，文化价值极为宝贵，历史影响极为深远。受此影响，后世藏书诗创作多所开拓。 一方面，明清以来，私家藏书事业趋向繁荣，藏书家们步武宋人，拓宽了藏书诗适用范围。有题为座右铭的，如元代藏书家孔文昇说：“先公尝以十六字作座右铭，云：‘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⑩诗作一反曹操所信奉的价值观，“宁存书种，无苟富贵”，放大了私家藏书意义。有题在书橱上的，如嘉靖时苏州文士杨循吉所作《题书橱》诗： 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一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红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但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先。坠地不肯拾，坏烂无与怜。尽吾一生巳，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过不肖子，持去将鬻钱 诗作回顾购书之艰难，藏书之辛劳，视书为生命，但怎奈家人不知爱惜，真是一把藏书泪，满纸辛酸言。有刻在印章上的，清人钱泰吉说：“汲古影写许棐《梅屋诗稿》第四卷后，有朱文方印，云‘赵文敏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姓，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52](P199)谆谆告诫子孙以藏书为职责，“颓其家声，不如禽犊”之句已经类乎咒语了，不愿藏书守非其人。还有用偈语创作藏书诗的，如晚清著名学者叶昌炽，一生爱书至深，曾作一首《藏书偈》云：“无水火兵灾，无蟫蚁鼠劫；永离一切苦，如我佛所说。”[53](卷四，P420)他是在祈盼古今一切典籍永保平安，永为读书人所用，用心良苦啊! 另一方面，藏书诗发展到晚清，出现了“纪事诗藏书家传”这一诗注结合文体，把藏书诗创作推向一个高度。导夫先路者乃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续作有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和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蔡贵华《扬州近代藏书纪事诗》等。“纪事诗藏书家传”把诗作和传记完美结合在一起，每位传主用一首七言绝句，与传文(或注文、或按语)相映成趣，从体例上说介乎“史”与“集”之间，是藏书史与诗文集的交融之作。因而胡道静先生高度评价说：“把古今藏书家的珍闻逸事搜集在一起，对每人或每几个有关系的人合在一块，分别叙事，并各系以绝句一首，写得那么清新、亲切，这个创造，前无古人。无论在内容上或体裁上，都铸出了一种新的格局。”[54](P24) (责任编辑：admin) |